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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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所谓“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指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增长和轻微波动，使经济周期由过去那种起伏剧烈、峰谷落差极大的波动轨迹，转变为起伏平缓、峰谷落差较小的波动轨迹，提高增长的质量，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１９５３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经历了１０个周期（图１）。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历了５个周期。其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２０％左右（１９５８年为２１．３％，１９６４年为１８．３％，１９７０年为１９．４％）。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峰谷落差，在第２个周期内最大，达４８．６个百分点。１９７６年后和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５个周期。其中，在已有的４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降到１１％―１５％，峰谷落差在６―７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我们以１９７８年为界，１９５３―１９７７年与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相比，即改革开放前后相比，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简单算术平均）由６．５％上升到９．５％，上升了３个百分点；最大值即最高峰位由２１．３％下降到１５．２％，下降了６．１个百分点；最小值即最低谷位由－２７．３％上升到３．８％，上升了３１．１个百分点；反映波动幅度的标准差由１０．５个百分点下降到２．９个百分点，下降了７．６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前，其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且表现为古典型周期（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ＧＤＰ绝对下降，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为波幅减缓，并由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ＧＤＰ并不绝对下降，而是增长率下降）。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新态势：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
　　
　　我们也可以利用增长与波动的关系测算经济增长质量，增长视为福利增加，而波动值越大说明经济中风险加大和福利损失，它们二者之比为增长质量，数值越高越好。我们计算出“十五”时期经济增长质量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质量最好的时期，增长适度和保持稳定（见表１）。
　　
　　２００２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８．３％，开始进入新一轮周期①。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均为９．５％。２００５年全年，预计为９％或略高。这样，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三年９％―９．５％的适度高位平稳增长，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从未有过的。克服经济的大幅起落，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们一直所盼望的。未来５―８年，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８．５％―９％之间；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８％―１０％的适度增长区间内。以上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因为未来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二、 中国经济周期中的增长与波动因素分析
　　
　　１、潜在增长率
　　经济周期中的增长与波动的关系比较恰当地描述为“产出―物价”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菲利普斯曲线以经济增长率替代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这一替代是通过“奥肯法则”实现的。奥肯法则（奥肯，１９６２）是实际失业率相对于自然失业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实际产出水平就会超过潜在生产水平而增长越三个百分点，这样就将完成了就业与增长的替代，构造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理论假定了“现实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偏离”，这一偏离表现为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压力。从而也计算了潜在增长率，并以此模拟了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升偏离，物价上升；回落亦是相同原理。确切地判定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这一困难就更为突出。尽管如此，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仍然有不少的估计。
　　关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是ＨＰ滤波法，即通过ＨＰ滤波方法，得出ＧＤＰ的趋势增长，这个趋势增长率就是潜在增长率；第二种是生产函数法，即利用总量生产函数，估计潜在增长率；第三种是根据菲利普斯方程，估算潜在增长率。
　　根据价格调整方程，我们可以建立通货膨胀率与ＧＤＰ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下面，就利用统计数据对二者进行计量分析。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先对ＣＰＩ②与ＧＤＰ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变量，于是，我们可以用ＯＬＳ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可得回归方程：
　　ＣＰＩ＝１．００６×ＣＰＩ（－１）－０．４１２×ＣＰＩ（－２）
　　＋０．９６６×ＧＤＰ－６．５５８
　　其中，ｔ统计量都很显著，ＤＷ值为２．０３６，Ｒ２为７０％，调整的Ｒ２为６７％，计量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回归方程的经济含义：
　　１） ＣＰＩ受其自身的影响。滞后一期（即上期）ＣＰＩ变动１个单位，导致当期ＣＰＩ同向变动１个单位，这很符合适应期预期假说；同时，滞后两期ＣＰＩ变动１个单位，导致当期ＣＰＩ反向变动近０．４个单位。综合起来，过去ＣＰＩ的变动１个单位，导致当期ＣＰＩ同向变动近０．６个单位。
　　２） ＣＰＩ受ＧＤＰ增长率的影响。ＧＤＰ增长率变动１个单位，导致当期ＣＰＩ变动近０．９７个单位。这恰恰反映出ＣＰＩ变动与ＧＤＰ变动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用ＣＰＩ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即ＧＤＰ的增长是否过快。
　　根据这个回归方程我们可以算出不同稳态通货膨胀率水平下的ＧＤＰ增长率（所谓稳态，是指增长率保持不变。稳态通货膨胀率，即没有加速通货膨胀）。根据经验，可以容忍的合理的通货膨胀水平在３％―５％，因此，ＧＤＰ增长率在８．１％―８．９％之间。而这个区间就可以理解成潜在ＧＤＰ增长率的区间。如果增长率超过９．５％，显然，通货膨胀率将会超过６％。通货膨胀率为０时的ＧＤＰ增长率６．８％③。

