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北宋“尚意”书风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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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尚意”书风的形成，既有对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创新。禅宗的兴盛与流布是“尚意”书风形成的思想基础，制度的革新与观念的变动是“尚意”书风形成的社会环境基础，唐代的“尚法”是“尚意”书风形成的历史基础，书家自身的追求是“尚意”书风形成的人才基础。“尚意”书风既是新时代的新气象，也是宋人品格的折射。
关键词：“尚意”书风;禅宗;制度;唐“尚法”
清代书家梁巘《评书帖》云：“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1]一代一字，言简意赅，恰当而又真实地反映了每个朝代书法的风格与艺术特点。宋代是我国书法风格发生较大变革的时代，禅宗盛行，制度革新，以及消除夜禁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空前变革均给予时人以极大的思想冲击。在书法艺术领域，“尚意”之书风逐步盛行并成为宋人书法思想的精神内核。所谓“尚意”，究其实质是远离唐代的“尚法”，服从于主体情志性灵的表现，尽力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趣，书法形式也日益崇尚自由化与个性化。目前，学界已从诸方面展开了北宋“尚意”书风的分析，但尚存研究空间，故书此文，刍荛之言，方家是正。
1 北宋禅宗与“尚意”书风的形成
北宋社会中禅宗的广泛传播为“尚意”书风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禅宗是佛教支派之一，对我国艺术的影响非常深远。王德军曾就此问题做过讨论，他指出：“自中唐以后，佛教禅宗非常流行。晚唐五代至两宋，更是禅宗炽盛时期，社会各界，尤其是文人士大夫更是趋之若鹜。”又言：“禅宗非理性、讲直觉体验的思维方式，无疑给艺术家洞开了广阔的天地。禅家见性而忘情，书家得意而忘形;禅家我心即佛，书家字就是我。艺术思维中的感觉灵感，往往飘忽不定，正与禅宗的妙悟相通。”[2]可谓切中肯綮，从深层次上道破了禅宗兴盛对于艺术领域的影响。
在书法艺术方面，禅宗与书法的结合为传统的书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书家们也找到了新的创意点和立足点。北宋“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与禅师来往甚密，并亲自礼佛参禅，禅宗也在悄然间影响了他们的书法艺术。例如，苏轼“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3]的千古名言，黄庭坚“字中有笔，如禅家字中有眼”[4]的顿悟，米芾“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5]的潇洒，均与禅宗及其学说息息相通。
2 北宋制度与“尚意”书风的形成
北宋“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及消除“夜禁”的制度成就了宋朝文人士大夫观念的释放，为“尚意”书风的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环境基础。
首先，在“重文抑武”的社会背景下，士大夫甚至基层百姓的文化学习热情得以激发，十年寒窗，一朝中举，成为学子们的人生诉求并深入社会肌理之中。从太祖时始，国家就很重视教育，兴修书院，建立藏书阁。太宗时，篆刻《淳化阁帖》，更加促进了文人士大夫的学习激情，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日渐提升。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与浓郁的文化学习环境，促成了士大夫更加开放的思想格局以及日趋个性化、自由化的创作理念的萌生。
其次，唐后期出现的冲破“夜禁”的新的城市气息终于在北宋上升为国家制度，传统的坊市制度被彻底抛弃，工商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城市的夜晚也从悄无声息变得喧嚣不已，官吏士绅、贩夫走卒驰骋于城市的白天与深夜，宋人的思想和性格得到了较大的释放，变得张扬。正如《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一样，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文人士大夫徜徉其中，流连忘返。北宋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近世之端，是有其依据的。这种思想作用到书法上使文人士大夫能够得到充分的自由，找到灵感，于是逐渐形成了宋人在书法上独特的风格，即“尚意”思想的形成。
3 唐“尚法”与北宋“尚意”书风的形成
唐代书法的“尚法”旨趣为“尚意”书风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基础。唐“尚法”，因取士制度中的“身”“言”“书”“判”四条，书法为其一。为了考取功名，举子们必须在书法上下一番功夫且往往会主动迎合当时朝廷的需要，使得唐朝在书法上形成了一定的理法，即规律。这种“尚法”主要体现在楷书上，尤以盛唐颜真卿为代表。颜真卿书法体现出的是中正的儒学精神，具有理性的法则，以法为尚，以法为美，以法为准。正因如此，楷书在唐代发展到了极致。
宋代时，士大夫们很难在楷书上有所突破，继而转向了能够抒情达意、表达自身意愿的行书，形式上反而形成了对唐法的解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回溯至晋代书法。譬如，苏轼作于黄州的楷书作品《前赤壁赋》，与以往风格不一。董其昌对此评价曰：“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具以其为极则。”[6]《兰亭》为东晋王羲之所书，其中“之”字无一相同，董其昌认为苏轼正是反叛传统法度，转向“信手”“臆造”的转折点。此后，苏轼便成为宋“尚意”的代表书家。“宋四家”苏、黄、米、蔡，无论是各人的遭遇还是个性的表达，均在书法上对唐法做出反叛，形成自己的“尚意”书风。
