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视角下干部教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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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干部教育是以干部为培养对象的一种特殊成人教育，是提升干部队伍水平、强化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借鉴和反思后现代哲学观点，对干部教育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从学科内体制和学科外体制的完善及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探究加强干部教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关键词】干部;干部教育;学科建设;后现代哲学
　　【中图分类号】G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20）02-0077-05
　　【作者简介】戎乘阳（1994—），男，太原人，2017级成人教育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桑宁霞（1964—），女，山西榆次人，教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
　　后现代主义哲学（Post-modernism）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Foucault）等人把后现代文化形式的讨论深入到哲学高度，提供了分析、反思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新视角。[1]这一哲学思潮以批判现代工业文明为主基调，重视多元化、碎片化、反传统的思维逻辑，深刻影響了当今世界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干部是我国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中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是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培养干部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大事。[2]我国目前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干部培训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开展干部教育活动和干部教育者本身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新中国历经70年的发展，走过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了更好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主阵地，我们必须在借鉴和批判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干部教育，分析干部教育内外学科制度的发展需求和实践经验，探究其加强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为我国干部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借鉴思路。
　　一、不确定中的确定：学科内在制度完善的需要
　　围绕“世界到底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遍布了哲学发展的轨迹，传统观点认为世界是确定的，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Leucippus）曾对确定性做过这样的表述：“任何事物都不是随意产生的，都有其必然的缘由。”[3]几千年来，这种对世界的理解一直被西方哲学界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人类思维逻辑的一部分。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理性文明的反思，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探讨，其中对后现代哲学冲击最大。福柯认为，哲学家的根本目的是要将本源和真理拉下神坛，[4]对世界的确定论提出了质疑，这种认为事物不可知的、不确定的思潮也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同。但我们需要看到，确定与不确定不应该是水火不容、相互对立的关系，后现代哲学强调不确定论意义的同时，并不否认确定带来的文明成果的意义。[5]换言之，后现代哲学反对的是不确定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不是不确定本身，不确定应该是确定追求的前提。
　　 学科的内在制度，是指某一研究领域中各个内部要素的规范和定位，包括学术概念、知识体系、价值规范等。[6]当前干部教育的学科内在制度，以研究内容为例，对近年来知网有关干部教育文章做以整理，具体情况如下：
　　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具体培训方法上，这些研究与国情国策结合相当紧密，对培训体制的完善和培训机构的学科建设情况做了诸多分析，体现了当下对干部培训实践研究的重视，但缺乏干部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理论研究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基础学术活动，对干部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数量仅次于具体方法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干部教育开展研究，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利用新时代的政治理论和思想研究干部教育成为新热点。除此之外，站在教育史的角度对干部培训历程和革命领袖的教育思想进行的研究也有很多。这些研究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面对当下形势，对干部教育提出发展构想。
　　总之，相关研究在形式和数量上较为丰富，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产生了自洽的内部结构和运行逻辑。但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处于不确定和确定对立冲突的状态：一方面，干部教育的研究成果以其它学科内容的形式存在于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呈现出碎片化的确定状态，显示出不确定性;[7]另一方面，研究希望用其他学科话语解释干部教育，研究深度也相对欠缺，呈现出明显的确定性。这种发展模式明显已经陷入瓶颈，干部教育学科内在体制的发展需要加强学科建设，通过重新审视后现代哲学来排除这些负面影响，实现不确定中的确定。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
　　美国著名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保持对科学合理批判的同时，强调“建设性”，不仅承认现代科学的重要性，而且更提倡自然的主体性、人文价值和伦理道德在发展中的作用，重视科学与人文的不可分割性，[8]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解析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干部教育研究作为实用性极强的研究领域，需要通过加强学科建设来构建专属于本学科的价值目标，在不确定中找寻确定，实现事实研究向价值研究的飞跃。在当前干部教育研究成果“分崩离析”的状态下，通过这种思维改良干部教育的内在制度，可以重塑干部教育的这种人文价值，厘清干部教育发展的社会规律，在个人层面使培训对象强化自我意识，正视干部差异性在干部教育秩序结构上的多元化影响，明确不同干部的责任和义务，从能力和意识等各方面塑造合格干部，丰富干部教育的包容性;在社会层面通过塑造价值取向、思想伦理甚至意识形态来拓宽本领域的研究深度，塑造专属于干部教育学的学科价值，从而顺应时代发展、明确自身定位，为完善社会治理添砖加瓦。