　　２、增长贡献分解
　　我们进一步对增长和波动的贡献做分解，分析增长与波动的贡献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着分阶段的特征，我们依据可变价格计算的贡献率分五年规划看（见表３），从增长率、消费率和投资比率上也能看到大的发展轮廓，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９．７４％，“六五”和“七五”时期消费率为６８．８９％和５７．８６％，消费占绝对的带动地位，投资率为３４％和３１％，出口贡献为负，消费主导着经济的增长；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八五”时期投资率上升很快，但依然为消费主导，但１９９３年投资的投资过热引起了较大的波动，到“九五”时期，投资加出口已经超过了消费，外资和对外依存度显著提高，为了抵御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断提高着投资比率，经济增长开始下滑；“十五”时期投资率超过了消费率，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开始回升，２００２年以来增长保持在９％以上的高位。

　　
　　我们再进一步细致地分析各个发展阶段中的增长带动和调整因素。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经济增长是以农村改革开始的，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农村居民消费主导着经济的增长，仅有１９８５年的投资超过消费，也与农村住房投资过快有关。８０年代后期城市的改革释放了城市居民的消费热情，１９８８年的抢购导致了物价上涨过快。按不变价计算的贡献看，１９８９年经济调整开始则也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下降过速引起的，可以看出８０年代最主要的增长贡献和波动因素都来自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农村改革从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一直到１９８９年调整，到１９９０年历经了１６年的发展。８０年代中前期主要集中在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进入到“数量性扩张”；中后期农民开始了就业变动，“离土不离乡”的过程，非农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和城市消费带动经济增长。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的城市建设周期开始，居民不动产的积累在逐步加速，农村人口也进入了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步伐。居民的高储蓄决定着投资规模，１９９８年以后在积极财政和消费信贷的刺激下，城市化建设周期进入加速期，在新世纪则更加明显。在这一时期内投资将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这一周期应该会持续到２０１０年以后。只有随着城镇人口比重超过农村人口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才会引起大的周期性调整，在此期间经济会保持高速平稳增长。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保持了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长，仅从需求因素解释是不够的，从长周期看必然是技术进步才能导致中国整个潜在增长水平提高；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较高的经济增长才能长期维持，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要义。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发展以来，将经济增长的波动分解为随机的白噪声波动和技术进步的冲击（ｓｈｏｃｋ），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是上移了增长的路径和改变了增长的斜率，又分成水平和垂直技术进步。按索罗增长核算计算，将各类技术进步综合都表现为“剩余”――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周期阶段看，需求拉动了中国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耐用消费品”为需求主导的普及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家庭不动产的需求为推动，带动了住房和汽车业的发展。第一阶段是以居民收入平均化为基准的快速普及期，从“老三件”、“新四件”接连不断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产品需求周期和供给周期都较短，出现了“消费需求的同步振荡”。住房和汽车等的需求继续驱动着第二个阶段的发展，而外需也是巨大推动力，这个阶段伴随着城市化建设拓展和进入ＷＴＯ后加大的对外开放，经济增长的周期明显要长于第一周期。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需求引致了中国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正向冲击”了经济增长，很多学者按索罗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进行的，将经济增长中未被资本和劳动力解释的部分成为“索罗余项”，即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增长核算的复杂性，国外很多学者都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计算，虽有差异但结论和趋势大致是相同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ＧＤＰ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是正的，大致在２―３个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２５％―５０％。国际学者计算的偏高。增长的趋势是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期间最高，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次之，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也较高，１９９７年后下降，２０００年到现在有所回升但也要低于１９９５年前。
　　
　　三、 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和“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增长相互促进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具有很强的内生化的增长逻辑，但这一循环面临增长模式的挑战以及开放后的“外部冲击”。
　　１、“加速积累长期成本”的增长模式
　　中国高耗费的增长模式是有其特殊的发展背景的，是政府主导下的赶超策略的发展模式，即全社会补贴工业化。政府行为的特征就是要突破“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所谓“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是指，一国穷是因为它穷，意味低储蓄，所以没有投资；意味着低收入，没有购买力（纳克斯，１９５７）。突破贫困陷阱必须提高储蓄和创造需求，政府的作用是重大的，（１）政府通过“担保”降低了储蓄―投资的风险，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并在政府主导下配置了资源；（２）政府通过干预性政策，超贬汇率、降低各种工业生产要素提高工业产品竞争力，促进了出口，创造了外部需求，突破贫困陷阱。
　　虽然这种发展模式一度在突破瓶颈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无法长期持续。国家干预出来了资源耗费，也“担保”出来了金融财政的风险。以政策性支持为基础的粗放增长方式产生的大量宏观成本由政府承担。
　　其一，高投资下的坏账由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
