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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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婉薇
【摘要】农民工是中国城市中一个特殊而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近年来随着迁移劳动力回流趋势的加剧，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返乡意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基于2017年北京大学发展经济学项目调查数据，通过probit模型回归分析，围绕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返乡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对女性返乡意愿都具有比对男性更大的负向影响。虽然被人们视为“弱关系”的新型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但由于其易变性，农民工的返乡意愿也很容易随之发生变化。在地域维度上，新型社会资本基本上也是工作地社会资本，相对于家乡社会资本具有高度不稳定的特点，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也更为复杂。
【关键词】农民工 返乡意愿 社会资本 原始社会资本 新型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3.007
引言
近年来，“用工荒”现象在中国很多地方时有发生。一些企业一年内举行数百场人才招聘会，却依旧无法弥合用工缺口。与这一现象相对应的另一个突出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选择返回家乡就近就业。在返乡农民工大潮中，有些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被迫离开工作地返回家乡;有些则是因为家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加体面的工资，而选择离开目前工作的大城市转而回乡就业甚至创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8年12月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中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存在持续缩减的趋势。2010年至2015年，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放缓;2015年后，流动人口规模进入调整期，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变为缓慢下降。2016年、2017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分别比上年度减少171万人和82万人。根据报告分析，流动人口规模缩减的部分原因在于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在就业城市就地落户而成为非流动人口，但仍预计劳动力转移的势头在未来将持续减弱，农民工返乡的趋势愈发显著。
迁移劳动力的返乡意愿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不同因素则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分析维度。其中，人力资本（Zhao， 2002;叶静怡、李晨乐，2011）、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叶静怡、李晨乐，2011）、与外出务工人员社会保障相关的制度安排（秦雪征、周建波等，2014）、外出务工形式和职业技能培训（黄四海，2011）、农民工代际差异（郑文杰、李忠旭，2015;罗兴奇，2016）、隐性收支水平（包括情感因素方面的成本）（经宏伟，2015）等都是农民工作出返乡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或是可能影响农民工做出相关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这些影响农民工作出决策的因素中，有制度因素（如社会保障相关制度等）、环境因素（农村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等），以及以社会代际差异为基础的影响因素等。一般而言，这些因素是所有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都要面对的共同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在整体意义上对农民工是否返乡的决定进行解释，但要从个体层面理解农民工的相关决策则需要在其他方面寻求答案。于是，研究者还从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形式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
近年来，在共同的大背景下，農民工返乡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和人口迁移现象。那么在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选择返回家乡的同时，为什么仍然有大量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这是对于农民工为什么返乡这一问题的一种反向思考。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把返乡（或不返乡）的主体农民工作为研究中心，对农民工的个人禀赋及其差异进行分析。就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工而言，其个体意义上的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而已有研究有关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选择继续外出务工还是返乡则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Zhao， 2002; 侯风云，2007;续田增，2010;王德文，2008）。基于这种状况，叶静怡教授通过结合农村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这一变量所构建的农民工返乡决策理论模型，对现有关于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自选择性研究的不同结论提出了一个一致性解释。（叶静怡、李晨乐，2011）
在由已有相关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构成的变量体系中，大多数变量都是经济学分析中常见的传统变量，基本上是在收入水平的意义上考察和评价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加以解释。但是，农民工选择是否返乡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基于物质层面的考虑，也是一种基于心理安全、情感需求或生活满意度的考虑。在这种意义上，迁移劳动力的社会资本积累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决策过程产生影响。本文将社会资本视为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工的个人禀赋，尝试对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分析是解释农民工流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重要视角。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外出就业的信息由亲缘或亲缘关系者提供（陈阿江，1997）;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概率（张智勇，2005）;农民工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进入城市工作，这些社会关系网又可作为他们进城后获取社会资源和生存机会的重要社会保护网（李培林，1996;孙立平，2003）;等等。可以说，已有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及其在城市生活的影响，本文则试图探讨社会资本状况对于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
