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边缘人”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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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的群体性特征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亿万农民涌入城市或发达地区务工经商所形成的“民工潮”已经持续了近20年。如今这一特殊群体的总数已经超过1亿人，且数量还在增长，流动的范围还在扩大。与此同时，在这一群体内部，基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初次流动时间、就业类型、社会资本等不同而发生的二次社会分化也在不断扩大，异质性不断增强，使农民工问题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在农民工群体的二次分化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群体年龄基本在25岁以下，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大多在1990年以后外出打工，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我们把1990年以前外出打工的称为第一代农民工，而把他们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相比，他们除了年轻外，还具有以下群体性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二是绝大多数未婚，没有或较少家庭负担。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的一项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有76%未婚。三是基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四是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而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从总体上看，农民工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色彩的社会群体。非工非农的社会处境，恶劣的工作环境，权益不断被侵害等等，使他们的内心不断处于焦虑和恐慌之中。但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由于自身的上述变化，因而面对同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时，会产生更大的困惑，并进而做出不同的行为反应。
　　
　　“边缘人”的三大困惑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身份困惑。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解决身份认同问题，即要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回答。但是对新生代民工来说，这个问题却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众所周知，农民工是我国特殊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它表明当下进城农民的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和地域转换。从职业上讲，他们是工人；从地域上讲，他们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对这种制度赋予的“农民”身份，第一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程度则比较低，他们希望按照职业、生活领域等经济社会因素来重新认定自己的身份，但是面对制度的强制性认定和市民的习惯性认定，“农民”成了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社会标签。
　　生存困惑。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城市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往往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轻松体面的工作、时髦的装束、时尚的休闲方式等等，这些在第一代民工看来似乎与己无关的“城里人”生活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诉求。为了满足这些欲望，他们就业的期望值较高，对工作更“挑剔”，“脏、苦、累”的工作不愿做，没有前途的工作不愿做，收入待遇低的工作不愿做，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很好的说明。但是，由于受到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制约，他们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却没能相应增长和提高。从自身素质来看，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比第一代农民工高，但是与城市中工资高、待遇好的工作岗位的要求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从外部环境来看，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就业限制、社会歧视、拖欠工资和缺乏劳动保护等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因此，能实现较高就业期望值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多，大多数仍然重复着第一代农民工靠出卖体力为生的生存状态，并不时有失业之忧。这样，一面是扩张的欲望，另一面是紧缩的钱袋，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时地困扰着新生代农民工。
　　发展困惑。未来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两代农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长期的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经历使他们往往怀有较深的“乡土情结”，“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挣了钱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去。因此他们平日里拚命挣钱，省吃俭用，把剩余的钱寄回农村老家，等攒够了钱，往往就回去盖房子，娶媳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喊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好梦。像前辈一样攒足了钱再回到农村，他们已很难做到，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系于与亲人的情感。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普遍。当被问到他们未来的打算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以后？谁知道啊，看自己的发展吧”，“机会好当然想留在外面的，没有机会就只能回去了”。反映在行为选择上，他们挣的钱基本上用于自己消费，很少寄给家里。对新生代的女性农民工来说，婚姻问题也在时刻困扰着她们。农村老家的人自己看不上，城里人看不上自己，嫁给同样的外来工，又怕上当，或者担心经济压力。
　　
　　“有梦的一代”期待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是“有梦的一代”，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渴望实现自身价值。但是“思想者是痛苦的”，正因为他们有梦，所以面对同样的社会境遇他们的困惑会比其他人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既是新的，也是旧的。说是新的，是因为这些困惑在他们身上比较突出；说是旧的，是因为产生这些困惑的社会经济根源一直存在，是所有农民工共同面临的。
　　对于这个群体的未来，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他们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因为，“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动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变穷”（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前一段时间被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深圳“砍手党”的出现就表明米瑟斯的假设已经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变成了现实，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这条路仍然被封锁，类似的悲剧还会继续上演。
　　因此，若要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并避免悲剧，就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公平的、开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通过诚实合法劳动，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梦想。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全面调整在特殊体制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分割、城市优先的利益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城市优先走向城乡统筹兼顾，实现工农平权，消除市民和农民之间源于身份的不平等。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作为国家的公民，都应平等地享有法定的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普遍的无差别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作者系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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