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假设的情境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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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照云 罗 俊
摘要：由于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下，管理活动是具有其复杂性的。这就迫切需要根据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开展针对中国具体情境的本土化管理研究。文章整理和总结出对于管理活动影响较大的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并基于这五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假设，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假设模型和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方式。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情境化管理；中国企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2－0061－05
如果把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创立作为管理学从此成为一门科学的标志，则管理学的发展已历经近百年。然而管理学并不是一门严格意义的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只是一门具有“弱科学性”的学科。而导致管理学成为一门“弱学科性”的学科，影响管理科学性的“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管理活动中，作为管理主体的管理者和作为管理客体的被管理者都是具有思维能力、复杂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差异化性格和行为方式的人，人的行为又受到人的知识、记忆和预期的影响。第二，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人是组织中的人，而不是经济学中具有个人理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第三，作为管理载体的组织，本身又是处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组织本身以及组织中的管理者和人、财、物、信息等管理对象，都会受到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组织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下，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是具有其复杂性的。
一、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管理研究的必要性
普遍原理的探索必须基于各种文化情境下管理模式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而决不能以某一种文化情境下发展出来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等同于普遍原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要防止将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等同于一般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倾向。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转轨、改革开放的深入为中国管理带来了很多独特的实践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套用国际上已有的管理理论，需要依靠熟悉中国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理解体制环境、熟谙中华文化的中国学者，在运用科学方法探索其背后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为中国宏观社会体系和微观企业组织的管理提供坚实的管理科学基础理论支持。”近年来，海内外一批华人学者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不少成就。如“东方管理学派体系(经典与案例)”的“三学”(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以及“八人”(人本、人德、人为、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等思想观点的提出；“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的建立；“和谐管理理论”以及“复杂性系统管理”的提出。但这些理论提出的前提仍有待于继续完善。本文则试图整理和总结出对于管理活动影响较大的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行为逻辑，并基于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假设，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假设模型和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方式。希望有助于其他学者根据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开展针对中国具体情境的管理研究(context－speclfic research)――或称为本土研究(jndigenous reseal23h)，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
二、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
人文、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本土化研究以潘菽、吴文藻、费孝通、杨国枢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为早，并最为深入。而对于中国本土化的管理研究，国内学者更多的只是从公共管理本土化的视角进行研究。只有亚利桑那大学凯瑞商学院(w，P.Carey School of Business，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徐淑英(Anne S.Tsui)等管理学者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但很少有学者在挖掘出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行为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中国本土企业管理方法。
对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如人情、面子、关系、报等本土性概念，有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系统阐述。本文总结了五个对企业管理活动影响比较大的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并参照西南财经大学罗珉教授的提法，暂且将这五个基本假设称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
1、“家”的基本假设