文献综述及本文的研究思路
社会资本概念。社会资本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海尼凡（L. Judson Hanifan）最早使用这一概念以表示对人们日常生活极为重要的那些真实的资产，如善意、伙伴关系、同情和社会交往（Hanifan， 1920）。但这个概念在其后60多年的时间里甚少受到关注，直到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使用了这一概念阐释他关于社会网络的理论。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起社会网络，而个体由所处的位置而获得的能量和资源就是社会资本。其后，这一概念通过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得到了系统和完整的表述（Putnam， 1993;帕特南，2001），也因此而成为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广为流行的术语。 在一般意义上，社会资本可以表述为信任基础上的网络与合作，也常常被描述为信任、规范和网络，或可直接表述为社会网络、社会合作、社会团结。
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进入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后已经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应用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重要方面。
其一是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理论上，研究者普遍认为，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对于农民工经济地位改善具有积极影响。但在经验研究中，由于不同研究者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不同，其结论也大相径庭。其中，在不同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刘林平、张春泥，2007）、不能直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章元等，2008），或只有微弱的证据表明可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章元、陆铭，2009）。通过对社会资本进行的进一步分析，即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原始社会资本（以亲戚为基础的强关系）和新型社会资本（以本地非亲戚为基础的弱关系），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较为具体了。其中，原始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具有影响，而新型社会资本则对城市农民工的职业声望有积极作用（陈成文、王修晓，2004）。叶静怡和衣光春（2010）以北京市农民工为样本的研究也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大且显著。可见，对社会资本的分类分析有助于发现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流动及职业相关问题的影响。因此，对社会资本的类型分析也成为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其二是社会资本的类型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社会资本最早被用于劳动力迁移相关研究。于是，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前既有的社会资本和进入城市后形成的社会资本，对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及生存状况就非常重要。在有关中国流动劳动力的研究中，赵延东、王奋宇（2002）最早使用“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这两个概念指称两种不同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叶静怡教授和周晔馨（2010）的研究则进一步将这两个概念明确界定为：“原始社会资本”指农民工在进城前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血缘基础和狭小的地缘基础是其显著特点;“新型社会资本”则是农民工进城后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其特点是业缘和较大范围的地域基础。社会资本的地域基础对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家乡社会资本和工作地社会資本。前者指结存于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后者则是形成于工作地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地域基础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社会资本的流动性状况，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起点。
本文研究思路。社会资本概念进入经济学研究领域，最初主要用于研究劳动力迁移问题。也就是说，社会资本被视为解释劳动力是否作出向外流动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么，当劳动力回流成为另外一种重要趋势时，是否同样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寻求解释，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社会资本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对农民工的返乡决策产生影响。首先，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叶静怡教授等在2010年的论文《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中得出结论，认为“农民工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对其增加城市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而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即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正的影响”。如果城市部门的收入与农村部门的收入差距较大，农民工就有更大的激励长期在城市工作而非返乡。其次，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职业技能投资有正向的影响（李宝值等，2016）。社会关系网络较为复杂的劳动者可以获取更多职业技能培训的信息和机会，并能够通过社会资本产生的监督作用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质量。具有较高职业技能素养的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获得的收入远高于在家乡农业部门就业的报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减弱。此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赵光勇、陈邓海，2014）。社会资本丰富的农民工在寻找工作、日常生活和获得救济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返乡意愿会随之降低。
由此，可以得到假设1：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有负向影响。