4 书家自身追求与北宋“尚意”书风的形成
北宋书家个人情趣的发挥为“尚意”书风的形成提供了人才基础。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反对做作，崇尚率真的书法创作理念，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中流砥柱。黄庭坚是苏轼的得意门生，继承和创新了苏轼的书法观，强调无法之法，把“韻”作为书法的“眼”。米芾深受苏、黄的影响，提出“学书需得趣”[7]的观点，而米芾本身的个性也推动了其书法成就。王德军将文人们的这一追求视为“文人化书风”，颇值得肯定。
北宋时期，书家们个人对“尚意”的追求被视为“娱心”之事。例如，时人欧阳修就把学书视为“寓意”“乐心”[8]之事。苏轼亦云：“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9]直到明代，董其昌仍有此念：“宋人书取意，自以其意为书，非能有古意。”[10]也就是说，“自以其意为书”便是表现个人意趣。可见，“尚意”的书法被认为是一种悦人、乐心的事物，可以于此寄托感情而不为它物所累，这也可视为宋“尚意”在心理层面的成因。 值得一提的是，“尚意”书风的形成间接影响到了北宋诸帝的书法，转而又在诸帝的推动下影响了社会上“尚意”书风的传播。北宋在政治制度上多承唐制，尤其在选官制度上，“书”仍是士大夫走上仕途的重要途径。《宋史·选举志》载：“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經》、《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11]宋初尚未设置专门的学校，仅有的国子监也是官宦子弟，人数很少，考生主要来自州县贡举。每年秋季，各州率先考试，合格考生送至礼部，称“取解试”。翌年春天，礼部组织考试，称“礼部试”，又称“省试”。省试内容基本同于唐代，进士重诗赋，其他科则重帖经、墨义。而“墨义”既为士子笔答经义，自然涉及对书法的考量。如果在书法上得到皇帝的肯定，科举的成功率不难想见。加之北宋诸帝对于书法的酷爱，举子们无不在书法上展现个性，标新立异，客观上推动了“尚意”书风的蔓延。以英宗朝为例，史载：“英宗皇帝最喜书，儒臣王广渊以书得侍从。”[12]王广渊因善书得到皇帝垂青，其书法自然会受到社会之推崇。黄庭坚曾称：“王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魁梧臃肿，以笔力豪健为主。当治平之元，才叔字价千金，蔡君谟书不值一钱。”[13]再以神宗朝为例，史载：“神宗皇帝喜徐浩书，熙宁元年间天下化之。”[14]此语正说明了皇帝对于书风传播的巨大影响。很遗憾，我们无缘得见英宗和神宗的书法，但是哲宗《司马公道碑篆额》中的篆书极其端谨，其后面的楷书类于“颜体”，但结体铿锵有力，明显受到当时“尚意”书风的影响。
总之，如王德军所言，宋代的“尚意”书风“讲求笔墨情趣，表现人格学问，使书法成为自由挥写的人生一乐，成为抒写情志性灵的纯粹艺术”。[1]新的时代气息及宋人洒脱空灵的性格为宋代书风注入了新的意境和韵味，终使宋代成为我国书法史上又一个发展的高峰，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梁巘（清）.评书贴[A].韩天衡.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84，33.
[2] 王德军.宋人“尚意”书风的形成[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0（4）：31-33.
[3] 苏轼（宋）.东坡题跋（卷四·论书）[A].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80.
[4] 王云五.山谷题跋（卷五）[A].丛书集成初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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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照（清），梁诗正（清），等.石渠宝笈（卷二十九）[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5册）[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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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苏轼（宋）.宝绘堂记[A].苏东坡集前集（卷三十二）[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28.
[10]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328.
[11] 脱脱（元），等.宋史·职官志（卷一百五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04-3605.
[12] 倪涛撰（清）.六艺之一録（卷三百十三·上）[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6册）[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01.
[13] 黄庭坚（宋）.山谷题跋（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5：52.
[14] 陶宗仪（明）.书史会要[M].上海书店，1984：216.
作者简介：王秀敏（1984—），女，研究生，教师，主要从事书法史与篆刻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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