　　其二，中国历史上的低工资制阻碍了高增长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企业的工资成本被降低，但社会保障成本成为中央政府的隐性债务。代际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最终向完全的个人积累账户转变。
　　其三，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高增长目标，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以此降低招商引资项目的成本；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导致局部行业产能过剩，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的背景下，土地和信贷市场不能给出真正的市场定价，产生巨大的套利空间，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共谋，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过度扩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２００４）。
　　其四，中国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开采的宏观成本居世界前列。由于资源价格扭曲，企业不承担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高投资的粗放型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 以环境污染与破坏为代价。
　　以上几方面的宏观成本具有一个共同点：由于原有的扭曲机制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高投资产生的宏观成本不是由投资主体承担，高投资产生的新的宏观成本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更严重的是，如果每年产生的宏观成本得不到即时化解，长期积累下去政府也会不堪重负，必然会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包袱。
　　这种“扭曲要素价格”补贴工业的模式，必然在宏观稍微放松的条件下导致地方和企业的高投资冲动，而这种冲动表现为宏观上的投资激增，微观的产能过剩。进入新世纪以来投资加速，２０００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３．５万亿元，２００４ 年增加到了７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四年增长将近一倍。“九五”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４万亿元，“十五”时期可能超过２９万亿元。这几年，工业领域投资过度，产能快速增长。２００４年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也是针对局部过热，特别是几大基础品行业电解铝、钢铁、电力和煤炭等投资膨胀的。
　　中国的供给问题短期内表现为产能过剩和资源不足，从中长期看表现为长期供给成本的持续提高，表现为：（１）国内资源消耗过多造成成本上升，导致空气、水和土地的过度污染和消耗，未来这些资源价格会大幅度提高；（２）要素成本偏低，劳动力缺少社会保障的成本、资金要素以大量坏帐补贴的资金价格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和产出效率高的现象也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过度的工业产能和资金密集化倾向也越来越难以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了，因此在中国的现有阶段不是投资高低问题，核心是投资是否起到了吸纳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如果仅仅是短期地形成了过度的工业产能，而没有吸纳劳动力，这种高投资就会形成产能过剩，既无结构效率，也无技术进步，不会提高长期供给线。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激励了产能过剩性增长，必然导致“加速积累长期成本”，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固有的问题将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
　　２、外部冲击
　　中国的“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增长模式在开放条件下很容易引致“外部冲击”。 “外部冲击”是指开放的宏观经济中，国际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国内经济产生的波动性影响。这里主要分析外资冲击（主要是非ＦＤＩ冲击）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突出的例子是石油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了“石油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冲击）。
　　比起ＦＤＩ（外商直接投资）来，非ＦＤＩ （即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储备变动额减去经常项目差额，再减去外商直接投资差额后的余额）由于其流动性、易变性与投机性，对于整个经济的冲击更大。所谓的游资或热钱就属于非ＦＤＩ范畴。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非ＦＤＩ流出（也可以理解成资本外逃），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１９９８年，由于预期汇率贬值，这种流出达到顶峰。１９９８年以后，非ＦＤＩ流出逐步减少，到２００３年发生逆转，人们开始预期人民币升值，大量的非ＦＤＩ流入，特别表现在对外借款和减少海外资金的流入。到２００４年，非ＦＤＩ流入额达到一个高峰，２００５年中国承诺了“出其不意”的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压力更大，非ＦＤＩ仍加大流入。２００５年二季度非ＦＤＩ流入超过１５０亿美元，而外汇储备总额也超过７０００多亿美元。２００４年除了人们减少海外资产导致的外汇流入，特别突出的是短期外债激增。短期外债１０４３亿美元，新增加了２７３亿美元，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的４５．６％，也可见非ＦＤＩ有很强的“易变性”，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的指标就是短期外债激增。当前讨论的“热钱”的主要依据就是非ＦＤＩ，很多人再加上经常项目和ＦＤＩ中“偷藏”的热钱，非正规渠道的人民币资金的流动（如央行注意到中国周边国家使用人民币的状况）等，热钱过千亿元。与２００３年非ＦＤＩ转折相匹配的是房地产价格似乎也同步启动，特别是上海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
　　
　　与热钱相比，大宗商品价格激增对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特别是２００５年以来在连续价格上涨的基础上加快了上涨的步伐。国际市场铁矿石在年初涨价７１．５％的基础上，国外供应商仍要继续向中国加价１００％；铜价连创新高，石油价格原预测在４５美金左右，现在已经开始纷纷调高预测数。高盛公司刚刚发表的石油价格报告指出，现在刚刚处在石油价格飙升的初始时期，今年石油价格最高将达到每桶１０５美元的高价。
　　大宗商品的价格近年来越来越偏离了所谓供给―需求定价原则，更多地体现了“投机定价”的特征，由于大宗产品供给缺少弹性，一旦加入了新的需求因素后供求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均衡，投机定价机制就起作用了。“中国因素”、“印度因素”和新兴市场的需求因素导致了新的供求不平衡，投机定价决定着大宗商品的价格。
　　大宗商品价格激增直接危及到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是构成产品成本的基础，因此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直接导致所有物品价格的成本增加，产品价格成本的增加直接削减了生产者的利润或导致亏损，在无法向消费者转移的条件下，减少产出是必然的，导致了经济增长减速。减少产出引起供求不平衡，有会导致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激增将产生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压力。