基于已有研究中将社会资本分为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的类型划分及其界定，原始社会资本是因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网络和资源，包括家人和同乡等，是一种“强关系”;新型社会资本是进入大城市后通过工作关系和居住关系而形成的新的网络，包括工友和城市中的邻里关系等，是一种“弱关系”。农民工对于原始社会资本有更强的依附心理和更高水平的信任程度，因而也更有可能从原始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中寻求和获得工作机会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帮助。在这种意义上，原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在城市继续工作提供了更强的激励。但是，原始社会资本在地域上主要以家乡为基础，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可能是混合的;新型社会资本则对农民工在工作上的进一步发展和人际关系网络的迅速扩张有积极的作用，因而会更加明显地削弱农民工的返乡意愿。
由此，可以得到假设2：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都有负向影响，其中新型社会资本带来的影响更大。
本文以北京大学2017年发展经济学项目进京务工人员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对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具体分析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在此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假设。本文第三部分将提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影响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将构建计量模型，对提出的两个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并就结果产生的可能机制加以解释;第六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部分提出总结和展望。
理论模型
农民工的返乡决策取决于回乡之后的预期效用和留在城市工作所能获得的效用之间的相对关系。将返乡和留在城市的预期效用之差记为V，当V>0时，农民工将会选择返回家乡;反之则会留在城市。假设农村存在一套完整的自雇佣机制，不存在失业，则农民工只要回到家乡就会获得不变的制度工资Yr 。由于本文探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社会资本，如果其选择返乡，就不再获得社会资本带来的福利增进。 因此，农民工返乡所获得的预期效用为：
Vr=Yr+?r
其中?r表示农民工返乡后可能遇到的超出预期的效用变化。
如果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则其在城市正式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为p。社会资本将从两个方面对农民工的效用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人会对其寻找工作提供助力，如介绍工作、提供获取招聘信息的渠道等。这就提高了农民工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几率，使其变为p+δ（O）+δ（N），其中δ（O）和δ（N）分别代表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找到工作几率的提升幅度，dδ（O）/dO>0，dδ（N）/dN>0。
农民工一旦在正式部门找到工作，就能获得由政府政策和劳工组织确定的基础制度工资Yu。根据叶静怡教授等在《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中得出的实证结果，农民工的原始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存在明显影响，而新型社会资本则能显著地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因此，拥有社会资本将使农民工的工资提升至Yu+mnN，mn>0。其中N代表农民工拥有的新型社会资本的数量，mn代表新型社会资本带来的收入回报率。此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预期收入为（p+δ（O）+δ（N））（ Yu+mnN）。
除收入方面的影响之外，社会资本的积累还会给农民工带来许多其他的好处，如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交流、紧急情况下的援助和心理上的慰藉等。这些福利的增进可以表示为koO+knN。其中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的数量分别为O、N，ko和kn分别表示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对留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效用增益率，ko>0，kn>0。
从而，农民工留在城市所获得的预期效用为：
Vu=（p+δ（O）+δ（N））（Yu+mnN）+（koO+knN）+εu
其中εu表示农民工留在城市中可能遇到的超出预期的效用变化。
返乡的迁移过程将为农民工带来一定的成本，记为C。于是，返乡和留在城市的预期效用之差为：
V=Vr-Vu=Yr+εr-（p+δ（O）+δ（N））（Yu+mn N）-（koO+knN）-C-εu=Yr-（p+δ（O）+δ（N））（Yu+mnN）-（koO+knN）-C+ε
其中ε表示農民工返乡的预期效用的不确定性，ε～（0，σ2）。
当返回家乡和留在城市的预期效用之差为正时，农民工将会作出返乡决策，则其选择返乡的概率为：
Pr（V>0）=Pr[ε>（p+δ（O）+δ（N））（Yu+mn N）+（koO+knN）+C-Yr]=1-Φ（-Z）=Φ（Z）
其中：
接下来分别考察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选择返乡的概率产生的影响。对于原始社会资本，有：
原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原始资本积累数量对找到工作概率的提升率，表示为dδ（O）/dO，这种影响在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其次是原始社会资本在收入之外的方面对农民工效用的增益率ko，农民工获得的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帮助越大，选择返乡的可能性越低。
对于新型社会资本，有：
新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概率的影响机制有三种。首先，新型社会资本对找到工作概率的提升率dδ（N）/dN在工资水平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其次，新型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mn和提升后的找到工作的概率共同降低农民工的返乡概率。最后，农民工获得的收入提升之外的效用增益率kn对农民工返乡概率产生负向影响。
同时应该注意到，农民工的个体差异，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都会对其返乡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留守家庭的内部特征以及农民工与家庭的联系紧密程度（石川等，2008）也在农民工的返乡决策过程中发挥显著的作用。
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本文数据源于北京大学2017年发展经济学项目进京务工人员社会调查。在收集到的554份问卷中，剔除存在缺失值过多等情况的问卷后，有533份合格问卷，问卷有效率达到96%。从有效问卷得到的数据包含农民工的人口统计信息，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子女数目等;社会经济信息，如社会关系网络、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住房状况等;以及重要地理信息，包括来源地、历次工作地点等。
