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评量、归因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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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区矫正对象的增多，青年社区矫正对象作为处于不利地位或社会资源相对缺乏的人群理应得到关注。厘清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获得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更精准地供给社会支持以促进其适应和回归社会。基于对799个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问卷调查，利用探索性因素法（EFA）构建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对各指标的赋值测量和权重整合，评量结果表明：第一，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水平为73.63（百分制），处于良好以下水平;第二，社会支持各类型得分呈差序特征，情感性支持相对最好，工具性支持次之，支持利用度最差;第三，行动策略、居住类型和矫正类型是影响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最主要因素。基于此，需要倡导相应的社会支持精准供给策略。
关键词：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评估指标;影响因素;矫正策略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将于2020年7月1日起施行，这意味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试点以来迎来了更加法治化的新节点。我国现有大量的社区矫正对象，而且还将继续增多，截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达到478万人，累计解除矫正对象411万人。近年来每年新接收社区矫正对象50多万人，解除矫正也超过50万人，并在2019年接近60万人，在册超过70万人。[1]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缺乏社会资源的青年，他们重返社会更离不开社会支持。[2]社会支持缺失会使社区矫正对象更难以回归社会，[3]如何实现对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支持的精准供给，帮助其适应并回归社会，理应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
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对象。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相较一般社区矫正对象更显弱势，主要表现在经济来源和谋生手段的缺乏、就业与受教育权利的缺失、断裂或不彻底社会化等方面。[4]笔者及团队曾从性别、年龄、整体等方面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做过研究分析，也发现青年社区矫正对象对社会支持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对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支持需求进行回应的首要前提是，厘清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获得现状，而构建适用于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评量指标体系是关键。然而，目前学界针对该群体社会支持问题的研究还很有限。
回顾以往对于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郑永君在其团队数据和分类基础上，重点从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三维度进行定量测量;[5]井世洁从经济支持、就业支持和精神支持三方面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现状进行了定量分析;[6]庞荣直接采用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将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内容操作化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进行定量考察。[7]在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测量中，研究者多通过支持维度的主观划分或沿用现有的测量范式，尚无对该群体社会支持指标评量体系的构建研究。如何构建科学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指标体系，进而评量、厘清现状并探寻影响因素是亟待拓展的领域，也是本文的问题意识。
二、样本构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在近年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状况在中部W市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选取了12个城区，调查地点兼顾大、中、小三个层次和中心-城郊两个发展区域，调查样本能较好的代表社区矫正对象的整体支持状况。此次调研共发放2 200份问卷，回收2 140份，有效问卷率为95.4%;其中，年龄小于35岁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有效问卷799份。本文即是从青年的视角对这799个样本进行研究。通过样本分析可以看出，在性别结构上，男性占88.7%，女性占11.3%;在婚姻构成上，未婚占58.9%，有婚姻经历占41.1%;在矫正类型上，管制占3.9%，缓刑占88.6%，假释占2.2%，监外执行占5.3%;在年龄分布上，范围从16岁到35岁，平均年龄为28.07岁;在教育程度上，年限从6年到19年，平均教育年限为12.24年（见表1）。
本文采取定量研究方法，运用调研数据初步建构起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指标体系，并对W市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获得现状进行评估并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分析。具体来看，首先，在对以往文献研究及实地调查基础上，经过多次专家探讨与实地调查确定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调查问卷;其次，运用探索性因素法（EFA）探求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从而建立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指标体系;再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构建起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指标体系进行“赋权”，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为下一步支持水平的测量奠定基础;最后，参照各指标所具有的权重测算出社会支持总体水平及各维度的支持水平，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对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三、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评估指标构建
