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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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杰
【摘要】首先对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意义进行了论述，并简要阐述了制度的定义和概念；然后对目前几种主要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进行了综述，并总结了传导机制。
【关键词】制度；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也是各国最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将制度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在此框架中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地域、文化意识形态等成为了经济增长一系列的决定因素，因此它无法说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中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最有利的证据是二战后的德国和朝鲜，他们被分裂成两个国家，拥有相似甚至一样的自然资源、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文化等。但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联邦德国和韩国要比实行计划经济的民主德国和朝鲜的发展更快更好。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North）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他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的作用就是“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它包含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一系列成文法，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契约等，非正式制度是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原因，这种观点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既是挑战也是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现在，虽然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确实有着巨大影响的观点已经被普遍认同，但是在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上却是各执己见。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1．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辨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合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应的制度平台，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时，就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制度平台。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看，制度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制度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2．旧制度学派。旧制度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等为代表，凡勃伦非常重视从制度层面来分析经济发展，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反对传统经济学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经济发展的前提，主张从制度和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而康芒斯则对制度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释为一种交易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利益集团，因而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冲突，为此就需要制度为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对交易各方进行约束和协调。康芒斯特别强调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法律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它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从旧制度学派的观点看，制度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通过促进社会交易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3．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对一些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舒尔茨对传统经济学将制度看成外生变量的缺陷进行了批判，认为制度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他从制度所执行的功能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均衡的概念入手，认为随着教育、培训、知识对人的正效应的提高，人的经济价值也是不断提高的，这种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导致了当前制度所执行的经济功能的经济非均衡，一些政治、法律等制度则是为满足这种需求所进行的调整，是趋向新的均衡过程中形成的，是有滞后性的。制度变量关系重大，他们可能并且正在变迁，“人们试图对可选择的制度变迁加以考虑来作出社会选择，以增进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的实绩。”舒尔茨通过“人力资本论”论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说明了制度的滞后性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
4．新制度学派。以诺斯、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而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诺斯和戴维斯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在详细描述产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从制度功能上看，适当的制度激励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在这些制度因素中，产权关系至关重要，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外部性内在化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可以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外部性问题、潜在收益），提高运行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增加经济福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国家是强制的统治工具，因此国家降低了保护产权和强制执行的成本，维护了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增长。从意识形态的层面看，诺斯将意识形态看成是非正式制度，它同正式制度一样约束了个人的机会主义，激励了个人的效率，降低了社会成本。
诺斯将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引入了制度分析框架，认为在现存制度下如果存在着潜在利润，即存在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社会主体从中得到净收益大于现在的净收益，就会产生制度的非均衡， 产生新的潜在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当再次达到制度均衡时，就产生了经济增长，因此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其他因素只是经济增长本身。
三、总结
自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的巨著《国富论》出世以来，经济学就从未停止过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出现了“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分工――专业化理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这些主流理论，还有“地理条件论”、“文化宗教信仰论”，然而并未形成普遍认同的统一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对研究制度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意义进行了探讨，并且引用了诺斯关于制度的经典定义，并对主要的几种制度与增长理论进行了整理，他们分别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度促进交易，制度通过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产权等方面论证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然，还可以从制度能促进生产要素的吸收这个角度出发来说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说法不一，各有优劣，但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更好的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中找出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参 考 文 献
[1]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R・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一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
[4]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6]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
[7]杨有才．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数理模型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8]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戴维・罗默，苏剑，罗涛．高级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
[10]韩晶，朱洪泉．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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