在解释变量中，原始社会资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度量。首先是农民工进京务工之前已经认识的居住在北京的亲戚、老乡、同学和朋友的数量;其次是家庭核心成员（配偶、子女）是否和农民工共同居住在北京，这体现了原始社会资本中强度最高、依附性最强的部分。新型社会资本的积累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农民工进京务工之后认识的亲戚、老乡、同学和朋友的数量。由于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后，对老乡的地域范围界定也扩大了，因而新型社会资本可能会经历一个比较快的积累过程。此外，外出务工的时间长短、工作过的城市数目和参加过的工作份数也是衡量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指标。对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概率的提升作用，可以通过“目前这份工作是否是由亲友介绍取得”这一虚拟变量进行度量。
本文考察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在“未来返乡意愿”的6种取值中，将“1决不回乡，要在城里定居”、“2等干到老了再回家乡养老”和“6没有明确打算”定义为无回乡意愿;将“3再干几年就回家乡生活”、“4准备一到两年内返乡”和“5目前已经在做返乡准备”定义为有回乡意愿。
在2017年的抽样调查数据中，有返乡意愿的农民工有197人，占样本总量的37.1%，无返乡意愿的有334人，占样本总量的62.9%。在所有样本中，有36.8%的受访农民工与配偶在北京共同居住，61.27%受访农民工和子女共同在北京居住，配偶和子女均在北京的占样本总数的3.47%。52.89%的受访农民工在寻找目前这份工作时得到了亲友的帮助和推荐。受访的农民工中，男性的比例为66.79%，女性的比例为33.21%。 使用Probit模型构建回归方程：
willingness=β0+β1original+β2spouse+β3offspring+β4new+β5span+β6cities+β7jobs+β8 jobhunting+β9lnincome+β10education+β11 party+β12age+β13social×age+ε
对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可以考察社会资本对返乡意愿的影响是否在性别方面存在差异。其中，变量social×age是总社会资本和年龄的交互项。在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中，除性别和年龄外，加入了对农民工工作过的城市数量、参加过的工作份数和党员身份的考察。回归将对样本总体以及男性和女性分别进行，用以考察社会资本对返乡意愿的影响是否在性别方面存在差异。
实证结果及分析
从样本总体的回归结果来看，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的返乡意愿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小于1%的水平上显著），这符合模型中给出的基本结论。此外，新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程度高于原始社会资本。原始社会资本除了给予农民工生活上的帮助和心理上的支撑、慰藉外，对于农民工流动造成的最为重要的影响是形成了将其从老家吸引至城市的拉力，也因此成为农民工离乡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农民工积累的新型社会资本则会激励他们更加积极地融入城市生活，为他们追求更好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工资水平提供向上的推动力。这些帮助更有可能减弱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让他们长时间地甚至永久地留在城市。此外，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对女性产生的影响都远远高于男性。一般而言，女性相对于男性更难接触到正式信息渠道，以及女性往往更为感性，因而女性也比男性更为依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
在总体和女性样本的层面上，配偶和子女是否在北京居住对于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对男性受访者来说，配偶在北京居住对其返乡意愿形成了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男性在日常生活方面更为依赖配偶直接相关;子女在北京居住则产生了极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总体上，配偶提供的相互陪伴、相互扶持的作用削弱了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夫妻共同经营某一个体产业的状况也会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造成负向的影响。农民工选择留在城市工作而非返回家乡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赚取工资以维持家计。在有子女来京务工，或是子女在北京读书（大学）从而更有可能留在北京工作的情况下，农民工养家的负担减轻，从而更有可能倾向于返回家乡。
年龄对于农民工尤其是男性的返乡意愿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近年来，“80后”已经成为农业人口迁移浪潮中的主流，占农民工总数的60%左右（冯宇，2012）。但是，相对于已经在城市中积累了足够的工作经验、找到了合适工作的他们的前辈而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力素质的越来越高的要求，使他们寻找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对自己的城市生活抱有极高的期望，却常常刚进入城市不久就要经历难以维持生计的困顿。这些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有更高的回流倾向，是造成“半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即就业非正式化、居住边缘化、社会认同内卷化等现象（王春光，2005）。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农民工拥有更高的返乡意愿。此外，社会资本和年龄的交互项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对于年龄越大的农民工，更多社会资本带来的回报率越高，其返乡意愿也会更大幅度地降低。
社会资本对于找到工作几率的提升作用在这组数据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外出务工时间、工作过的城市数目和参加过的工作份数产生的作用也不显著。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在回归结果中也没有表现出对返乡意愿的显著影响。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19.07%的受访者从事住宿和餐饮业工作，21.76%从事销售、批发和零售业工作，30.39%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工作。这些职业类型对于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要求较低，而是更加依赖于就业者的工作经验以及职业培训。因此，在回归结果中，教育水平对于进京务工人员的去留选择影响并不显著。另外，如前文所述，社会资本一方面直接影响返乡意愿，另一方面通过工资水平间接地作用于农民工的返乡决策。即对于收入水平而言，社会资本属于混杂变量。当二者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回归中时，收入水平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会受到影响。