“家”的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家族是传统农业社会之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极重要，因而形成中国人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根据叶阴华的分析，作为一套心理与行为的内涵及倾向，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在对家族的认知、感情及意愿三方面皆有其特点。在家族主义的取向下，人们生活圈内的运作是一切尽量以家族为重，以个人为轻。家族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迁就集体的原则，主要限于自己的家族，因而应是一种“内团体的集体主义”(jngroup collectivism)，而不是一种“普遍性的集体主义”(universalcollectivism)。中国人在非家族性团体中所表现的，并不是一种直接而单纯的集体主义，而是一种由家族取向或家族主义延伸而来的准家族集体主义，也就是一种“泛家族主义”。
2、“关系”的基本假设
“关系”(guanxi)几乎出现在中国的每个组织和个人中，中国人从一出生就处于“关系”网络中，随着他的不断成长，这个“关系”网络也不断扩大。最早对“关系”进行初步探讨的是费孝通先生，他提出了“差序格局” (differential mode of the association)的概念，认为中国人的人际互动是以自己为中心，将与自己有互动的他人依据亲疏远近分为几个“同心圆圈”；越亲近的他人，则与自我中心越贴近，且自我与不同圈层的他人有不同的交往法则。关于“关系”的定义，学者们都是从儒家文化对于人际关系的影响角度来定义的。乔健认为，关系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个人或团体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个人或团体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金耀基教授认为，关系是“基于特殊准则的人际关系”；除淑英教授等人认为，关系是“个体间具有的直接的特殊联系”；彭泗清教授认为，关系是“一种基于相互义务之非正式的、私人的且特殊的关系”。
3、“面子”的基本假设
“面子”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悠久的文化心理现象，“丢面子”、“给面子”、“顾面子”、“要面子”、“留面子”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象征性词汇也在中国人的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Smith)在其轰动西方一时的《中国人的特性》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认为“面子”很像南太平洋岛上的土著禁忌，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可以将之归结为中国人具有很强的表演天性(dramaticinstinct)。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胡先缙从学理上对脸面分别施予了学术上的定义，认为面子指的是由社会成就而获得的声誉。金耀基在面子中区分了“道德面”和“社会面”。罗珉认为，“面子”可以是一种名誉、信誉、名声和人情，也可以是一种权力和影响。在经济交易中，“面子”在中国更多地被视为前者，在组织的管理中，“面子”在中国更多地被视为后者。
4、“有限自利性”的基本假设
“有限自利性”的基本假设是指中国人对人的自利主义行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有限，中国人同西方人一样也讲自我(ego)和自利，但中国人对自利的接受有一个限度。与西方文化基本内核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不同，中国人对人的自利的忍受度和接受度要远远低于西方社会。中国人对人的自利主义行为的接受度是“有限自利性”。自利行为的目标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就是“为富不仁”，就会遭“报应”。但其实这种有限的自利性一般只表现在中国人对他人的看法上。“苟富贵，勿相忘”主要是一种对他人自利行为的约束。这也是“红眼病”、“嫉妒”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原因。
5、“伦理道德”的基本假设
在宗教盛行、法律健全的西方，人们的行为都以宗教为信仰、以法律为约束。而在宗教普遍缺失、法律不够健全的中国，伦理道德是评判人们行为对错的主要标准，所以中国人的一些不合法，但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常常会得到人们的谅解，甚至是同情。肖群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伦理本位型文化或称泛道德文化，在这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坚持的是“道德至上”的价值原则。梁漱溟先生指出：“伦者，伦偶，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举整个社会关系一概家庭化，则构成维持一个社会所需要的种种伦理。……伦理关系对外讲情谊，伦理之‘理’就是情与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就是以血亲关系的伦理准则为基础的。刘清平教授认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血亲情理观念，其伦理观念由这样几个方面的要素构成：注重宗法家族关系的伦理道德意义；以血缘亲情作为确立宗法伦理规范的内在依据；血亲伦理规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本根基础；赋予血缘亲情原则以天经地义的至上意蕴。
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假设的模型
根据以上五个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假设的内涵，笔者试图构建―个模型来更直观地表述“家”、“人际关系”、“面子”、“有限理性”、“伦理道德”之间的联系。
对于上述模型所表述的“家”、“人际关系”、“面子”、“有限理性”、“伦理道德”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做出如下解释和说明：
(1)“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关系”主要是在“家”的概念上发展起来的；
(2)“面子”的约束力量只是在人际关系的圈内起作用，在圈外不起作用。所以说“关系”是“面子”赖以存在的基础；
(3)中国人的“有限自利性”是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倾向的，而中国人意识中的这种“平均主义”倾向，其思想基础就是“家”的概念和“家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共财观或共财之义；
(4)血缘亲情是中国人以伦理道德为规范的内在依据，而血缘亲情实则又是“家”的概念；
(5)“关系”与“伦理道德”互为因果。也就是说重视道德必然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际关系也必然重视道德。因为道德无非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而已；
(6)“有限自利性”与“伦理道德”相互作用。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要求家庭财产不分，形成了特有的共财观，而不考虑他人利益，则会被认为违反伦理道德。
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管理模式
1、在“家”的概念下的管理方式
在中国，所谓的“家”的概念是广义的，是泛指高于个人的大众。中国人的“家”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因此，若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主动能力和积极性，构建“企业如家”的环境氛围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而要创造这样一个“企业如家”的氛围，企业应首先给员工以“家的温暖”，让员工感受到“家的安全感”，从而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此外，中国人对家庭中的“家长”也是充满了尊重和敬畏。这也是中国大多数企业中所表现出来的“家长制”领导方式的原因。从管理行为看，中国式的领导往往展现施恩、立威及树德的三元领导作风。基于权威的领导方式包括集权管理、不愿授权、严密控制、距离感强、贬抑部属能力、教诲行为、用“自己人”等等。而基于权威的领导方式往往会造成“一个人说了算”和“拍脑袋”等领导行为，以致出现错误的决策，而基于德性的领导方式则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员工的忠诚。所以针对中国人对“家长”的崇拜，企业的管理者应更多地施行德治，并在权威性的领导方式中引入科学的监督机制和决策制度从而规避管理权威的负面效应。