　　2.建立知识体系的需要
　　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知识一直建立在普遍的“可证实性”和“可接纳性”的基本假设之上，后现代哲学对此有不同观点，认为知识并不能对客观真实的世界进行反映，一味追求客观真理是不现实的，知识是人对当前社会主观认识的表达，这种表达随着历史进程的前进一直在变化，知识应该构建于“情境性”之上更为合理。[9]换言之，无论何种知识都应该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由特定的理论范式、知识体系和文化符号表现出来，绝对确定的、孤立的表述并不能体现知识的意义，只有将知识置于整个体系、重视不确定中的确定，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当前对干部教育的研究，大部分是围绕干部培训的发展历程展开的，这些研究成果注重对培训经验进行总结，被普遍认为是超越社会和个人条件局限的客观存在，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普遍共识。但在简单总结的基础上，缺乏对知识进行理论化、体系化的整合，这种对待知识的态度具有鲜明的普遍主义倾向，是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粗暴模仿，干部教育知识体系的建设更是无从谈起。这导致干部教育研究只能盲目追求普遍性的、绝对客观的知识，缺乏站在人文高度解释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研究成果在追求普遍适用性的同时反而忽视了地方性、个人性的结论。随着干部教育实践的深入和拓展，干部教育知识的增值速率大幅增加，干部教育需要专门化、体系化的知识结构来呈现这些研究成果。在后现代哲学视角下，加强干部教育的学科内在制度建设，重视不确定中的确定，才能建立干部教育知识之间合理的逻辑关系，才能既明确研究立场，同时把概念、指导思想、学科定位等方面的成果整合起来，形成兼具普遍适用性和地方性、个人性的知识体系，摆脱干部教育研究只是单纯对自然科学研究模仿的现状。
　　3.确立研究方法的需要
　　当前干部教育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直接借鉴而来的，这些方法不仅缺乏原创性和内生性，更没有向本领域转化，再加上干部这一群体特殊性的影响，导致当前方法并不能很好地研究和解釋干部教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干部教育研究受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这种现代哲学强调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的明确区分，本质上来讲是确定性的同一律。这直接导致了即使这些研究存在于不同的学科话语体系里，不同学者、不同机构、不同单位仍对客观对象的表述更趋向统一，希望用共通的、确定不变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和解释干部教育。以后现代哲学的视角来看，这种二元对立逻辑下的干部教育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用绝对统一的研究范式来解释所有问题更行不通，亟需针对本研究领域特点进行分析、思考的研究方法，干部教育不能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指出：“探索一种绝对万能的、不会出错的理论和方法，不是一个学者该做的事，这种想法会使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产生偏差。”因此，面对干部教育的研究现状，要通过学科建设来深刻反思这种逻辑，在承认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行统一规范，勇于“话语创新”，产生真正属于干部教育的研究逻辑，满足近年来干部群体的多样化培训需求。
　　二、自由中的规范：学科外在制度完善的需要
　　传统现代哲学追求个人在环境中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带有浓厚机械论色彩的无序自由，与秩序和规范相悖。与之相对应，建设性后现代哲学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个体应该是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相互反应产生的，这种反应是自由且具有创造性的，个体不应该是简单的、依附于环境存在的附庸。[10]在这种观点下，个体应该在自由中遵循一定的规范约束，过度的自由或规范都能使个体失去与环境有效互动的能力，保持适应性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最佳状态。学科的外在制度，是指学科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机制，包括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组织、学术载体等，是学术研究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11]干部教育的学科外在制度建立了与研究人员的基本联系，实现了传统现代哲学上的“自由”。当前干部教育的研究机构主要分为三大类：
　　1.开展干部教育的培训机构
　　遍布全国各地的党校和干部学院成为研究干部教育的绝对主力，占所有研究机构的一半以上，此类机构长年处在干部教育培训的第一线，对培训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最为清楚，能为干部教育研究提供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但由于受训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和办学经费都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拨款，在人事管理等方面均由上级部门所决定，有关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上级部门分派的任务，研究主动性有较大提升空间。
　　2.普通高等院校
　　普通高等院校是最为综合性的科研机构，擅长利用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视角去分析干部教育，一方面为干部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另一方面使干部教育成为研究其他学科内容的有力工具，因此，这些机构对干部教育的研究多从其他专业学科出发，研究科目的定位重叠且复杂，并不能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科研资源。
　　3.干部教育的管理部门
　　干部教育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在科研上仍旧是典型的科层管理模式，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研究重点更多偏向政策管理，研究的领域较为固定。干部教育在专业设置、期刊和研究学会的发展上也有所尝试：
　　（1）专业设置方面
　　华东师范大学曾在2004年设立了领导教育学专业博士点，[12]尝试培养干部教育学专业的研究人才，并建立了相应的课程体系。虽然这一专业是华东师范大学自行设立的专业，并且现在已经撤销，但仍旧是建立干部教育学科的一次有益举措。
　　（2）期刊著作方面
　　涉及干部教育研究的期刊主要是各地党校、干部学院的学报，高校的管理学类研究刊物对其也略有涉及，但总体来看缺乏专门针对干部教育研究的权威刊物，干部教育研究急需稳定、专业的学术刊物作为交流平台。
　　（3）研究学会方面
　　迄今为止没有专门的干部教育学术研究组织，对本专业的研究交流主要靠政府的人事部门和党校通过组织学术会议来进行，除了讨论学术问题外还涉及培训工作的实施部署等，学术化程度有待提高。
　　总体来看，这些学科外在制度具备了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基础，学科外在制度解决了有无问题，但仍处于“无序自由”的状态。