社会支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当前学界对社会支持的维度划分及测量已有一些成果。国内外学者为回答如何衡量社会支持的问题，主要采取多维度测量的方法。由于社会支持的構成要素众多，研究者出于特定的研究视角和目的对社会支持进行维度划分和指标选定，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支持功能视角、支持性质视角、支持来源视角。
（一）社会支持的三个视角与评估体系的维度选择
第一，支持功能的视角。该视角侧重关注社会支持内容本身，将社会支持视为一种有待发挥作用的资源。例如，早期学者Morgan & Zimmerman提出工具性-情感性支持二分法;[8]Fuhrer在此基础上提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信息性支持三维度说，认为信息性支持独立于前两种支持，且对支持客体意义重大;[9]郝晓宁则认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社会交往支持是社会支持的核心方面;[10]也有学者提出支持四维度说，如韦艳的生活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社会交往支持四维度划分，[11]但从支持本质来看，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同属于工具性支持范畴。 第二，支持来源的视角。该视角也称支持网络视角，侧重考察支持供给主体类型，认为社会支持是得到相当密切关系和一定信任程度的人的帮助，这些人主要指亲缘、地缘、业缘所包括的亲属、朋友、邻居、同事等重要关系。[12]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依所研究对象不同对社会支持的分类而呈多维度、多层次性。例如，章友德对社会服刑人员研究中进行社会、社区、家庭及个人支持四维度的划分;[13]陈琦在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研究中将家庭支持归为个人支持，从政府支持、社区支持、个人支持三方面进行考察;[14]魏成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研究将其划分为家庭、社区、社会三个层面;[15]王世英对留守儿童研究主要考察家庭、朋友和老师支持水平。[16]
第三，支持性质的视角。该视角最早开始于肖水源临床精神医学方面的研究，他将社会支持划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17]并建立包含十个项目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随后，诸多学者借鉴和修改该评定量表作为其他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工具。如方曙光对失独老人社会支持现状的考察;[18]魏军锋对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的测量;[19]李芳对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的分析。[20]相比前两种视角，该视角更具合理性，原因在于即使个体拥有各种客观存在支持和主观感知到的支持，若其不接受、不加利用而未使效用得到发挥，社会支持便不成立，同时也能够从侧面反映个体对所获支持的实际需求状况。
社会支持的指标在不同研究中具有不同的选取标准，学者们对支持维度的划分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面向的特征，为辨识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维度及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本文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调查实际及其特殊性，主要从支持功能视角来界定和分析社会支持的获得状况，在此基础上借鉴肖水源的分类方法，初步预设将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评量体系确定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
（二）三个维度的探测验证与评估体系的指标构建
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调查问卷涉及矫正服务、日常交往、正面互动、活动参与等方面的内容，对全部变量进行相关矩阵分析和项目分析。剔除不适合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分析的指标，将保留的30项指标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提取若干因子反映众多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命名，从而探求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具体采取主成分分析法萃取公共因子，并将因子提取数量限定为3个，采用最大方差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直交旋转法。运行结果如表2所示。
30个测量题项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KMO系数为0.922，根据Kaiser（1974）的观点，达到了“极佳的”水平，表明变量间有公共因子存在;Bartlett球形检验的X2为22782.966（自由度为435），显著性概率值P=0.000，小于0.05，表示该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且总体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公共因子。KMO系数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均表明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3个限定公共因子累计解释的方差占总方差的64.125%，超过50%的最低要求。因而，可以认为抽取3个公共因子是合理的。F1因子包含与接纳、倾听、理解和尊重相关的15个指标，这些指标是矫正对象所获情感关怀的直接反映，故命名为“情感性支持”。F2因子包含与支持主体互动及活动参与等9个指标，这些指标侧面反映了矫正对象对支持的利用情况，故命名为“支持利用度”。F3因子包含接矫过程中获得的必要服务等6个指标，是矫正对象获得的具体、实际支持，故命名为“工具性支持”。
