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体制、经济环境、文化等存在明显差异，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需要企业高度重视。文章梳理了我国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并分析了风险产生的成因，最后提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的防范策略。
　　【关键词】   “一带一路”;境外投资;投资风险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24-0097-02
　　據商务部统计，2013年至2018年间“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增加了20.1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以及超过24.4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累计与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超过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及地区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如今“一带一路”合作范围已经远远超出古丝绸之路的范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体制、经济环境、文化存在明显差异，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对此，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加强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的防控。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境外投资面临的投资风险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该更加谨慎审视投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选用科学的评价体系对风险进行评估，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一）经济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地域跨度广、涉及经济体众多，经济发展情况差别巨大，而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率、汇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化都会给进行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带来风险。因投资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率、汇率等指标变化或其整体经营环境恶化等因素造成境外投资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被称为经济风险。主要包括：
　　1.宏观经济风险。宏观经济风险是指由于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宏观经济数据的波动所造成的境外投资企业的利润损失。由于宏观经济风险具有隐藏性和累积性的特点，风险一旦爆发，就会对社会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和破坏，进而导致企业陷入危机。
　　2.外汇风险。外汇风险主要包括汇率波动风险以及汇兑风险。汇率波动风险是指企业在东道国进行投资活动的过程中，由于汇率的变化导致企业的成本、利润和市场价值等随之出现变化的风险;汇兑风险是指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对其掌握的外汇进行汇兑时受东道主国外汇管制、多重汇率等因素影响，致使经营收益、投资资本等无法转化为本国货币收益的风险。现阶段国际间贸易的结算货币仍是以美元为主，也是大多数进行境外投资企业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因此我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和汇兑风险主要是美元、东道主国货币以及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波动。
　　（二）投资环境风险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市场以及文化等外部环境迥异，我国企业在进入这些国家时往往因为文化习惯以及市场机制的差异而陷入困境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可统一归类为投资环境风险，主要包括文化环境风险及政策风险。
　　1.文化环境风险。文化环境风险是指由于文化习俗、消费观念等的不同，对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产生的不确定性。文化是境外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软”环境。
　　2.政策环境风险。政策环境风险主要包括政策壁垒风险以及政策不连续性风险两种类型。政策壁垒是指东道主国为保护本国产品从而设立市场准入标准，通过立法形式限制外来产品、品牌的手段，而这些准入条件对于新进入企业而言都是潜在的风险。政策不连续性风险是指投资所在国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经常变更，造成投资所依据的规范不能持续的风险。
　　（三）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中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过程中因违犯东道主国法律法规而面临法律制裁给未来收益带来的不确定性，或由于法律体系不同导致境外投资企业经营成本增加。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东道主国司法体制的缺失或司法透明度不高，二是东道主国法律体系与我国法律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境外投资风险的成因分析
　　“一带一路”涵盖范围广泛，沿线地域广阔，我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所面临的投资风险也随地域变化而变化，而每项风险产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只有找到风险背后的成因，才能因地因时制宜，选用更科学的体系对风险进行评估，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地防范风险。
　　（一）宏观经济风险的成因
　　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率、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等在内的宏观数据所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发展情况。东道主国宏观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该国的政府财政。一旦东道主国宏观环境恶化，将直接导致政府购买能力及财政承担能力减弱;宏观环境的恶化还会冲击东道主国的资本市场，导致汇率、利率的波动，使得进行境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成本增加;同时宏观环境的变化还会引起市场需求的变动，导致实际的市场需求与预计需求相差较远，无论是市场需求剧增，而企业投资规模未达到需求规模而错失良机，还是市场需求暴跌导致企业产能过剩，都会使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二）外汇风险的成因
