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激励与经济增长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武华

　　[摘要]文章基于文献综述，主要从财政分权激励角度分析地方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这种激励理论，对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解读。然而，激励机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从而文章最后提出了对经济可持续性和激励机制改进的关切。
　　[关键词]财政激励；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增长代价
　　
　　一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平均约10％的GDP增长。惊叹之余，不禁思考这种高增长能否持续，持续多久?而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过去高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增长的后遗症是否会阻碍今后的发展。
　　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都认为财政分权会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把它作为财政分权理论的基石之一，即Tiebout机制(TieboutMechanism)。后来，Broton(1986)、Case&Rose(1993)、Qian&Roland(1998)、Dustman&Thisse(2001)、Cail&Treisman(2006)以及张维迎(1998)等学者都支持这个观点。
　　
　　二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与经济增长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在一个多层次结构的政府体系中，各个层次的政府都致力于实现本辖区内的福利最大化。该理论主要解决地方政府在本辖区提供的公共品来满足居民偏好的问题。而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具有信息成本优势，居民根据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质量情况进行“用脚投票”，选择他们的居住权(Tiebout，1956)。通过Tiebout机制，资源达到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中国，由于户籍限制、城乡分离等因素，居民难以进行“用脚投票”，而且也有学者得出1992年以前，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成反向关系的结论。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基于上述分析，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难以解释1990年代中期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与经济增长
　　
　　1990年代中期以后，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得到发展。该理论以公共选择为视角，认为公共部门的职责不是在于尽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预算最大化。政府会通过损害社会福利来增加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作为最大的垄断机构，政府的行为要想得到控制，就要在政府内部进行分权，利用各级政府竞争来创造出一种类似于市场的预算约束机制(Brerrnan andBuchanan，1980)。
　　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的比较，钱颖一、Weingast等人把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激励、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形成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即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QJan and Roland，1998；Jin，2005)。这是从政府体制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强激励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是行政分权，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把很多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第二个是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中央把很多财权下放到地方，而且实施财政包干，使得地方政府可以与中央政府分享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的留存就越多，其中预算外收入则属于100％的留存。正是这两方面的激励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有那么高的热情去维护市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所以该假说也被表述为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Jin等(2005)通过对1982-199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分税制之前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从而支持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主要结论。
　　但是，周黎安(2005)认为，财政分权构成地方政府内部激励源泉值得怀疑，因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向下授权随时可以收回。即使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也经常对财政包干进行事后调整，出现鞭打快牛的现象(Ma，1997)。再者，该假说强调的维护市场的功能在中国并不成立，目前中国治理地方官员的激励模式在深层次上与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有着内在的矛盾。
　　
　　四　经济增长代价的解释
　　
　　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日益扩大。OECD(2006)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衡量省际人均财政支出和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从1995年到2003年分别从0.16上升至0.21、从0.22上升至0.35。根据(张波，2006)总结，由于过度分权，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
　　近年地价房价屡创新高，愈演愈烈的房屋强制拆迁，人民财产遭公权力破坏也有财政分权的伏笔。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从而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分税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造成人民的福利下降(陈抗等，2003)。通过对中央转移支付的地区分布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往往更有利于发达省市，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Wong等，2000)。
　　
　　五　结束语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增长，可以从财政分权激励角度得到一部分的解读，虽然理论亦有其缺点。更为人所关注的是，该理论对增长产生的副作用。也许财政分权激励机制更是一把双刃剑，改革有得也有失，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思维来监控该机制的后果，并且与时俱进，进行适时适当对其进行改革。否则，之前积累的成果将沾满越来越多的痛苦。
　　
　　参考文献
　　[1]张波，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税务与经济，2006，(3)
　　[2]陶然，陆曦等，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J]经济研究，2009，(7)
　　[3]刘晓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J]财贸经济，2007，(3)
　　作者简介：刘武华(1986－　)，男，汉族，广西玉林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方向：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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