此外，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农民工返乡意愿这一问题时，地域基础是理解社会资本影响的重要因素。在地域维度上，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存在于家乡的社会资本和存在于工作地的社会资本。一般而言，家乡社会资本和工作地社会资本分别给农民工施加了返回农村家乡和留在城市的拉力，两种力量竞争的结果影响着农民工的返乡决策。由于地域意义上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并不强，家乡的社会资本很难转移到工作地而產生影响，而工作地的社会资本同样也不容易转移到家乡发挥影响作用，因而两种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还是较为确定的。与此同时，两种社会资本的稳定性却值得关注。总体上，家乡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工作地的社会资本则高度不稳定，极易流失。一旦生活于同一城市的亲戚和熟人流向外地或返乡，农民工在城市中得到的帮助和支持会迅速减少，从而更倾向作出返乡决策。因此，工作地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易变性，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也更为复杂。
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群体关系中的群体资产。（Woolcock and Narayan， 2006）当群体不稳定时，社会资本也处于不稳定状态。新型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作地社会资本相重叠或交叉，也具有易流失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即使新型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返乡意愿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当这种社会资本快速流失时，由其所产生的将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拉力也可能会迅速减弱。
稳健性检验
用于衡量原始社会资本以及新型社会资本的变量original和new中存在明显的极端值。在original中，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100，而位于5%分位点上的值为0，位于95%分位点上的值为51。为了排除极端值对回归的干扰，剔除变量original中大于51的观测值。同样地，对于变量new，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00，而位于5%分位点上的值为0，位于95%分位点上的值为70。剔除new中大于70的观测值。用剔除极端值后新生成的变量original2和new2代替original和new进行回归，发现关键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此外，在衡量在京務工的农民工是否有核心家庭成员陪伴时，可以用其是否与岳父岳母共同居住代替配偶和子女是否在北京居住，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家庭成员的陪伴对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的影响。在全部样本中，有11.9%的受访者与岳父岳母在北京共同居住。用变量parentsinlaw（是否与岳父岳母共同居住）代替spouse和offspring进行回归。新的回归结果中，关键变量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幅度和结果的显著水平都不存在明显差别。
结论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中一个极为特殊且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随着近年来迁移劳动力回流趋势的加剧，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的返乡意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针对社会资本与农民工返乡意愿之间的关系提出两个假设：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与原始社会资本相比，新型社会资本的这一影响更加显著。通过对北京大学2017年发展经济学项目调查数据的probit模型回归分析，本文对这两个假设加以检验，并考察了农民工个体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影响。在性别方面，原始社会资本和新型社会资本对女性返乡意愿都有更大的负向影响[1];在年龄方面，年龄越大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利用效率越高，得到的回报率也越高，因而返乡意愿也会随之降低。可以说，对于农民工的返乡意愿，一般被人们视为“弱关系”的新型社会资本在把农民工留在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但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新型社会资本的易变性，农民工返乡意愿也很容易因此而发生变化。
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农民工流动趋向更为多元，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迁移相关决策仍将具有值得持续关注的影响。研究显示，即使是那些选择定居城市的农民工，许多人也是选择家乡所在的省内城市。（Hu; Xu and Chen， 2010）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社会资本特别是与乡情乡谊有关的原始社会资本状况和不易转移的家乡社会资本状况有关。因此，考察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对其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影响的关注和分析非常必要。
迁移劳动力的回流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就劳动力流动而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在于主要表现为国内流动。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是一种重要的迁移模式，而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再次回到农村地区（return migration）则被视为农村-城市迁移模式及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Zhao， 2002）在世界范围的人口迁移中，对移民人口的跨国流动及回流都同属一个研究范畴。从世界范围看，由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迁移到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中也出现了回流的趋势。这种国际层面的劳动力跨国回流，不仅已成为引发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兴趣急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议题（Vathi and King， 2017），对于理解中国国内的劳动力返乡现象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注释
[1]这一结果与国外有关其他国家移民劳动力受社会资本影响的相关研究结论相吻合。有关在美国的波多黎各移民劳动力研究发现，女性从社会资本的获益要多于男性。Michael Bernabé Aguilera，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Earnings of Puerto Rican Migrant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46， No. 4， 2005， pp. 56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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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郑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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