　　某些东道主国出于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考虑，会通过法令对本国境内投资的外资企业进行国际结算和外汇买卖的限制，限制或完全禁止外资企业在本国境内的净营收益与投资资本流出，这些实行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汇兑政策会不断改变，给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收益和原始资本的回收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
　　汇率波动对于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我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过程选用人民币作为记账货币而交易货币则需要使用东道主国货币，因此在汇率发生波动时会导致账面金额发生变化，该风险称为折算风险。折算风险受汇率波动程度影响。另一方面以现金流衡量的境外投资企业市场价值会随汇率波动发生变化，该风险被称为经济风险，经济风险的大小不仅受汇率波动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受对外投资公司市场价值总额的影响。 　　（三）政策环境风险的成因
　　“一带一路”沿线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其本国企业十分脆弱，我国企业的进入会对东道主企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东道国政府为保护本国企业会制定一系列政策。“一带一路”沿线的发达国家也因我国产品价格优势明显而限定条件，这就在无形中为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设置了障碍。政策壁垒在细致研究以及细心规避的情况下较容易避免，但是政策不连续性造成的风险则是难以提前预知。
　　（四）法律风险的成因
　　世界银行在2017年发布的《营商环境》中指出，东盟国家中文莱、老挝、缅甸、印尼等营商环境较差，在法治透明度、执法和司法的公正性上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司法环境不容乐观，如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会有较大的风险。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在税收、经济政策上存在差别，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如未能及时适应东道主国法律体系，仍旧按照我国法律从事经营活动或税务申报，从而违反东道主国法律，将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或经营成本的增加。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的防范策略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防范，单纯依靠我国企业自身的力量，在沿线国家复杂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下显得势单力薄，需要增强企业与国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协同作用。
　　（一）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企业应该对境外投资风险有清晰的认识，从投资开始之前的调研工作到投资过程中风险的识别和预警工作，都要逐步完善。建立企业风险库，收录分析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投资风险。同时配合企业风险库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系统，根据企业自身与投资东道主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切实可行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在风险发生前及时预警，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设立投资风险解决预案
　　企业应该为常见投资风险制定风险预案，在风险预警系统发现即将发生的投资风险后，只需对提前设置的预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简单调整，就可以规避风险，避免处理不及时而出现不必要的混乱，同时也减少预案中的漏洞，减少企业损失。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东道主国文化、法律以及投资环境等充分了解，在设计风险解决预案时尽量避开这些领域的“雷区”，尽最大可能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
　　（三）合理利用保险工具
　　风险预防和预案措施只能对容易察觉的投资风险进行防范，而多数政治及安全风险无迹可寻，企业无法对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在投资风险无法避免或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保险工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企业遭受的损失。我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针对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较高的地区，企业自身所设置的预警系统所能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企业可以选择通过诸如世界银行设立的多边担保机构等对商业和政治保险覆盖投保，将投资风险进行转移。
　　（四）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信息平台建设
　　我国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信息系统建设已经较为完善，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对于这些国家信息收集较为薄弱，在进行投资前对东道主国文化、法律和投资环境等关键信息了解不够，致使我国企业贸然进入陌生市场。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两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键信息进行整合。一方面通过对沿线国家华人商会、我国企业以及驻外机构等现有境外资源进行整合，协调优化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信息获取路径;另一方面，设立专门机构对获取的信息进行筛选和甄别，设立针对所在国企业的信息获取平台，积极编撰沿线国家投资指南等。双管齐下，拓宽我国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减少境外投资过程中的损失。
　　（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树立良好的形象
　　由于利益取向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方面也会与我国企业产生贸易冲突，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树立良好的形象非常重要。一方面，需要正确引导东道主国的舆论环境，打破信息壁垒，使东道主国居民正确了解我国国情、民情，正确认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可以推行公益援建项目，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援建，使得投资所在国认识到我国的援建和投资项目是互惠互利的举措。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俊鋒，王朋吾.“一带一路”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7，（11）.
　　[2] 谢玉梅，吴春雷.“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会计主体假设边界扩展[J].商业会计，2018，（11）.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151066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