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与薪酬激励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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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薪酬激勵一直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本文围绕管理层权力理论，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剖析了管理层权力作用于薪酬契约的具体机理，并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薪酬契约;管理层权力;高管
　　一、引言
　　良好的薪酬契约可以有效缓解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代理问题，但实务中，股东与管理层的自利本性和有限理性常常表现出非合作博弈的特征。管理层权力的存在，使其可以通过权力影响自身的薪酬设计，偏离了最优契约的设立初衷。将管理层权力理论引入薪酬激励的研究框架，有助于解释现有的一些研究分歧。由此，本文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
　　二、管理层权力对薪酬激励的影响
　　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薪酬业绩敏感性上升并不意味着代理成本降低，业绩“噪音”既有宏观环境等客观因素，也有如管理层自身盈余操控等主观因素。国内较早从权力视角探讨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原因的是卢锐（2007），他认为管理者拥有越大的权力，薪酬差距就会越大。但该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随后，学者逐渐开始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薪酬的影响，该理论已经成为国内解释薪酬契约设计与执行效果的重要依据。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可知，高管出于自利本性，利用权力影响薪酬契约攫取个人私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利用权力自定薪酬，谋取私利
　　吕长江等（2008）针对国企“一股独大”特殊背景，对国企高管货币性补偿与企业业绩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权力大的管理者可以同时兼顾权力收益和高货币补偿。该研究对管理层权力的进行了一定分类，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仍然仅限于权力对货币薪酬差距的影响。权小峰等（2010）认为国企不同控制层级下，高管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方式将有所差异，进一步将研究主体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两类，发现国企高管权力越大，其攫取的私利越高，并且央企高管和地方企业高管具有不同的私利偏好。该研究对国企的不同控制层级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并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国企金字塔控制条的深度这一指标来合成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且还从隐性与显性货币性私有收益两方面来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张铁铸等（2014）则将管理层能力引入研究框架，发现，当权力进一步膨胀时，高管获取的在职消费水平也上升。同时也发现管理层能力与在职消费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外部约束和声誉机制下的自我约束可抑制相关寻租行为，丰富了相关理论。
　　（二）管理层权力影响薪酬契约的设计与执行
　　1.高管权力影响薪酬契约中业绩指标的选择
　　刘星等（2012）研究发现，在权力影响下，高管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当业绩上升时，高管利用权力加大薪酬业绩敏感性来提高薪酬，而业绩下降时，敏感性降低，使得薪酬下降空间有限。缪毅等（2016）基于薪酬辩护假说，检验出当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过大时，为给高薪披上“合理”外衣，高管人员可能会通过增加有利业绩指标的权重来为高薪辩护。该研究引入薪酬辩护假说，丰富了相关理论。
　　2.高管利用其权力增加其可控因素在薪酬契约中的权重
　　赵纯祥等（2013）发现，企业投资与管理者权力显著正相关，表明在权力增长的背景下，管理者通过扩张投资进行寻租的能力也会得到加强。步丹璐等（2014）以政府补助为切入点，检验了高管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发现权力的存在会使政府补助成为伪装业绩的指标，从而增加高管的薪酬，这种现象在国企表现更突出。此前，较少有文献从政府补助角度研究薪酬差距，该研究开辟了新思路。
　　3.管理层权力可能降低公司治理的作用
　　方军雄（2009）认为两职合一的现象会增强高管在董事会的影响力，为高管利用权力操控薪酬体制提供了一定可能。王清刚等（2011）研究发现，两职兼任、股权分散的企业中，异常高管薪酬现象越严重。盛明泉等（2012）发现在公司治理弱化的背景下，管理层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使其于己有利。任广乾（2016）研究了权力通过薪酬标杆作用于高管薪酬制定的传导机理，发现高管可利用权力影响薪酬标杆的选取进而操纵自身薪酬。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对管理层权力与薪酬激励的相关研究进行进一步总结，发现管理层利用权力影响高管薪酬契约，主要通过利用权力自定薪酬与影响薪酬契约的设计与执行两方面。同时也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一）高管权力衡量指标不统一
　　当前研究对管理层权力的定义不统一，不同研究之间定义的不一致性会限制不同研究之间结论的可比性，同时也较难得出一般化的结论。关于管理层权力定义的不统一成为阻碍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理论视角单一
　　最优契约论认为，当董事会和股东监督无效时，高管才获得权力，从这个角度定义的权力只能看作从人的自利性出发而给股东带来的成本。但权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用单一理论难以对其做出深刻的解释，从多学科理论角度进行探讨有利于增进对高管权力来源、影响和动态性的理解。
　　（三）缺乏制衡机制研究
　　目前相关研究视角单调，较多集中于高管利用权力影响薪酬契约谋取私利，缺乏权力治理控制方面的研究。实际上，相关制衡结构的缺失是造成权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因素，那么企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更应该关注如何削弱高管权力并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用的监督。一方面，优化公司治理，有效的治理机制可以抑制由治理机制缺失导致的权力膨胀，减少高管以权寻租的行为，此方面文章有待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外部监督对高管权力影响方面的文章比较缺乏，研究可以从媒体关注、政府干预、社会监督等方面切入研究，提高薪酬操控的社会“愤怒成本”。
　　（四）经济后果研究有待拓展
　　现有关于高管权力经济后果的研究并不少，但研究主题较为集中。若把权力理解为“行为主体与组织成员互动过程中拥有的获得优势的能力”，那其对企业的影响就不仅仅是现有研究关注的几个方面。企业投资、战略、创新等都会受到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国有企业主体，可以对家族企业、民营企业的经济后果进行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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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缪毅，胡奕明.内部收入差距、辩护动机与高管薪酬辩护[J].南开管理评论，2016（02）：32-41.
　　[12]步丹璐，王晓燕.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J].南开管理评论，2014（02）：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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