由此，我们构建了一个由三维度构成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指标体系。其中，工具性支持公共因子解释总方差的17.524%，包括6个测量指标，每个题项均为正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青年社区矫正对象获得的工具性支持度越高;情感性支持公共因子解释总方差的27.399%，包括来自亲朋、社区成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居委会成员及警察的接纳、倾听、理解和尊重支持等15个测量指标，其中，接纳支持为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感知的受歧视感越强，而后四类支持则为正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获得的情感性支持度越高;支持利用度公共因子解释总方差的19.201%，包括9个测量指标，每个题项均为正向计分，分数越高代表青年社区矫正对象对支持的利用情况越良好。
四、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获得现状测量
指标权重的确定是社会支持测量操作化的难点。指标权重，指某一指标在整体评价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权重越大，说明该项指标的重要性越高，对整体的影响也越高。不同指标权重的分布，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评估结果。因此，运用适当的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对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对指标“定权”，以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为依据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具体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保证各指标值无量纲化，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使用方差最大化旋转，再由对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所占权重大小（见表3）。
选项赋值的确立是社会支持测量操作化的重点。第一，工具性支持，是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获得的有利于其回归社会的具体支持。从服务支持的层次性来看，又可分为生活性支持（基础性支持）和发展性支持。后者操作化为“教育学习”“心理辅导”“职业技能培训”“人际能力培训”“工作机会”“公共服务”等获得的程度，选项“从不、极少、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赋值1、2、3、4、5。第二，情感性支持，是社区矫正对象获得的来自他人情感方面的接纳和回应。社区矫正对象在接受矫正期间，除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警察接触外，并没有与社会脱节，仍同其亲友、社区成员、街道居委会成员等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联系与互动，并获得来自他们的接纳支持、倾听支持、理解支持和尊重支持，这一组测量指标在概念上呈现依次递进逻辑。接纳支持操作化为“他人有意疏远”“他人不愿共用公共設施”“他人特意保持空间距离”;倾听支持、理解支持和尊重支持则由亲友、社区成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街道办、居委会成员等支持主体相应支持的程度来测量。情感性支持各测量题项呈现为从“从不——总是”5种不同程度，即“从不、极少、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赋值1、2、3、4、5。第三，支持利用度，是对社区矫正对象获得的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的有益补充，是全面考察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获得必不可少的方面。反馈性社会支持包括正面社会互动和活动主动参与2个二级指标，其中正面社会互动的测量指标包括主动联系“社区成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街道办、居委成员”“警察”等主体的程度，呈现为从“积极主动联系——消极被动漠视”4种不同程度，即“经常主动、有时主动、偶尔主动、从不主动”，分别赋值1、2、3、4;活动主动参与选取主动参与“教育培训”“心理辅导”“职业技能培训”“人际能力培训”“公共服务”等5个三级指标来测量，呈现为从“主动利用支持——不利用支持”4种不同程度，即“经常参加、有时参加、偶尔参加、从不参加”，分别赋值1、2、3、4。 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指标体系具有描述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获得现状的功能，通过指标权重和选项赋值可测算出社会支持总体水平以及各个维度社会支持的获得现状。鉴于支持指标不一致性，赋值情况也存有差异，首先需要将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操作方式为：先对接纳支持所含反向指标进行调整，并将各维度指标赋予总值为100的标准化分值。依据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指标权重和选项得分，测算得出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程度为73.63，工具性支持水平为81.26，情感性支持水平为86.31，支持利用度水平为49.15。由此可知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支持利用度较低得分是拉低社会支持总体水平的重要因素。从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水平的区间分布来看，73.6%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总分在80分以下，8.0%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总分在60分以下，尤其还有0.3%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总分在40分以下（见表4），这进一步说明该类群体的社会支持水平并不高，而且还有相当部分较低。
五、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相关影响因素
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获得状况是由相关影响因素决定的。从社会支持“接受者”的角度出发，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以测算得出的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支持利用度和总支持度等四个得分为因变量，以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个体特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教育程度、民族、行动策略），家庭环境因素（收入水平、居住类型），矫正状况因素（矫正类型、矫正时间）等作为自变量，得出表5。从四个模型的拟合度来看，自变量对模型三即情感性支持得分的解释力最好（R2=0.268），其次是总支持程度模型（R2=0.237）和支持利用度模型（R2=0.138），工具性支持模型拟合度相对较差（R2=0.131）。