2、在“关系”概念下的管理方式
涉及到企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系”概念，主要是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企业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关系。鉴于“关系”在中国人生活和工作中扮演的重要作用，管理者对于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而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组织，应该采取容忍其存在，支持其发展的态度，这样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协调成本，从而提高正式组织运作的效率和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还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建立起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心理契约，以情感和“关系”留住人才。当然，管理者们会担心非正式组织会造成企业内部“小山头”的存在，不利于企业整体的发展。对于这一点，如果企业能真正将“企业如家”的概念建立起来，让员工意识到“家”的重要性，输入有家才有关系，非正式组织不能超越企业之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思想。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构建企业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汪丁丁认为，西方社会使用法律的成本比中国社会小得多，使用私人关系的成本比中国社会大得多。所以说“搞好”企业与政府、媒介、供应商等之间的关系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经营风险。而中国不少企业只重视短期利益，无限制地压榨上游供应商的利益，势必将会造成与外部和谐关系的破坏。
3、在“面子”概念下的管理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子”概念，在企业的管理中，更多地反映在权威影响和人情两个方面。权威影响指的是企业中的领导人、“家长”的“面子”，而对企业员工所形成的强大影响力和权威。这种基于权威的领导方式之前已有过论述。而企业领导人在考虑自己权威性“面子”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员工也是有“面子”的。也就是说管理者对于员工应实行合于情的管理，在平时的相处中应考虑人情。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批评员工时要顾及其“面子”，注意方式方法。当然，“面子”的假设也可能给企业带来人情泛滥，制度缺失的后果。黄光国先生提出的“心理‘区隔’策
略的运用”可以很好地规避这一“人情困境”。心理“区隔”策略就是将人情法则的使用限制于某些特定的范畴之内。简单说就是有些事情可以考虑人情、面子，而有些事情则一定要坚持原则。张福墀、安桐森认为，中国厂长的领导方式=兄长的心+厂长的手。也就是说厂长对员工的管理要考虑“软硬兼施”，既要考虑人情面子，注意关心员工，又要施行科学的管理方法。合于情、合于法的管理都要运用，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4、在“有限自利性”概念下的管理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利行为的目标超过某一临界点时，不考虑“家”的共享性的需求，就是“为富不仁”，会被社会和人们所唾弃。因此，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只承认或者只以单一的个人利益的自利性或群体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来分析人们的行为机制，是片面的和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假设的。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Eadey发现，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中国管理者在单独时或在外群体(outgroup)中比在内群体(ingroup)中表现差。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注重的不是过程的公平，而是结果和财富的均等，一种没有效率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锅饭”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在“有限自利性”概念下的管理方式，一定要避免低效率平均主义的发生。构建企业内部人员的竞合(cooperation－Competition)关系则既可以符合中国人“有限自利性”的特点，又可以提高企业效率。具体措施包括形成团队文化、建立多渠道晋升系统、以组织绩效为基础，确定个人薪酬、在合作中引入竞争机制等。此外，“有限自利性”的假设还要求企业能以员工持股的方式实现利益共享，兼顾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
5、在“伦理道德”概念下的管理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文化。所以基于“伦理道德”假设下的企业管理，就要求在企业中建立一套企业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道德标准即一种共同信仰的企业文化。除了在企业中建立一种遵从伦理道德的企业文化，以无形的力量约束、引导员工的行为外，领导者也要以身作则，以良好的德行成为员工的表率。企业自身还应表现出符合市场道德的商业行为，在员工和社会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五、结语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情况下，经济目标开始支配起文化价值观，现代人的行为似乎已不太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假设，但其实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深入中国人的骨髓，现代人“离经叛道”的行为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其内在核心的价值观仍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假设的。或许我们还可以借鉴霍夫斯泰德将文化分为五个维度：权力距离认知、个人主义倾向、男性化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和儒文化影响程度来分析国家文化的方法，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家”、“关系”、“面子”、“有限自利性”、“伦理道德”这五个维度，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佐证和分析中国人内在的传统文化观念，从而得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企业管理方式方法。
责任编校：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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