　　 干部教育研究学者与学科外在制度之间本质上是个体与环境的关系，这里的环境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以学科外部制度为代表的学术研究环境。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说过：“处在自然环境下的不同个体都被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并且这种自由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这表明了个体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被用于谋取正当利益，也能用于作奸犯科，具有不同经验水平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后现代哲学观要时刻保持对个体的福利与环境共荣发展的关注。”[13]因此，在后现代哲学思维下，个体是有自我抉择的存在，并且这种主体性对环境具有正反两方面影响，个体的主体价值想得到真正发挥，要平衡考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即学者在自由学术环境中应该具备共荣的规范，这是学科外在制度完善的必然需求。具体来讲，个体由环境而生，是社会历史和制度的一部分，个体和环境永远不能相离。[14]因此，个体和环境之间要构建一种共荣的规范关系。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一个研究领域只有在科层和制度上拥有“合法化”地位，才能在研究成果的生产和应用上得到一系列的制度性保障，如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等。这样，不但学者能获得荣誉感和成就感，而且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奖励，这种“物质激励”和“知识成就”的双重奖励反过来促进了学者的研究积极性，加快了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产出，这是个体与环境共荣关系的直接体现。 　　综上所述，当前的干部教育亟需通过加强学科建设，在制度层面取得学科地位，促进培训机构、普通高等院校、管理部门等机构的科研专职化和组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解决当前研究机构多而不强的问题;通过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将研究人员组织起来，建立一整套制度性的研究管理模式，提高他们的学术关注度和持久性;通过建设专门的学术组织和创办学术期刊，填补当前缺乏干部教育研究学会、专业研究期刊的空白。只有这些外部体制逐渐完善，建立自由中的规范，个体才能实现与环境共荣，干部教育才能拥有适宜的发展环境。
　　三、多元中的持守：实践发展的需要
　　 干部教育为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干部教育实践发展仍然面临很多挑战。移动互联网络的快速普及使多元文化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后现代主义对干部教育的负面影响愈发凸显。后现代主义起源于西方，带有浓厚的反对传统、反对权威的思维：一方面，有利于干部创造性的培养，能促进其突破传统限制、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年轻一代的领导干部认识和理解事物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使指导干部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了冲击，传统教育方法受到挑战，培训效果受到了削弱。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發展着的理论，死板地、教条地使用这些理论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15]面对当前干部教育实践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学科建设成为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通过学科建设分析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积极因素，杜绝其负面影响，实现多元化思潮下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持守，可以促进干部教育发生适应时代发展的变革。
　　1.抵制多元化负面影响的需要
　　著名批判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认为，多样性形成了人的社会世界，它包括了人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社会科学要重视人的多样性。[16]人是天生就具备多样性的，和世界的接触不同，对社会的理解不同，造就了每个鲜活的人。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干部群体中存在的差异性应当受到接纳和认可，这本无可非议。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思想多元化是对思想多样性的曲解，这种利用事物特性来概括事物趋势的做法，是一种对思想多样性粗浅、僵化、教条的解读，在干部教育中需要警惕思想多元化的负面影响。
　　从干部个人角度来讲，个人的行为只能将一种思想作为准则，并一直向前发展，不能否认存在认识不足和行为偏离的可能，但思想作为一个完整个体一直存在。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思想具有多样性，但发展趋势不是多元化的，而是不同思想之间通过碰撞交流形成融合发展的趋势，最后逐渐形成主流的意识形态。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意志是基于本国文化和历史发展而来的，具有内生的统一性，不可能具有一种超脱于国家之上的“普世价值”。
　　因此，通过加强干部教育的学科建设，警惕和抵制干部教育实践过程中思想多元化的负面影响，成为扫清当前存在的思想障碍的必要途径。
　　2.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需要
　　干部教育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骨干的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即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是有必然性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17]坚持这种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不仅是物质力量的精神化表达，而且涵盖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此，只有加强干部教育的学科建设，对干部教育的实践开展深入研究，探索坚持干部思想一元化的具体方法，从而杜绝教育活动中老旧的、灌输性的政治说教，才能促进和引导干部用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并使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是僵硬、死板的教条，而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最终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
　　 干部教育培训在党和国家的发展中无处不在，是党凝聚人心、团结同志的重要手段。在当前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通过加强干部教育的学科建设，可以充分借鉴其先进思想来完善学科内外制度，同时杜绝其负面影响，从而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对干部教育的实践发展进行正确指引，满足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高水平干部队伍的现实需求，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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