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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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通过整理2017年度228家IT上市企业相关财务数据，运用SPSS19.0对高管社会资本和企业多元化战略相关性实证研究。得出研究结论：高管团队政治社会资本、校园社会资本分别对企业多元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公共社会资本对企业多元化程度没有显著影响。此外，企业所在区域对高管团队政治、校园与企业多元化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企业多元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2月28日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多年渐进式经济改革和新产生的潜在需求推动着一大批互联网新兴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增大，原先单一的产品经营模式已经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多元化战略已经逐渐成为大多数企业用以进行持续发展的有效方式。对更新换代迅速的IT产业而言，多元化战略转型更是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高管成员本身的受教育政治资源、人脉关系等也会在其制定企业战略决策时造成影响。企业的高管团队通过与政府机构建立的良好关系取得政策优惠、政府补助;通过校园人脉网络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和市场的行情信息。此外，一线城市的企业由于发展环境的相对宽松，相较于非一线城市，更倾向进行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因此，本文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和数据，将单独对企业高管团队的社会资本与多元化战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考量。
　　 （二）文献综述。国外有关高管社会资本的研究最突出的是美国学者Hambrick（1984）。他提出的高管上层梯队理论指出，由整个高管团队作出的决策能降低单独个体高管作出风险决策的可能性。团队成员之间学识背景等个人特质的差异会在企业做出发展战略决策时产生影响作用。随后，他与学者Chen等人的合作，通过引入新维度进一步得出团队成员间的互动和团队的组织结构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决策。Daveni学者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证明了高管团队成员专业背景的丰富性对企业多元化的程度有正面的影响作用。在国内方面，李宏伟（2007）证明了高管团队的年龄、学历和专业经验对于企业做出多元化的战略决策存在影响;胡旭阳（2008）通过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企业多元化战略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背景会正面影响企业的多元化;师嘉林（2016）证实了高管社会资本对企业多元化有正面的影响作用。
　　 二、研究设计
　　 高管团队代表着企业的利益，高管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积极调动自身的政治资源，能够有效减少企业在纳税、招标、审核方面的琐碎程序，在政府的支持下更顺利地进行企业多元化。因此，我们做出假设：
　　 H1：互联网服务企业高管团队政治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
　　 高管团队的校园资本如校友网络和学校资源能协助企业先于他人获得一手的信息资讯和技术支持。同时，互联网行业高管团队具有的较高知识背景，也能从侧面进一步推动企业发展。所以，我们提出假设：
　　 H2：互联网服务企业高管團队校园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
　　 高管团队成员担任公共协会相关职务或者受到社会荣誉表彰，不仅能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也能为企业品牌形象带去正面影响。此外，高管团队成员的金融行业任职经历会使其在进行多元化战略时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深入考量，减少不理想决策。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H3：互联网服务企业高管团队公共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
　　 辽阔的地理位置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企业处于经济发达区域意味着高管团队更容易接触到更优的政治、经济资源，从而影响企业的战略。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企业所在区域对高管团队社会、校园和公共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程度有调节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整理
　　 （一）数据来源。本文利用企业公开披露的年报，剔除信息披露不全的企业，共整理了2017年228家互联网企业年末总资产、各行业收入等的财务数据。此外，在各类财经网站对228家企业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共684位高管成员的个人资料进行搜索并作为研究样本。
　　 （二）变量说明。将本文中所用的变量进行汇总说明，如表1所示。（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统计。本文一共整理了2017年度228家互联网服务类企业684位高管的背景资料以及228家企业年报财务数据，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企业赫芬达尔指数的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0035，平均值为0.5643，说明互联网服务类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中等偏低。互联网高管政治资本和校园资本的最大值均是5，最小值均为0，而公共资本的最大值为3，最小值为0，政治资本的均值是1.2975，校园资本的均值是2.7548，公共资本的均值为1.76。可见，相较于公共资本和政治资本，在整个互联网行业中，高管的学历普遍较高，政治和公共资源均属于中等水平。（表2）