第一，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个体特征变量中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行动策略对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具体影响机制是：其一，在性别结构上。男女矫正对象获得的总体支持程度、情感性支持、支持利用度无显著差别，女性矫正对象获得的工具性支持少于男性矫正对象。其二，在年龄大小上。年龄对矫正对象工具性支持产生轻微负向影响，即年龄越小，获得的工具性支持相对越多。其三，在教育程度上。教育程度对情感性支持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得的情感性支持就越多。第四，在行动策略上。倾诉方式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正面作用是明显的，即社区矫正对象越倾向于积极主动的行动态度，其获得的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也越高，其中作用最强的是支持利用度。
第二，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家庭环境变量中家庭收入和居住方式均对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的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具体影响机制是：其一，在家庭收入上。家庭收入对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情感性支持具有正向影响，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情感性支持的获得度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升高而增大。其二，居住方式是分类变量，进入模型前作虚拟变量处理，以租房作为参照类别。相比租房而言，自有房产的矫正对象所获得的总体社会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更多。
第三，矫正状况因素的影响。矫正状况因素中矫正类型和矫正时长对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的社会支持都有显著影响。具体影响机制是：其一，在矫正类型上。相比缓刑而言，矫正类型为监外执行和管制的矫正对象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较高，这可能是因为矫正对象的矫正类型越宽松，其与社会中他人的交往关系更紧密，正面互动及活动参与的程度也更高，因此获得的各类社会支持也越多。其二，在矫正时长上。社区矫正时间与社区矫正对象工具性支持获得呈正相关，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矫正的时间越长，其获得的各项矫正服务也就越多。
六、基本结论与策略建议
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获得关涉其顺利回归社会以及社区矫正工作的成效。针对学界现存研究存在的局限以及社会支持维度的他者镜鉴，本文建构了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和30个指标的测量发现：一是工具性支持是青年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基石所在;二是青年社区矫正对象能够获得他人的接纳、信任、倾听、理解和尊重等情感性支持是其回归社会的前提所在;三是青年社区矫正对象与关系网络成员的正面互动与活动的主动参与等支持利用度是社会支持效能发挥的关键所在。进一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水平为73.63，处于良好以下水平，总体支持力度仍有待提高。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呈差序特征，三维度支持呈现不同得分，情感性支持相对最好，工具性支持次之，支持利用度最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行动策略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即越倾向采取积极主动方式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对支持利用度的影响作用最大;第二，居住方式对社会支持产生重要影响，自有房产的青年社区矫正对象因具备与家人密切接触的便利条件，其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尤其是情感性支持远远多于独自在外租房的矫正对象;第三，矫正类型关系到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获得，刑期较长的矫正对象获得的社会支持自然多于其他类型的矫正对象。
综上所述，对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支持利用度的重视是提升其总体支持水平的重要着眼点，而影响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是其行动策略、居住方式和矫正类型。因此，提高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水平，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尤其是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来说，特别倡导以下應对策略：
首先，重视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治，促进其采取积极的行动策略，是提升其支持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水平最有效的方式。这就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尤其是专业社工关注矫正对象的个体优势和能力，充分挖掘矫正对象所具有的潜能，从而增强其对自身的肯定及对支持的综合利用能力。其次，重视家人这一核心支持力量对青年矫正对象社会支持改善的重要影响。一方面，家庭其他成员有责任和义务在青年矫正对象接受社区矫正过程中给予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支持有助于提高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家庭亲密感和社会归属感，从而促进其积极配合矫正。最后，保证不同矫正类型青年社区矫正对象支持供给的均衡化。从人权角度来看，青年社区矫正对象应该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其蕴含着支持的公平性和平等性。面对青年社区矫正对象因矫正类型不同所呈现出支持水平的差异化现状，应适当加大对严管型青年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的供给力度，从而促进青年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的降低以及其回归社会效果的提升。 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項目《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评量、影响因素检验与政策倡导研究》（14CSH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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