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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悚”故事的“净化”功能

作者:未知

  摘要:《黑猫》一向被视为惊悚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如何给孩子讲,是个问题。看似“恐怖”的《黑猫》,其实是对人之“恶”失控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悔恨的极端展现。“极端展现”之目的,自然是为了让读者看得更清楚,但“清楚”也可能导致阅读的舍本逐末,被“恐怖”吓住,而黄晓丹老师给学生上的这一课,让我们回到了“本”。如此的课堂效果,大概属于亚里士多德讲的悲剧对人灵魂的“净化”作用。
  关键词:《黑猫》惊悚净化
  据“内线”透露,温婉的江南女子黄晓丹老师,因为给中小学生讲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黑猫》,已经被家长投诉过几次了——中国家长的拼,名不虚传。确实,这篇作品,一向被视为惊悚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如何给孩子讲,是个问题。骑自行车去听黄老师上课的路上,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一次经历。某年夏天,我与两个朋友到青藏高原执行一个项目,在玉树三江源一带的牧区,探访在高原上支教的外国人。一个情景至今印象深刻:一位美国教师在跟藏族小朋友们一起看恐怖片。我不曾探问这些在雪域高原奔跑长大的孩子看欧美恐怖片的具体感觉,却一直记得他们惊异的眼神。家长们投诉的理由,孩子们惊异的眼神,似乎都合情合理。
  再说回《黑猫》,这篇150多年前的小说,今天晃眼一看,写的无非是一个渣男酗酒、虐猫、杀猫、杀妻最后被逮捕等一堆少儿不宜的事,难怪家长要投诉了。怎能把这些阴暗面暴露给天真无邪的孩子呢?即使地球明天就要爆炸,孩子今晚也得写完作业上完辅导班,按时上床睡觉嘛。其实,反对未成年人读包含类似内容的作品,古已有之。最著名的人,肯定是柏拉图。柏拉图之所以要把诗人赶出城邦,其主因之一,就是觉得诗歌中少儿不宜的内容,可能会败坏他们的德行。就拿《荷马史诗》来讲,有战争的血腥、冥府的恐怖,还有不少色情的内容,最让柏拉图愤怒的是,荷马这个老头儿把奥林匹斯山的众神写得很不堪——柏拉图坚信,神应该是人的典范,可他们的言行被荷马写得如此糟糕:一有机会就偷情,动辄就为一点小恩小惠出手帮凡人打架,其他令人不齿的勾当更是举不胜举。城邦的未来公民们看到连神都这副样子,学坏了可咋办?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逐渐产生了童话这种纯情可爱的东西,把柏拉图担心的许多内容一股脑都剔除了。比如,小红帽和外婆被大灰狼吃掉之后,猎人可以把他们从狼的肚子里救出;白雪公主遇到的七个小矮人,显然是没有男性特征的人,白雪公主与他们在一起,可谓“两小无嫌猜”。但即使在最著名的童话里,依然难免存在血腥暴力的内容,比如王后追杀白雪公主,女巫给睡美人下诅咒等。一句话,如何把生活世界黑暗消极的部分,以合适的方式展示给孩子,一直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具体到中国文化和现实语境里,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学校让小学生背《笠翁对韵》,且不说其中的封建等级观念、性别歧视和颓靡的文人士大夫情趣,读到“巫峡浪传,云雨荒唐神女庙”“灭项兴刘,狡兔尽时走狗死”之类的句子,如何给孩子细说背后的色情、阴谋与暴力?楚王为啥要大老远到山里头跟神女幽会呢?“云雨巫山”是不是脑筋急转弯啊?刘邦做皇帝后为啥要把当年一起奋斗的朋友们杀掉?当年的好兄弟为何被称为“走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出身的黄晓丹老师,之所以要给孩子上爱伦·坡的《黑猫》,大概也是想借他山之石,来探究这些教育的困惑吧。
  晓丹老師的课堂,对这个文本进行了周到精致的转换。课堂布局设计的目标,是带孩子们体察主人公复杂的心理过程:一个人之所以要做坏事的痛苦心理轨迹,或者说堕落的心路历程,一言以蔽之,观测和理解一个日常伦理判断下的“坏人”的痛苦。主人公做的所有坏事,无论是酗酒引起的无意识行为,自我失控的“原始冲动”,还是内心恐怖所引发的暴戾杀妻,都是他理性上所不愿,却因“不自制”而酿成的事实。晓丹老师跟孩子们最后达成的共识是,任何人都难免因“不自制”“恐惧”“无意识”“原始冲动”而产生一些语言甚至行为的暴力,都有过“好心办坏事”的苦楚。理解主人公的痛苦,其实也是理解你、我、他、她身上这些难以“控制”的特性。晓丹老师的潜台词应该是,教育首先要直面而不是回避人的这些特性,才可能引导孩子以各自的方式理解和应对它们。可实际情况是,无论家长、老师还是社会,在这方面似乎都没准备好。