　　 （二）相关分析。采用SPSS19.0对互联网行业高管团队的政治、校园和公共资本、企业上市时间、企业规模、企业经营绩效与企业的多元化程度HI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分析结果可知，企业高管团队的政治社会资本与赫芬达尔指数HI的相关系数是0.313，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高管团队的政治社会资本越高，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假设H1得到验证。企业高管团队的校园社会资本与赫芬达尔指数HI的相关系数是0.361，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高管团队的校园社会资本越高，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假设H2得到验证。企业高管团队的公共社会资本与赫芬达尔指数的相关系数是0.345，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高管团队的公共社会资本越高，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假设H3得到验证。并且发现，其他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也与赫芬达尔指数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多元化程度也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表3） 　　 （三）回归分析。本文利用SPSS19.0中的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上述提出的有关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假设进行假设检验。为检验假设，做出以下模型：
　　 HI=β0+β1×Area+β2×Size+β3×Age+β4×ROE+ε （模型1）
　　 HI=β0+β1×Z+β2×X+β3×G+β4×Size+β5×Age+β6×ROE+ε （模型2）
　　 其中，模型1用于检验企业存在时间、企业绩效和企业规模对赫芬达尔指数HI的影响。模型2用于在控制了企业存在时间、企业绩效和企业规模以后，将高管团队政治社会资本、校园社会资本、公共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验证其对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根据模型我们得出检验结果，具体如表4所示。（表4）
　　 在模型1中，检验了企业存在时间、企业绩效和企业规模对赫芬达尔指数HI的影响，得到企业存在时间越长，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多元化，是一种积极影响。在模型2中，企业高管团队的政治社会资本与赫芬达尔指数HI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高管团队政治社会资本越高，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假设H1得到支持验证。校园资本与赫芬达尔指数HI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校园资本越高，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假设H2成立;而公共资本没有通过检验，公共资本与赫芬达尔指数HI在0.05水平上没有显著相关，假设H3不成立。
　　 接着将企业所在区域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高管社会资本和企业多元化程度的调节作用，引入模型三：
　　 HI=β0+β1×Z×Area+β2×X×Area+β3×G×Area+β4×Size+β5×Age+β6×ROE+ε
　　 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表5）
　　 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标准化的政治社会资本与标准化的企业所在区域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0.356，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所在区域对高管团队政治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标准化的校园社会资本与标准化的企业所在区域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0.416，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所在区域对高管团队校园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对高管团队公共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四）实证结果。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综合得出这些结论：企业高管团队政治社会资本越高，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假设H1得到支持验证;校园资本与赫芬达尔指数HI显著相关，校园资本越高，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假设H2成立;而公共资本没有通过检验，公共资本与赫芬达尔指数HI在0.05水平上没有显著相关，假设H3不成立;企业所在区域对高管团队政治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对高管团队校园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对高管团队公共社会资本与企业多元化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假设4部分成立。
　　 五、结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互联网服务类企业而言，高管团队的政治资本对于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有积极的正相关作用，高管团队的政治资本越高，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也随之变高;（2）在互联网服务行业中，企业高管团队的校园资本也能从正面影响企业的多元化;（3）对于IT企业而言，高管的公共协会身份和金融行业从业经历并不会影响到企业的多元化程度;（4）企业所在的地区对于高管的政治、校园资本与企业多元化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新一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政府对于企业经营的干预和调控力度较低，大多数行业积极进行多元化，所以高管政治资本、校园资本对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受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本文得出的高管社会资本和企业多元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对于互联网之外的其他行业可能具有一定参考作用，但有些结论可能并不直接适用于其他行业。并且本文只选取了一小部分行业数据，研究的样本量、维度和范围都较小。以后再进行研究时，可以通过扩大社会资本的分类维度，搜集更全面的数据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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