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的财政政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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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 宁
[摘要] 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及不变要素假定，一国经济增长将最终达到稳态均衡和零增长，因此财政政策仅在短期调节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作用，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则无能为力。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合适的财政政策在一国经济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约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必须加强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的研究与开发等方面财政政策创新。
[关键词] 内生增长理论 人力资本 技术约束 财政政策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和“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但这一时期的增长理论学家主要是在完全竞争假设下考察长期增长率的结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完全竞争假设条件过于严峻，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二是完全竞争假设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的特性，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并使一些内生增长模型产生逻辑上的不一致。为了克服上述内生增长模型存在的问题，从90年代开始，增长理论学家开始在更接近现实的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标志着内生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并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对于促进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及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推出后，在经济学界引起很大震动，但这套理论主要采用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的是经济的短期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因而无法分析长期问题和动态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试图将凯恩斯的《通论》长期化、动态化，即试图确定在给定假设条件下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条件。为此，他们研究了国民收入、储蓄率、资本、劳动生产率等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部分解释经济增长问题，但主要还是在资本产出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理想状态的困难性，即所谓“刀刃”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积累会出现收益递减问题，最终人均产出将停止增长。他们发现，仅靠要素投入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虽然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过程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那么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突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切实际的假定前提和最终结论，阿罗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指出，技术进步与投资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都是在做新事情，这无疑将产生新知识，他用“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来解释这一过程。此后宇泽弘文、谢辛斯基等人的研究首次分析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研究并发展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提出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不会像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最终趋向于零，因为新投入的要素积累不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而如果企业层次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率发生递减现象，整个经济层次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则不会发生变化，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递增，促进资本边际收益保持不变或递增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例如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包括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会发挥正的外部效应，使平均人力资本水平递增，并通过学习效应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最终对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产生正的影响。罗默认为，一国的知识总量假定取决于所有过去企业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总量，则由于每个企业都可以从其他所有企业所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受益，说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具有外溢性。这种外溢效应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
此外，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也产生了分歧。尽管之前的财政学家认为财政政策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如通过增加税收动员额外资源以增加投资水平、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通过补偿性财政政策防止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等，但一般认为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作用不大。有些学者甚至通过“李嘉图等价定理”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定，认为财政政策在拉动消费与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根本就是束手无策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这些内生因素对财政政策非常敏感，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过程，还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财政都可以通过税收、支出、补贴、公债等手段予以积极支持，进而提高单位生产要素产出率，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正因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政策再度成为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研究重点，这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得税减税,以及加大对教育、科技、研发等领域投资的财政政策可见一斑。
二、内生增长模型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关系分析
1.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成正比。但人力资本投资又存在外部性，即虽然经济整体收益及每个企业的单个生产率均会因人力资本投资深化过程而提高，但人力资本拥有者并不能因为其对经济整体所做的贡献而得到补偿，从而经济行为主体的投资不会达到最适状态。由此，政府部门可通过财政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通过税收减免、投资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鼓励企业投资人力资本。卢卡斯指出，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在不同行业中有所不同的事实，如果某一行业具有较高的潜在人力资本增长率，政府最好引导资源从别处流向该行业，提高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财政可通过税收和转移性支出过程实现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资源优化配置，如加大对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人群的定向培训，使其能够从事某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作等。另外，索伦森的人力资本分析模型指出，对资本征高税只影响利率，并在长期内降低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如果政府提高学费，对劳动所得课税会降低平衡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教育提供补贴，对劳动所得课税会提高平衡增长率。因此在社会最适状态下，对资本所得征税税率并不为零，政府需要为扶持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生产型服务。此外，索伦森还说明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大小决定了对劳动所得的课税是正还是负，这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费或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大，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高，政府应当提供教育补贴；如果这种外部效应非常小，且教育过程的效率很低，政府应当对家庭收取学费。
2.基于知识外溢性效应对财政政策分析。另一种解释资本投资收益率在长期中不会发生递减现象的思想，是认为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知识和经验也在不断积累，而知识的积累具有外溢效应，使物质资本收益率长期中不会趋向于零。阿罗认为，知识的取得与经验紧密相关，而经验的衡量指标是总投资积累额。当总投资不断增长时，经验的取得促进了知识存量的不断提高。一旦知识作为一种共用品被生产出来，即可促进所有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由此说明私人边际产量与社会边际产量不一致，政府应通过一定的财政手段，弥补私人投资与知识积累的不足，使总投资水平达到或趋近于政府认定的水平。罗默模型同样说明了由于知识的外溢效应，资本边际效益并不会因资本固定性而逐渐降低，因此仅靠分散化的私人投资过程将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知识存量，政府应采用一定的财政政策，引导私人经济将消费转向物质资本投资和知识积累。具体措施包括对知识资本的持有、积累或对知识的生产过程提供补贴，并对知识资本以外的其它要素课税，最简单的方法是政府对厂商所拥有的每单位知识支付一个依时而变的单位消费品补贴。