  就在动笔写此文之前几个小时,笔者在西溪湿地东侧的树林里散步,不幸巧遇一对母子吵架。那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样子,与晓丹老师这堂课上的孩子一般大。妈妈责骂孩子的话大致如下:“学习的事儿你如此将就,但买东西你都想要最好的,你不体谅我,不拼搏奋斗,我就把你送农村去。”儿子的回答很决绝:“你是监护人,你想把我怎样就怎样,你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想送去就送去吧!”陌生人吵架,路人不好意思围观细听,所以不知道前因后果,因为在酝酿文章,就觉得上面听到的这些话里,至少有两个地方与晓丹老师这堂课的主题有关。
  一是妈妈指责孩子的“将就”。从人性来说,“将就”虽然常被贬为“马虎”,却是人比较放松自然的状态。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曾有关于人性的精彩比喻:人的灵魂就像一驾马车,由一匹劣马和一匹好马拉着,劣马使劲向下,好马坚持向上,无奈只好僵持着,所以多数情况下人的状态都是不好不坏,马马虎虎“将就”着。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情理解孩子的“将就”,就像爱伦·坡在《黑猫》里同情主人公“作恶”的痛苦一样——如果孩子的“将就”在许多父母看来也属于“恶”的话。由于人人都会陷入“将就”的状态,所以这种状态就不该被视为“恶”或“坏”而简单地被指责。二是“送农村去”。母亲以此恐吓孩子,但孩子也许不知“农村”在妈妈词库里的含义,即使知道,也多半没有亲历。这位母亲认为“送农村去”是一种责罚,孩子的回答却转移了重心,认为这种责罚和恐吓,只是“监护人”的语言“暴力”。虽然本心向善,但对话的无效和错位,使恶言引爆恶言,终于造成恶言的“核聚变”,“善”也就被炸得烟消云散了。
  如果回听自己说过的话,这对母子就很容易看到杂乱失控的对话如何逐步沦落为恶言,就像《黑猫》主人公从一个善良的人变成杀人犯的过程一样。《黑猫》主人公堕落的过程,其实就是恶引发恶的过程:主人公酗酒引发虐猫和杀猫,杀猫导致自己对第二只猫的莫名恐惧,间接导致杀妻。其间不幸遭逢的火灾,也加剧了主人公以恶行来摆脱恶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讲,《黑猫》是一篇关于“恶”失控的故事。尽管从头到尾都是主人公的忏悔,但万千“忏悔”,都不能改变已成事实的“恶”,更不能改变他“明天就要死”(故事开篇的话)的结局。正如晓丹老师课堂里想呈现的,小说之所以令人感到“恐怖”,是因为我们某些时候可能与主人公相像:被一只浑身乌黑、伶俐绝顶的黑猫(传说中黑猫是巫婆变的)所象征的莫名念头或力量攫住,做出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情。正如那对被某种“恶语”冲动控制的母子,一不经意就把一个明朗的假日变成了积郁的阴天。
  现在明白了,看似“恐怖”的《黑猫》,其实是对人之“恶”失控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悔恨的极端展现。“极端展现”之目的,自然是为了让读者看得更清楚,但“清楚”也可能导致阅读的舍本逐末,被“恐怖”吓住,而晓丹老师的课,让我们回到了“本”。在晓丹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读完《黑猫》,读完主人公临死前一天的悔罪,一方面对生成“恶”的复杂心理机制有了同情之理解;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双重的思虑:自己最好别陷入主人公那般糟糕的境地……如此的课堂效果,大概就属于亚里士多德讲的悲剧对人灵魂的“净化”作用了。这难道不是一切《黑猫》式的文本,在教育中应有的独特功能么?于是,我有点理解多年前藏区孩子们看恐怖片时惊异的眼神了。那位美国老师,也许比我们更懂恐怖作品的“净化”作用吧。
  (颜炼军,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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