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小器”与商业霸气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易水寒

　　也许可以这样说，张树鸿的死亡，是中国整个商业精神的死亡，是这个民族商业群体担当意识的死亡
　　
　　小时候，我在爷家居住了六年，接触的完全是中国传统式家庭教育。早上六点钟起床后，我要给爷爷奶奶倒痰盂、叠被、扫床，然后，要将爷爷奶奶卧室和爷爷书房的卫生打扫干净。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擦桌子。
　　在我的记忆里，擦桌子是非常讲究的。要用一块干净的抹布，从桌子的外沿向自己的怀里擦，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一行行地紧紧挨着，先用掌侧的抹布擦一遍，再用掌心的抹布擦一遍，不留一道缝隙。这样擦出来的桌子，即便在窗棂缝隙中透过的阳光照耀下，也看不到水渍，更看不到灰尘。听奶奶说，我家擦桌子、打扫卫生这些日常规矩，是从家族生意中总结出来的。从清乾隆年间到解放前，我的家族一共经营着三家有名的老字号商铺。
　　但是，年幼的我自然是顽皮的，有时候早上起得晚了，为了赶着吃早饭，便将桌子胡乱一抹，草草了事。每每遇到这个时候，爷爷也不教训我，只是在上午到书房教我读书时，当着我的面，将桌子重新擦上一遍。而我默默地在桌子边上看着，心里颇不是滋味。
　　亲自擦完桌子的爷爷，有时候就坐在书房的硬木椅子上，给我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爷爷的很多话，对我一生来说都是享用不尽的财富。关于擦桌子，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一个连桌子都擦不好的人，是没办法做成什么大事情的。”这句通俗的大道理如果翻译成今天商业人士耳熟能详的“商场箴言”，就是做事“要从小处着眼”。
　　
　　非常小器不“小器”
　　
　　老字号的企业做产品、做服务，总是非常“小器”的。有时候甚至细致到“不近人情”。据负责家族当铺生意的亲戚告诉我，做当铺的伙计，连沏茶都有一整套的学问。见什么人沏什么样的茶，是万万不能乱的。这可不是商业上的歧视，而是经营上的“规矩”。试想，一个刚刚落泊的前朝廷大员来典当家里的存货，你要沏一壶什么样的茶，让他既觉得体面，又不觉得你在炫耀？这种精细的人情打算，没有点商业底蕴，是学不出来的。
　　做商业只有从小处着眼，才能够建立标准，也才能够建立精益求精的企业文化，企业的发展才能有活力，有创造力。如果说，企业在市场上纵横捭阖是“大器”的话，那么，在产品制造、工艺流程上一丝不苟，就是企业的“小器”。一个没有“小器”的企业，是无法成就其“大器”的。
　　前几天，朋友送给我一只圣雅伦生产的那种双片式名片指甲钳。说实话，这个小东西颠覆了我过去对指甲钳“傻大黑粗”的印象。它精致、美观、有时尚感，让人一见就非常喜欢。将名片刻在指甲钳上这个创意，让朋友在我面前着实炫耀了一番。
　　我这个人用东西算不上在意，但对于自己喜欢的小玩意，还是希望它能保持完美。由于我很喜欢这个指甲钳，因此对它也特别在意。但用了一个多星期后，这个指甲钳的侧面出现了一些斑斑点点的麻点。本来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弄脏了，用毛巾擦了几次，才发现这些“麻点”竟然是锈迹。几天后，锈迹就如同传染一样，很快布满了指甲钳的全身，虽然不影响使用，但看着这么一个精美的小东西如同麻风病人一样全身长了这么多的“小疙瘩”，心里总觉得别别扭扭。
　　指甲钳长锈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对于金属制品也许更是正常现象。但是，对于一个创造了商业奇迹的著名品牌，一个以“非常小器”为主要诉求、将“为全世界剪指甲”作为梦想的企业，这个小小的瑕疵却有可能毁掉一个伟大的梦想。
　　
　　商业文化无“霸气”
　　
　　在产品和服务上要“小器”，但在战略和战术上却一定要大器，要有那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霸气。据说，当初清末年间力行实业救国的那些大企业家，最初都是文化人出身，他们放弃道德文章，拿起以前为自己所不耻的“秤杆”，为的是救国于水火，拯民于沸汤。在他们身上，我们往往能看到那种“铁肩担道义”的霸气。
　　就拿解放前赫赫有名、大败杜邦公司的世界猪鬃大王谷耕虞来说。他为人勤勉、仗义，同时又具备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为了拯救重庆猪鬃和皮货出口业，年仅23岁的谷耕虞智斗美国最大的皮革制造商纳尔斯，最终使重庆成为让洋商望而兴叹的禁地。为了保护因气候原因濒临破产的上游供货商，谷耕虞不但不向供货商催讨巨额借款，相反再贷给他10万元现金，助他们东山再起。
　　再说解放前的火柴大王刘鸿生，他本来在上海滩已经获得煤炭大王的称号，年纪轻轻便已有万贯家财。但是，看到因黄河改道大批游民流离失所，刘鸿生想到制造火柴可以安排大量就业，就在苏州创办了鸿生火柴公司，安置了大量难民。因为其不断创新技术，改善生产环境、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使得鸿生安全火柴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品牌，一举结束了中国民众依靠“洋火”的历史。为了抵御日本企业的经济侵略，刘鸿生联合全国火柴制造同行，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于是，在煤炭大王之后，刘鸿生又摘走了火柴大王的桂冠。而背后支撑他的，正是那种担当意识，那种见患难、勇与共的霸气。
　　这样的例子可谓是举不胜举。与谷耕虞、刘鸿生同时代，为抵抗帝国主义商业侵略而发奋实业救国的，还有洋灰大王周学熙、油漆大王陈调甫，等等；这些商业前辈无不是以一个宏大的社会理想，凝聚社会上最大的力量与资源，在并不公平的市场上，战胜了国外竞争对手，成为一代伟大的企业家。
　　不久前，因“美泰召回事件”而自杀的港籍民营企业家张树鸿，却在短短几天里尝到了人情冷暖的滋味。地方进出口部门要求其整改，国家质监局宣布其产品不得出口；同行们要么寒蝉若噤，要么作壁上观。张树鸿在生意场上缺乏“小器”，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在召回事件发生后，社会的集体漠然终于导致了其自杀的悲剧。也许可以这样说，张树鸿的死亡，是中国整个商业精神的死亡，是这个民族商业群体担当意识的死亡。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经营成功的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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