3.基于生产性公共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传统经济学普遍认为政府支出具有非生产性，内生增长理论则否认了这种看法，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和外溢效应。例如教育支出能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拥有量和提高人均产出率；经济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通讯、电力)投资不仅是拉动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能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益和全社会供给能力；国防支出中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更可以提高知识存量和劳动生产率。阿罗和库兹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Y(t)=F[K(t)，G(t)，L(t)elt]，说明公共投资对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具有重要作用。巴罗和萨拉把“公共部门”引入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增长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一个以政府公共支出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那样是相互替代的，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政府部门通过公共资本投资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维持长期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率。格鲁斯曼和卢卡斯甚至认为，公共投资不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支出，甚至可以通过扩大供给，降低全社会物价与利率水平，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拉动作用。在政府应采取的财政税收政策方面，巴罗和萨拉认为，最优税收政策应依据所提供的共用品的特性而定。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共用品以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用品，则一次性总付税优于所得税，因为所得税会对劳动供给、储蓄,以及投资产生负效应；如果政府提供的是具有拥挤性的共用品，则所得税的作用如同使用者付费，可能优于一次性总付税。由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一方面尽量压缩消费性支出，采取财政手段刺激公共储蓄和家庭储蓄，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应针对所提供共用品的不同特性采取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以使税收对投资和储蓄的调解与刺激作用得到最充分发挥。
4.基于R&D投资理论对财政政策分析。罗默拓展了对外部性的研究，并将技术变化与垄断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技术变化的垄断竞争均衡增长模型。该模型建立了三个生产部门，即家庭部门、研究与开发部门和中间资本品生产部门，证明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研究开发部门的研究活动规模是次优的。罗默强调，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中间产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与开发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的增加，促进更多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格鲁斯曼和赫尔普曼在罗默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型。说明研究与开发使企业有了新发明的机会，这种发明完全拥有私人产权，但也同时使公共知识存量增加，而每个企业都能从公共知识存量的增加中受益。由于私人企业决策时并没有考虑到R&D投资的外溢效应，导致私人竞争性均衡将低于社会最适增长率，由此政府政策需要发挥作用，通过税收、补贴等财政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支出，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
基于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财政政策在于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中作用重大，但以消除短期经济波动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未能充分显现，必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严重落后、技术自主研发动力不足等技术约束问题长期存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全社会的改革入手，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从投入型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内生增长，政府的政策创新是责无旁贷的，因而必然要求加强我国财政政策的创新，其路径选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创新政府支出政策措施，优化R&D经费投入领域。这将是今后R&D经费大幅度增加的主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承受能力及企业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因此合理、有效地配置现有财政资源是关键问题，国家应选择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集中投入，放弃对“模仿类”产品和项目的支持。有重点、有突破地将经费集中于那些具有潜在优势、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好，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技术和产业领域，真正体现“有所不为”才能更好地有所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研究与发展不仅是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来源，也是技术产生和转化的必要方式，增加R&D投资将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财政可以从多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R&D投资，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促进技术进步。
2.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将有利于全社会的知识积累及人力素质的提高，不仅会降低劳动力的协调成本，而且有利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更好地利用，也有利于自主的技术创新。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儿童、教育和培训的支出，增加科学研发费用支出，鼓励高科技发展等，这一方面保证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另一方面则使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高级化成为可能。因此，要完善教育和培训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促进人力资本生成，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可以促进单位劳动生产率和物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避免经济长期内的下降趋势。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增加对人的教育、培训，必将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平，激发其创造性和创新热情，促进市场结构的改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以下财政政策的实施将颇为重要：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教育法》相关条例的规定，充分挖掘各级财政增加教育投入的潜力，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完善经费使用效益考核体系。规范财政教育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应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建立合理的政府间分权机制，强化中央、省级政府的教育发展事权职责。
3.给予高新技术产业在金融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风险基金和贷款担保基金制度，对企业用于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费用实行税收抵扣，建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基金和加速折旧制度，强化对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的税收优惠力度。同时，利用税收杠杆鼓励那些能淘汰大量重复建设产品和项目的技术创新以及那些外部效应明显，与企业及地方资源禀赋适应的适宜技术的引进。此外，我国应加强自己的知识产权意识，通过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对我国的技术出口进行一定的扶持，帮助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产生经济效益，以此产生对其他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通过必要的“政府购买”的特殊政策，强化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调控、导向机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政府购买”的政策，帮助那些很有发展前景，但一时还不能被市场接受的高科技成果实现其市场价值。但这种调控和导向主要是对那些经过慎重选择的，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科技成果所实行的特殊政策保障。这也是向企业传递国家支持重大科技创新的一种信号和必要的引导。
4.强化经济长期增长的体制保障。基思・格里芬曾明确提出，发展的实质就是体制改革与创新。体制创新的过程可以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独立变数，可以成为发展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体制改革可以补充其他的发展政策，增加他们的有效性。王小鲁的研究结论表明，1979年～1999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的资源优化配置。可见，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将能够创造出一种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社会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可以相信，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进一步深化政府分权体制改革将使财政运行更具效率；对非国有企业进行科技投资的税收优惠制度将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更具生命力；改革现行财政收入征管机制特别是税收征管机制，加大税收监督检查力度，将使财政收入规模更能得到保证；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必将提高各级政府预算的严肃性和宏观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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