　　成本推动的核心因素是对利润的影响，利润盈亏直接调节着供求的基本关系。石油的冲击则是更为严重的，它涉及到化工的基础品和能源两项，是成本推动的最重要的力量。由于成本推动的链条较长，因此显现特征滞后，容易被短期的数据所掩盖。中国的大宗商品高度依赖于国际供给，同时国内正在加快城市化步伐，需求旺盛，外部持续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会越来越显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波动均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城市化和外部冲击直接迫使“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的道路”转变，核心就是逐步消除“结构扭曲”，将原来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逐步按市场的方式校正，对要素进行重新估价。

　　
　　四、 宏观政策选择
　　
　　１、 减低冲击，转换增长模式
　　１）发展资本市场，强化要素配置
　　在外部冲击下，大量的竞争性企业在成本压力下利润缩减是明显的，如果不能通过价格、技术和规模（投资和并购）转移，利润下降将是必然的，微观主体必须寻求新的增长路径。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和并购等逼迫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是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选择了。资本市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转型的核心，通过资本市场强化要素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资本市场是分担风险的核心，“通过资本市场可分担国际风险，减少生产率、国际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冲击”（麦金农，２００５）。中国当前资本市场的非流通股改革和创新非常重要，特别是如何利用好香港资本市场，已经关乎开放和缓冲外部冲击能否成功的关键了。
　　２）消除扭曲，降低全球化风险
　　中国面临经济开放新阶段，积极克服政府干预导致的“结构的扭曲”，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和完善，优化资源配置。这包括：矫正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中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各项政策（如消除贸易与外资政策双向激励的政策扭曲），降低中央政府的潜在“宏观负债”的风险敞口，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方式分担风险，如四大国有银行上市等，从而降低经济易受冲击的特性。在此基础上积极积累探索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利用国际资金流动的机会，降低其冲击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对“扭曲”的强行矫正。
　　３）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行空间优化配置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消除政府干预导致的“经济扭曲”，重新估价经济、自然和社会资源，以市场为主导配置资源，推进空间（最平面的理解是指土地，但准确地理解为以地域为依托的经济多维资源空间）的优化配置。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是多层次的政府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低规模运营，寻求降低成本的城市化政策已经时不我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配合实现的手段就是集中，撤并乡镇，进而消减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形成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架构，不但对城市化有利，对地方、农村的财政体制改革也都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正面临着城市化发展的高潮期，解决好与城市化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优化配置空间资源。
　　在工业化发展阶段，政府长期规划的核心应放在产业政策上，政府关注的是产业的规划；在进入城市化阶段，政府规划的重点应该放在空间（国土及多维资源）规划上，将有形的资本、人力、社会保障等资源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都放在空间上来讨论，才能被综合规划和协调在一起，并通过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和就业资源相匹配的问题，带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２、宏观政策谨防新一轮经济过热和外部冲击
　　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有几件“大事”，如２００６年开始实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党政换届，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等，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大起”。以“换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几次“大起”，如１９８３年ＧＤＰ增长率上升到１０．９％，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ＧＤＰ增长率分别高达１１．６％和１１．３％，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ＧＤＰ增长率分别高达１４．２％和１３．５％，也都含有“换届”因素的影响。为了防止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经济的“大起”，以及避免随后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可能出现的“大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防止各地借机追求政绩，大兴土木，大上项目。如果能够较好地调控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可能出现的“大起”，那么就能为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平稳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国内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和经济波动趋于平稳的情况下，防止国际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外资看，今后，外资流入除采用ＦＤＩ形式之外，更多地将采用非ＦＤＩ形式。因此，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加紧完善针对非ＦＤＩ的监控体系，防止非ＦＤＩ的大进大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注释：
　　①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可从２０００年算起。
　　②ＣＰＩ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１９８５年才公布，１９８５年以前的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代替。
　　③也有学者将潜在增长率理解成通货膨胀率为０时的增长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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