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法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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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带来重大威胁，也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在这一特殊时刻，构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应当说是激发经济活力，也是推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果说过去40年，中国城市迅速崛起和成功，是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结果，那么中国城市过去40年，营商环境的巨大提升和改变，应该说是正向攀比的结果。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称，正向攀比是正面积极的比较，是在理性意识驱使下的正当竞争，它能够激发城市积极竞争欲望，形成改善城市营商环境的动力。按照经济学的理论，正向攀比的行为不仅能够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要素资源，而且能够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因此，“正向攀比对改善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成为城市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倪鹏飞表示，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各地是先招商引资，再发展产业、提升税收、建设城市，最后改善生活。现在城市化过程中，主要解决的是居民收入增长、就业的问题，我们更加重视的是有更高质量的生活，包括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条件。“城市之间的竞争要先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再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吸引到高端人才等要素，从而推动城市的创新创业，吸引各个层级的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财政的收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因此，倪鹏飞建议，应该将生活环境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行重点优化和培育，这既是改善营商环境的手段，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最终目标。
　　今年中国在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同时，也在落实《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各地又采取了很多创新性的政策举措来改善营商环境，缓解疫情的冲击，也为我们总结营商环境的优化，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素材和经验借鉴”。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称，包括最近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2020），涵盖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100个城市，调研时间跨越疫情前后，也提供了一个参考和指引，从创新环境、市场环境、生活环境等不同维度对营商环境进行了深入剖析。
　　徐洪才认为，未来国际竞争、产业竞争、地区竞争、企业竞争，都有赖于营商环境的改善。虽然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满了新的挑战，但机遇也是很多的。
　　第一，体现在农村城镇化，我们有将近6亿农民，未来中国从农村、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以及信息化的社会，新型城镇化会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极大提升，这是中国未来内需发展潜力之所在。
　　第二，老龄化社会来临以后，银发经济、大健康产业、养老产业的发展也蕴含着很多新的机遇。
　　第三，我们自身释放出的改革潜能，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也是呼之欲出。另外，未来中国产业链高级化、高端化，也将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
　　“中国已经进入了疫后发展的新阶段，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巩固防疫、抗疫的重大成果，不让疫情再次反弹;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落实有关恢复社会经济的各项举措，让中国经济再次驶入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的新轨道上来。”在著名经济学家邱晓华看来，疫后的中国，纾困措施的落实是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首当其冲的问题，因此救助企业、救助民生是当下中国应当去解决的。
　　世界的变局到底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邱晓华认为，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生产体系和经济结构都可能发生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如果中国能够把握住这样一个趋势，在新经济领域里迅速做大做强，可以预期，未来的世界经济结构当中，中国继传统产业之后，会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力量。”
　　邱晓華表示，要打造好中国发展新的护城河。
　　第一，要认真解决战略资源的获取和保障能力的建设问题;
　　第二，要解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第三，要构造更紧密的周边经济体关系;
　　第四，应当尽可能地保持和发达经济体的紧密关系或者保持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联系。”
　　从营商环境的前景角度来说，中国应当通过更好的改革，更大的开放，来打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文章来源：经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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