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变更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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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作为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机制之一，已有大量文献从企业业绩、内部治理机制、企业政策变更、公司外部环境以及高管个人表现等视角出发，对高管变更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文献从高管离职动因及其经济后果这两方面进行了梳理，并指出后续研究方向。
　　关键词：高管变更;原因;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24.064
　　0 引言
　　有关高管离职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现有的一些研究从影响高管离职的因素以及高管离职的经济后果方面对高管离职进行了研究。针对现有的研究本文作出以下综述。
　　1 高管离职动因
　　1.1 国外研究
　　国外有关公司业绩对于高管更换的影响的研究领域主要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曹维凯，2013）。Jensen（1988）发现，当公司业绩较差时公司高管更换的可能性增加。首席执行官的变更与公司业绩也存在着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Kato and Long，2006）。Fang Hu（2012）以国有企业为例，分析发现公司表现越差，高管离职越显著。Jenter and Kanaan（2015）发现，当行业整体经营较差时高管更有可能被解雇，并且这种现象在经济衰退时更加明显，因为即使公司业绩恶化是由于高管不可控的因素所导致的，高管也有可能因为业绩不佳而被辞退。即使当公司业绩水平保持不变时，董事会也会更有可能解雇薪资水平较低的高管和处于高风险公司的高管。Ortín‐ngel P（2004）研究发现，当公司卷入诉讼或丑闻时，高管的离职也会增加。Aharony J（2015）发现合同诉讼之后，首席执行官和内部董事离职增加，而在环境和知识产权诉讼之后，只有外部董事倾向于离职。当一家公司卷入丑闻时，媒体关注数量将会增加公司高管变更的可能性（Wiersema M F，2014）。一旦公司收到严重的评论信，CFO的更换风险就会永久性的上升（Gietzmann M，2015）。
　　高管变更还与公司的重大政策有关。Efendi J（2013）研究发现期权回溯之后，公司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财务官被迫离职的可能性显著增强。Krug J A（2003）发现当公司被收购，会提高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人员的变更率，高管薪酬差异也会对高管的变更率产生影响。Peters F S（2014）研究发现CEO流动风险与薪酬显著正相关。薪酬离散差异与高管人员的流动性增加相关，当高管薪酬处于总体高管团队薪酬的较低部分以及他们拥有更多的不确定薪酬时，更有可能出现高管离职（Messersmith J G，2011）。与较低级别的高管相比，组织通常会向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更高的薪水，虽然这种方法对于保留组织顶点的人员非常有用，但它也可能会使薪酬金字塔底层的高管倾向于看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从而退出公司（Trster C，2017）。
　　高管的个人表现及公司的监管标准也会对高管人员流动产生影响。Sonali Hazarika（2012）发现无论公司表现如何，CEO 被迫离职的可能性与公司的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股东更倾向于更换或惩罚操纵盈余的经理。Li W（2017）发现内部控制材料缺陷与首席执行官以及财务总监的变更正相关。Brunello（2003）发现拥有大量股权的内部人员会监控并取代表现不佳的外部CEO。Balsmeier B（2015）发现外部监事会成员通常会增加他们监管的公司的高管的流动率。
　　1.2 国内研究
　　国内对于高管变更的研究起步较晚。朱红军（2012）发现经营业绩与高管变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冯旭南（2012）发现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高管变更对经营业绩的敏感性更高。刘星（2012）研究发现公司业绩下降以及亏损皆与高管变更显著相关，而高管权力会降低高管变更与公司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曹廷求（2012）也发现相较于股价没被高估和绩效良好的公司，股价高估严重、绩效差的公司的高管辞职概率更大。苏冬蔚（2013）发现，大股东掏空会降低首席执相官强制性变更的业绩敏感性。王谨乐（2018）研究发现对于那些业绩亏损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退出会产生较大外部压力，从而迫使在任高管离职，总体而言，公司业绩始终是公司高管被迫离任的主要原因。上市公司CEO变更的可能性还与预算完成程度显著负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叶建芳，2014）。上市公司CEO变更的可能性还与投资效率负相关（岑维，2015）。
　　公司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披露，往往也会导致高管的变更，而高管变更则会促进公司内控缺陷的修复（林钟高，2017）。企业被监管机构发现违规后，高管更高的更换率将会提高（瞿旭，2012;李岚，2016）。公司审计意见为非标时，高管变更的概率将会更大（王成方，2012;蒋荣，2007）。
　　公司外部环境变化也会影响公司高管的变更。饶品贵（2017）研究发现在外部不确定性高时，企业会降低高管变更的概率，这一情况在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地方官员变更也会提高地方国有企业高管变更的概率（孙自愿，2018;潘越，2015）。政治关联与高管的变更显著负相关（董淑兰，2016）。
　　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及相关人事变动也会影响高管变更可能性。在ST公司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高管变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沈艺峰，2007）。于换军（2016）发现更多的信息披露会减少首席执行官的私人收入，从而导致更多的CEO变更。朱红军（2012）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变更与企业高管变更密切相关。高管团队重组也与总经理非常规变更显著正相关（刘新民，2011）。 　　高管个人因素以及对自身未来利益的考量也会对其离职行为产生影响。卫旭华（2013）发现个体层面的高管与其他成员的年龄差异、学历差异和收入差异越大，高管在上任一年后的个人离职行为越明显。乔坤元（2013）发现个人身体欠佳和套现动机都是上市公司高管离职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管持股也与高管变更显著负相关（郝云宏，2010）。
　　2 高管变更经济后果
　　有关高管变更经济后果的研究方面，相关文献也日益丰富起来，这些文献主要关注的是高管离职后对公司绩效的长短期效应，并且焦点依然在于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上（Shen和Cannella，2002）。Denis和Denis（1995）发现，高管离职之后该公司的经营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高管离职会通过道德风险作用影响公司绩效（乔坤元，2013）。但是Kang & Shivdasani（1995）对日本非金融公司的研究发现，高管被强制更换的公司，之后的公司业绩有显著提高。Kato and Long（200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CEO变更会显著提高公司业绩，这一现象在私营企业中更为明显。
