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厉以宁

　　摘要：本文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三种资本以及二元劳工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差距存在和扩大的原因，指出应通过农村产权的界定、人力投资的迅速加大以及鼓励农民创业，通过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种资本；二元劳工市场；非均衡；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
　　
　　收入差距包括个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这三种收入差距通常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共同的原因。为了寻找缩小这些收入差距的对策，让我们从三种资本概念和三种资本配置的非均衡谈起。
　　
　　一、三种资本
　　
　　在经济学中，有三种形式的资本。第一种是物质资本，比如货币、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资本概念：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一种素质，包括技术水平、智慧、经验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三种资本概念：社会资本。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并不是现在报纸上所说的社会资本，因为我们报纸上常用的社会资本，指的是民间资本，即把民间资本叫社会资本。经济学里面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的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人际关系等等。比如，广东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这么快，除了因为拥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因为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华人、华侨、港澳同胞等。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有家族关系、同乡关系等作为其社会资本。三种资本的结合才能够创造收入，积累财富。
　　不同的人对这三种资本的掌握和运用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别很大。
　　物质资本，城里有，城里居民有，但是农村没有。农民没有财产，他们的土地是承包的，土地集体所有，宅基地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而城市居民，无论是有祖传的房子，还是后来购买的房子，都有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或转让，于是就转化为物质资本了。
　　人力资本，城里的居民人力资本较高，因为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高，见识广。而农民的人力资本是低的，学历低，缺乏技术，缺乏文化。
　　社会资本，城里居民的社会联系、人际往来都比农村要多得多。特别是住在边远地区的、山沟里的农民，跟谁都没有来往，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资本。
　　三种资本的差别造成收入的差别。而且不止于此，经济在往前发展，城里人的三种资本越来越多，而农民的三种资本即使有所增加，城乡的差距、地区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和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二、二元劳工市场
　　
　　二元劳工市场，或者叫二元劳动力市场，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研究才多起来。劳工市场分两类，一类叫上等劳工市场，另一类叫次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为“好职业”，而次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为“坏职业”。“好职业”、“坏职业”的区别就在于：“好职业”的工资收入高、福利多、有发展前途、能学到技术。“坏职业”恰恰相反，工资少、福利少、发展前途有限，往往学不到新东西，甚至其适应能力是递减的，比如，搬运工被认为是“坏职业”，学不到东西，年轻时还能干，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搬也搬不动了，能力下降了。可是“好职业”就不同，越干越精。当前城市居民由于拥有人力资本较多，又有社会资本可以运用，所以容易找到“好职业”； 农村出来做简单劳动的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不足，从事“坏职业”的多，收入差距就拉开了。
　　不仅如此，现在还出现了所谓社会阶层固定化、职业固定化的趋势。社会阶层固定化、职业固定化将会出现一种“世袭制”，父亲干什么，儿子干什么，将来孙子也干什么。这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是很难扭转过来的。
　　
　　三、农村产权的界定、人力投资的迅速加大以及鼓励农民创业
　　
　　对上述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该怎么办呢？首先，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即让农民有三权三证。三权三证是指：农民对承包的土地有使用权，要发给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农民的宅基地有使用权，要发给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的住房有房产权，要发给房产权证。三证都可以抵押、转让，这样，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从人力资本方面考虑，要让农民多受教育，包括受职业技术教育。如果他们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出来以后就不是当简单劳动力，他们就可以当技工了，然后可以升为熟练技工，这样收入就会增加，各方面条件也会比较好。同时，要尽量创造“好职业”。“坏职业”也要进行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改善。“好职业”怎么创造？“好职业”的创造要依靠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同样可以不断提高劳动条件，包括收入水平。对“坏职业”要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工作环境。此外，还要鼓励创业。创业者所从事的职业，一般被认为是“好职业”，因为他们在为自己干活。浙江的一些老板，开始创业时，白天干活，晚上睡地板，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们不仅有发展的愿望，而且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种愿望。
　　怎样增加农民的社会资本？要靠农民在市场上拼、闯，老呆在偏僻的山沟里，什么人也不认识，怎么积累社会资本？浙江的农民就不一样。他们进城了，闯进市场了，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国外拼、闯，认识的人多了，社会资本也就增加了。
　　
　　四、以二次分配来补充一次分配的不足
　　
　　一次分配基本上是市场调节下的分配。市场调节中，由于农民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一般都不如城市居民，所以城乡收入分配对农民是不利的。一次分配的不足通常靠二次分配来补，但二次分配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却同样是偏向于城市而不利于农村的。这正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一次分配对于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仍是有用的。而二次分配的重点是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以一次分配来说，比如，鼓励农民创业，包括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渔业，经营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店等，或者，较多的农民成为熟练技工，这些都有助于增加农民的一次分配收入，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但这还不够，还需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整低收入者的收入，如减免低收入者的某些税费负担。但二次分配的重点应是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1929年，在西方世界发生了大萧条、大危机，失业问题空前严重。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是英国新古典学派。英国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解决失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他们认为，这样做，失业问题就解决了。当时瑞典学派年轻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他的同事给瑞典政府写了一份失业调查报告。他们说，要解决失业问题，就要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大量盖社会保障房，可以出租，可以出卖。还有教育免费、公费医疗、失业救济、养老金保障。这些工作都做了，失业问题就会缓解下来。瑞典政府就这么做了，“福利国家”也就这么开始了。到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凯恩斯主张靠财政赤字，用赤字财政去办公共工程，如修运河、修铁路、修公路等等，来缓解失业问题。又过了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欧国家转入战时经济的阶段。1945年，二战结束，又过了几年，西方经济学家开会回顾20世纪30年代初大危机期间的各个学派的就业对策问题。讨论认为：新古典派是错的，错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是解决一个企业内部的失业问题的办法，但不能用来解决社会失业问题。因为社会购买力没有提高。解决社会失业问题，要提高社会购买力。凯恩斯的办法是有效的，因为举办公共工程可以增加就业。瑞典学派的办法也是有效的，因为社会保障的实施可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敢于消费，内需就扩大了。内需扩大以后，一批人就业了，就业人花掉自己的收入，又有一批人就业了。
　　根据当年的讨论，可以认为，当前中国要缩小城乡差别，就要加快进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要早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保障一体化，其后果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又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农民的初次分配少于城市居民，如果二次分配同样少于城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岂不是扩大了？因此，要走向社会保障一体化，就必须及早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下形成的两种户籍的制度。两种户籍是多年来促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户口一元化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五、地区发展均衡化和城乡收入差别缩小的关系
　　
　　城乡收入差别之所以会扩大是因为三种资本的城乡间的分配是非均衡的。城市的物质资本多，人力资本多，社会资本多；农村三者都少。就全国来说，东西部收入差距扩大也主要是这一原因造成的。简要地说，西部为什么比东部穷？因为人力资本比东部少，社会资本也比东部少。西部有丰富的资源，但这些资源未能在当地转化为物质资本。资源虽然丰富，开采了就运走了，所形成的资本没有留在当地。现在才开始改了，但过去一直是资源东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向东流。什么留在本地？污染留在本地，包袱留在本地。所以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实际上是城乡关系非均衡的另一个反映。
　　总之，要让西部更快地发展起来，让西部和东部之间的收入差别缩小，除了可以走增加农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道路以外，还有必要调整资源开采的收益分配比例，让西部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此外，在二次分配中，需要更加向西部地区倾斜。这同样体现“一次分配不足由二次分配补”的原则。
　　（编辑：张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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