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宽度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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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关注档案学，谋求档案学的发展，一直是档案学界的热点话题。2005年，关于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问题因为胡鸿杰在《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5、6期发表的《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一文，开始受到关注。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任宝兴的《对中国档案学发展的几点看法――兼与胡鸿杰教授商榷》，王广宇的《中国档案学尊严的解读与实现》，高大伟的《中国档案学尊严的回归一基于学科范畴体系的考察》。
　　在一个基层档案馆馆长看来，任何一个学科都是有学术尊严的。很大程度上，尊严就是存在的理由，就是学科价值。讨论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问题，本身就是对档案学学术尊严的质疑，抑或是对提升学术尊严的期待，对档案学发展的期待。
　　
　　一、长度――档案学的历史
　　
　　档案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档案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她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时间为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完善与繁荣时期，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关于档案学与历史学的渊源，学界素有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档案学脱胎于历史学。有的则认为，档案学与历史学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历史学是老大。我比较认同自古以来“史档不分家”的说法。在档案概念未出现之前，档案的角色其实就是历史工作者眼中的史料(历史文献、文书资料)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的需要，逐渐区分开来。而在实践中，关于档案学历史的研究，曾将档案学归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其主要依据就是“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结构和功能。而我国档案学教育的鼻祖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学科发展史也证明了“史档”的亲密关系。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办了档案学专业。但1955年成立“系”开始招收本科生的机构是“历史档案系”，“档案”成为历史的“下属”，直到1978年，档案学系才正式设立。1979年，档案学系开办硕士研究生教育，最先设立的专业却是中国政治制度史，属历史学范畴，直到1982年，才设立档案学硕士专业招收首届档案学专业硕士生。到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扩建为档案学院。在上海市档案局的帮助下，1994年，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也办起了档案管理专科。历史学和档案学这种相互交叉、渗透的关系今天依然存在，部分大学的档案学专业甚至就设在历史学院或相关背景学院内(见表一)。事实证明，在我国，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硕士教育，档案学的发展都是源于历史，最后仍然部分地和“历史”保持联系，带有历史的烙印。大部分则归结到“管理”领域，部分地呈现出管理学向历史学的延伸。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此后，部分高校纷纷效仿，皆缘于“信息化”这个时髦的字眼。今天，已有8所大学更名(见表二)，但档案学科设在管理学院的仍然居多(见表三)。
　　需要指出的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乃至从整体上“为历史研究服务”，并不是档案学基本学科结构所体现的功能，而是其学科“衍生结构”的一种价值取向。这种状态说明任何学科都不是绝对独立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体系的开放性。中国档案学通过这种对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的‘靠近’和‘入侵’，既可以使自身理论更加成熟，又能够强化本学科的学术地位及其尊严”。既如此，窃以为，“为历史研究服务”无甚大碍，所谓“有为才有位”，关键在于我们的“服务水平”；“元问题”依旧混乱又有何妨?关键是要“有尊严地活着”。
　　
　　
　　
　　二、宽度――档案学科的空间分布与实践平台
　　
　　目前，我国30所高校的档案学专业多定位于管理学领域，实则徘徊于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参见表一、表二、表三)；近年来“档案学系(院)”名称几近消失，相比其他学科发展速度较慢，总体规模较小，本科生生源越来越少以致难以为继；培养规模小成就了高就业率，毕业生的竞争没有其他行业那么激烈；计算机、管理学、经济学类课程大量增加，档案学类课程压缩到少而又少。孙二明甚至认为，近年来档案学教育的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
　　这些事实说明，整个社会对档案学的需求不大，档案学的市场不广。档案学能否在这样的形势下，做到立足档案，在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左右逢源”，需要处在“上游”的档案学人的大智慧，不能回避。
　　档案学界不应拘泥于“元问题”等纯学术问题的研究，更应关注当下档案实践的发展，从中丰富档案学的学科内涵，拓展档案学的覆盖面和影响面。档案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不仅要培养专业人才，更要为档案馆和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因此，在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应强调应用理论研究往“实”处走。
　　连“马达加斯加的企鹅”都知道，在和老鼠的比赛中，不仅输掉了冰面，其实也输掉了尊严。实践平台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档案学的实践平台主要是指各级各类档案馆(室)。这是档案学直接伸向社会，建立社会基础的关键部分，这是档案学的优势。问题是，广大档案工作者，这些馆室的主人，基本上足不出户，看守着档案过日子，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和相邻的图书馆系统相比，档案馆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档案局，图书馆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文化部。图书馆公开宣传称“读者是上帝”，类似“读者服务月”的活动繁多，但档案工作却有些裹足不前，2009年7月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甚至也没有将档案工作列入。我曾经将档案学和基层档案工作比如成“上游”和“下游”的关系，如果“下游”不丰沛社会上哪来的声音和影响?又何来口碑和尊严?
　　
　　三、高度――档案学的学科水平
　　
　　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志是重点学科和博士点。这也是对学术尊严最重要的考量。我国目前有2000多所大学，另有1000多所民办大学，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但设有档案学专业的高校只有上述表中所列30所，其中，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五所大学设有档案学博士点。和相邻的历史学相比，明显处于落后地位。几乎每所综合性大学乃至师范院校，都设有历史学，几乎涵盖所有“985”高校和大多数“211”高校；历史学一级学科具有“博士一级”授权单位共25个，多个高校及中国社科院设有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与历史学相比，档案学和图书、情报三者共同“拥有”一个一级学科，换句话说，档案学只是1／3个一级学科，其规模、影响比历史学要小得多。而在管理学大家庭内，几乎每所高校都设有管理学专业，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一级”授权单位多达130余所高校，其中最少的就是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单位仅4所高校。
　　即便和同属一个一级学科的图书馆学相比，档案学同样也处于劣势地位：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两所大学的图书馆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南京政治学院8所大学设有图书馆学博士点。我们甚至还会发现，北大、清华这两所在我国具标志性意义的大学都没有设置档案学专业。
　　于是，高度不高，规模不大，大师不多，影响较小，就成了档案学学术现状的真实写照。相应的，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问题也就受到了质疑。依笔者愚见，要想根本改变这样的现实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市场经济决定了档案学的长度、宽度与高度。但局部、有限地改变，至少改变全体档案人的生存环境和尊严是可能的。那就是，充分利用档案学的应用功能和档案馆的实体存在，努力做到小而精，同时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实践者一一基层档案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乃至发展空间，拓展档案职业范畴、平台，帮助档案工作者切实提升工作水平和社会影响力，让他们有为、有位、有尊严，进而逐步推进档案学的规模发展和高度提升，赢得尊严。我们须知，“尊严”更多地来自外部认可，而不是内部的自我欣赏，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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