　　CEO变更对公司资本结构、未来战略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瞿旭（2015）研究发现CEO变更对变更后第一、二个会计年度内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上市公司在总经理变更当年，还存在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王永坚，2013）。黄志忠（2015）、张霁若（2017）也研究发现发生CEO变更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未发生CEO变更的公司，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张巧良（2014）发现高管变更还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下降。CEO变更还会带来企业的业绩波动（吴明霞，2017）。市场对高管聘任的态度会决定市场对于高管变更事件的解读 （吴良海，2013）。Biscotti，A.M（2018）发现CEO变更会刺激开放式创新，新任的外部CEO更倾向于开放式創新，新任的外部首席执行官与外部组织共同开展创新项目的倾向也高于在公司经历过长期任期的前任CEO。韩洁（2015）发现，CEO变更后新任CEO倾向于在任期第一年加大研发投入。Yohan Bernard（2018）发现首席执行官的变更对变革后5年的CSP（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会产生积极而显著的影响。高管变更威胁将会影响公司重新定价该高管持有的股票期权Narayanan Subramanian（2007）。
　　高管离职的不同方式也会影响高管离职与公司之后的业绩及决策之间的关系。高管离职通常可被分为主动离职以及被动离职，在被动离职的情况下，Intintoli V J和Kahle K M（2016）发现现金持有量在CEO离职后显著增加，特别是在被迫离职的情况下，现金持有量的增加在继任者任期内持续数年，并且对控制现金持有量的标准决定因素以及治理特征具有强大的作用。Peters 和 Wagner（2014）发现强迫离职除了导致管理者要求更高的薪酬外，还可能导致管理者增加现金以保护自己。刘美玉（2011）发现CEO强制性变更后的企业绩效会明显好于变更前。刘新民（2012）研究发现，总经理非正常变更更易引起高管团队的重组。但如果高管是自然退休，那么公司内部将比较稳定且业绩会有较小幅度的上升，不会出现权力交接的不平稳期（Denis和Denis，1995）。王立新（2011）发现高管的改良性变更对公司价值具有提升作用，而高管的自然性变更则会降低公司价值。
　　3 评论与展望
　　本文从高管离职的动因和高管离职的经济后果两个方面，分别梳理了国内国外的相关研究。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公司的业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公司自身重大政策的调整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公司卷入丑闻或诉讼案件以及高管个人因素等都会成为高管离职的动因。而高管离职则会对公司未来的业绩、战略、资本结构等产生影响。
　　经过上述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与分析，发现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高管离职的因素方面，而对于高管离职的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章相对缺乏。而对高管离职原因进行区分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高管离职的经济后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Chaney P K，Faccio M，Parsleya D.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1，51（1-2）：58-76.
　　[2]Chava S，Purnanandam A.CEOs versus CFOs：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polici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97（2）：263-278.
　　[3]Gietzmann M，Marra A，Pettinicchio A.Comment Letter Frequency and CFO Turnover：A Dynamic Survival Analysi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2015，31（1）.
　　[4]Intintoli V J，Kahle K M.Cash Holdings and CEO Turnover[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6.
　　[5]Kaplan S N，Minton B A.How Has CEO Turnover Changed？[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2012，12（1）：57-87.
　　[6]Li W，Soon TBL eow Phang，Ho S Y.CEO/CFO turnover and subsequent remedi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terial weaknesses[J].Accounting & Finance，2017，（2）.
　　[7]Peters F S，Wagner A F.The Executive Turnover Risk Premium[J].Journal of Finance，2014，69（4）：1529-1563.
　　[8]曹廷求，张光利.上市公司高管辞职的动机和效果检验[J].经济研究，2012，（6）：73-87.
　　[9]杜兴强，冯文滔，裴红梅.IPO公司“董秘”非正常离职的经济后果：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投资研究，2013，（8）：47-64.-33.
　　[10]刘青松，肖星.败也业绩，成也业绩？——国企高管变更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5，（3）：151-163.
　　[11]乔坤元.上市公司高管离职：原因、影响和行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4）：72-86.
　　[12]饶品贵，徐子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高管变更吗？[J].管理世界，2017，（1）：145-157.
　　 [13]王化成，曹丰，叶康涛.监督还是掏空：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J].管理世界，2015，（2）：45-57.
　　[14]许言，邓玉婷，陈钦源.高管任期与公司坏消息的隐藏[J].金融研究，2017，（12）：174-190.
　　[15] 朱红军.大股东更换与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经营业绩的作用[J].会计研究，2002，（9）：29-38.
　　[16]周林洁，邱汛.政治关联、所有权性质与高管变更[J].金融研究，2013，（10）：19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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