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的医患关系影响因素及解决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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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部分，目前妇产科的医患关系日益严峻，主要受到医院、患者及其家属以及媒体宣传和人们传统观念4个因素的影响，最终从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引导患者及其家属的正确配合，发挥媒体正能量作用，完善法律规范4个方面提出解决对策，目的在于重塑妇产科医患之间的信任，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 妇产科;医患关系;沟通能力;对策
　　[中图分类号] R2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9）08（a）-0108-03
　　 著名的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阐明了医患关系的概念，认为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医生和患者两类当事人。医患关系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医生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广义范围上的“医”不仅包括医生，还涉及护士、医院管理人员以及为治疗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整个医疗系统的人，“患”不仅是患者本身，还包括患者的家属以及朋友等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影响着决策事件的人。近年来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受到社会的关注，而妇产科由于其科室面临的急诊情况多，关系母亲和婴儿两条生命，高危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系数远高于其他科室，医患关系紧张。目前国内关于医患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强化医患之间沟通、明确医患各自的社会角色、加强信息的传递，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完善医疗保健制度这4个主题展开，刘宏涛等[1]从医生和患者的性别以及身份角度阐述了大陆妇产科医患冲突的原因及对策。但妇产科医患关系主要从医学系学生的实习方面研究[2]以及临床教学方面[3]，专门研究妇科产医患关系处理的文献不足。本人2015年7月加入北大医疗鲁中医院，2017年9月于济南市中心医院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通过所见所悟结合妇产科医护人员的特点及患者的心理，分析妇产科医患关系紧张的影响因素并提出解决对策，对缓解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妇产科的医患关系现状
　　 根据山东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节反馈，妇产科专业的纠纷居于各专业之首，被公认为全球医学界里危险系数最高的。医学界智库中的医法汇团队通过alpha案例库的高级检索，选取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时间段的医疗损害责任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18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共计12 849件，相比2017年稍微有所提升，案件增加了96件。针对筛选出的2 866份二审判决书，以科室为划分标准，得出各科室发生医疗纠纷的数量比例，其中，妇产科的医疗纠纷以435的数量高居第一，儿科的医疗纠纷案件以217的数量排在第三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妇产科医疗纠纷高发性的影响。在医法汇团队做出的统计分析看出，全国多地爆发医疗纠纷，其中山东省排名第二。山东省是人口大国，二胎政策的放开，使得妇产科的就医者大幅度增多，成为全国最敢生的大省，但由于部分高龄产妇搭的生娃末班车，导致医疗纠纷的隐患大大增加。
　　2  影响妇产科医患关系的因素
　　 冯小山[4]通过对所在医院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医患关系矛盾的原因如下：其中沟通问题占到37.1%，服务态度问题占到21%，责任心问题占到了5.7%，患者认知问题占到了15.2%，其他问题占到了21%。因此，该文主要从医院、患者及其家属、媒体及其他因素分析。
　　2.1  医院方面
　　 医院方面主要涉及医护人员、医疗设施条件以及医院方的管理措施。一是患者认为医护人员缺乏服务意识。一方面忙碌的医生可能认为只需把病情简单明了地告知患者，让患者单方面接受即可，而忽视了患者的情感需求，没能给患者表达自己担忧、茫然的时间。另一方面由于上班时间以及患者较多的原因，医生负荷压力过大，没有能够重视倾听患者的诉说和提问，认为的常识性问题不再给患者解释，导致患者有不被重视的感知。尤其是妇产科这种科室里的患者女性感知会比较严重，从产前、产中到产后每一个环节都很容易产生医患纠纷，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医患紧张的关系导火索就会爆发。另一部分原因是部分医护人员沟通方式有待优化。国内学者指出，由于妇产科的就医者的特殊性，其交流的敏感问题较多，如果在医患交流敏感问题时医护人员未能保护患者隐私，并且在糟糕的时机将不幸的消息告知患者甚至交流中使用了患者无法理解的专业术语等，这都可能导致医患冲突[5]。
　　2.2  患者本身及家属方面
　　 ①认知差异。刘宏涛等认为身份及性别也是妇产科医患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医患的紧张关系往往伴随着患者对医护人员的误解进而引发冲突，医疗过程中的无性假定与日常交往中的两性性暴露往往出现矛盾的限制。当医患双方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社会关系情境中时，认知差异出现是必然的结果。②患者的不告知。妇产科是个高风险的科室，但很多时候患者及其家属由于隐私原因故意隐瞒自己或者具有家族遗传的病史导致医护人员的诊断出现失误，容易引发医疗事故。
　　2.3  媒体不实报道方面
　　 “白衣天使”是人们对医护人员的赞美，“救死扶伤”是人们对医护人员职责的界定，也是信赖也是依赖，可是再厉害的医生也不可能完全零失误，包括发达国家，每年也都有医疗过失的统计数字。以美国为例，医疗过失大约占就医患者的3%，德国每年有1.88万人死于医疗事故，主要源于药物过敏等[7]，但我国很多地方的统计数字失实，为了自己医院的名誉，部分医院出现瞒报真实医疗事故的现象，医疗过失的统计几乎都是零，除非有患者举报。导致人们也就误以为只要到了醫院就一切都是安全的了，一旦出现不可预想的后果，如产妇分娩后的大出血，那就一定是医生的责任，甚至出现医闹现象，再加上部分媒体为了博眼球赚取点击量不实的报道，医患关系会更加紧张。
　　2.4  其他因素
　　 借用卢曼的理论进行分析，在医患关系中，医患分别为主体和客体，建立信任时，除了医患现场沟通的直接影响，还受到医疗体制、管理质量、资源分配、医生专业能力、医患双方的诚信品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将这些因素细分，对应到信任理论中的制度和人际信任因素中去，这些因素共同组成一个事件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到医患之间信任的建立。 　　3  维护妇产科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
　　3.1  提高院方及医护人员的沟通技能，提升人文关怀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对医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而不仅仅是医术的提高。妇产科由于涉及女性患者的诸多隐私部位和过往，也可能涉及配偶和家庭情况，女性患者的情绪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对医护人员的语言感知比较敏感，易产生情绪波动。需要医护人员更多的人文关怀，一定要尊重患者，注意隐私的保密。尊重患者的权利，履行告知义务，从诊断、到检查以及用药治疗后的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口头告知必要时出具书面告知，帮助患者及其家属做出适合的选择，以便及时治疗，避免因未尽注意义务、延误治疗引发不必要的纠纷。同时要注意病历材料记录完整、书写规范，避免患者因看不懂引发错误的理解。妇产科的医护人员要在提高自己医术的同时尽量关注患者的情感需求，通过语言与非语言的方式强化与患者的沟通技巧，提升人文关怀。
　　3.2  引导患者及其家属的配合，履行告知义务
　　 良好的医患沟通不仅仅是医护人员的职责，也需要患者及其家属的配合，这是是采集病史、诊断、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需要双方都尽到告知义务。这也是建立医患信任、减少和化解医患纠纷的重要方法，患者及家属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有时甚至成为医疗事故的主要原因[6]。如在2018年发生的一则产妇跳楼事件，家属缺乏对患者的关心，当临近分娩的孕妇受不了疼痛的时候请求剖腹产却遭到家属的反对，但对于这个事件网上两种说法，患者家属说是医院的人文关怀不够，安全防范不到位，才导致孕妇跳窗户而亡。而医院方指责家属，因家属拒绝剖腹产，导致产妇压力过大跳楼。尤其是老一辈的人认为女人生孩子是件很简单的事，不需要做检查，不需要太矫情，但一旦出现产后并发症很多患者的家属就表示无法理解，送的时候好好的，出来的时候人没了，虽然整个治疗环节没有问题，但很多突发状况的出现就是因为事前没有对医护人员尽到告知义务，由于疏漏造成的隐患。
　　3.3  媒体正能量的报道
　　 大众传媒是公众了解事情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事实真相不了解的情况下，媒体要起到把关人的作用，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只为博取点击量而对医患之间的纠纷添枝加叶，恶意扭曲医护人员的形象，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再扭转就是很难的事情。
　　3.4  加强医院医护人员技能培训
　　 一方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要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医疗护理质量，从技术层面尽可能降低治疗的風险。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医德修养，由院方出面定期邀请心理专家等对潜在的负性事情及时调整，尤其是在患者越来越多，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往往再有耐心和医德的医护人员也会有崩溃的边缘，可配备心理宣泄室、等进行合理的情绪宣泄和调节。
　　3.5  完善国家医疗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患者的习惯是都拥挤到三甲医院，尤其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孕产妇又是家里的重点保护人员，人们的传统观念就是三甲医院肯定比小医院好，专家肯定比普通医生好，导致患者不管大病、小病一律往三甲类的大医院跑，医护人员的压力增大，就诊时间容易缩水，在期望值很高的情况下更容易引发患者的不满。美国通过严格的就医转诊制度[8]，如家庭医生来分流大部分病人。另外，德国建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给予患者政策上的保障，这是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医患矛盾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刘宏涛，蒋睿.性别与身份：中国大陆妇产科医患冲突的一个分析维度[J].思想战线，2017（3）：25-37.
　　[2]  李培莉.正确处理妇产科实习中的医患关系[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5（6）.
　　[3]  刘建，李健伟.妇产科临床教学与医患关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医学教育探索，2006（9）.
　　[4]  冯小山.浅析妇产科医患矛盾原因及对策[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1（10）：799-800.
　　[5]  马润玫，廖书杰，马春玲.妇产科医患敏感问题交流的基本要素[J].实用妇产科杂志，2005（8）.
　　[6]  单汉国.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与实践[J].中外医学研究，2015（9）：142-144.
　　[7]  刘丽莉.德国医疗模式对优化我国医患信任关系的启示[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8（20）：39-40.
　　[8]  周俊婷，李勇，胡安琪，等.德国医疗服务供给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8（4）：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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