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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植中国造园史研究成就

作者:未知

  摘  要:陈植的中国造园史研究成就包括四个方面:(1)追根溯源,考释“造园”词义,指出“造园”一词乃中国传统词汇,全面考索与“造园”相关的园、苑、囿等7个单词和苑囿、园囿、园林等22个复词,分析古今“造园”异同,揭示古今“造园”的历史沿革;(2)编纂中国造园史,遍考历代各类苑囿、庭园、陵园、宗教园及造园家、造园著作,历时半个多世纪,编成《中国造园史》一书,其对中国造园史研究的草创之功,功不可没;(3)整理造园古籍,校、注、考、释《园冶》《长物志》,蒐集、选编、注解历代园记,造就《园冶注释》《长物志校注》《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三部造园史论古籍的权威本;尤其对《园冶》,在促成再版、考证版本、点校文字、注释内容等方面的工作,至今泽被后人;(4)对造园史若干专门问题的个案研究,在叠山方面,遍考历代叠山现象和叠山家,指出欲研究我国造园必先从筑山开始考察;在圆明园方面,指出长春园最北部的“西洋楼”的建筑风格总体属于巴洛克式,庭园风格属于意大利规则式,“水木明瑟”一景也是模仿苏州水木明瑟园而成的传统风格;对计成、李渔、文震亨三大造园家的生平、著作及造园成就亦揭示颇多。
  关键词: 陈植;造园史;《中国造园史》;《园冶注释》;计成
  一、释义“造园”:揭示古今造园之异同与沿革
  1956年,“造园”专业名称被改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陈植表示异议,当即发表《我国造园教育的商榷》(1956)、《对我国造园事业几个问题的商榷》(1957)等文章。1964年,专业名称又改为“园林”,陈植依然有不同意见,但因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保持了缄默。改革开放,环境改善后,陈植立即发表《对我国造园事业几个问题的再商榷》(1978)、《“造园”词义的阐述》(1979)、《“造园”与“园林”正名论》(1983)等文章,并向林业部(1985)、国家教委(1986)等部门致函,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1956年刊文《光明日报》至1986年致函国家教委,三十年里,陈植始终坚持英文Landscape Architecture(简称LA)对应的中文译名应该是“造园”,而非“园林”,更非“城市及居民区绿化”。1在学术观点的论证过程中,多有对中国造园史的考察。
  (一)考索“造园”词源
  1956年“造园”专业名称被改为“城市及居民绿化”的一条重要理由,是认为“造园”一词是日本舶来词而不宜再用。陈植追根溯源,指出“造园”一词原本出自我国明代《园冶》一书,进而指出“造园”不仅不是日本舶来词,而且还是我国一个自明迄清一直延续至近代的传统词汇,“虽经百年之后屹然无恙,自然有它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1]。
  在此基础上,陈植还对史上与“造园”相关的园、苑、囿、圃、庭、院、墅等7个单词和苑囿、园囿、园林、园亭、园庭、庭院、林园、林圃、林泉、园圃、园池、园宅、田园、别墅、山庄、山居、山池、草堂、花园、公园、陵园、丘园等22个复词进行了全面考索。[2]
  (二)揭示“造园”内容
  陈植之所以花费巨大精力考据造园词汇,主要目的在于论证“造园”与“园林”内涵的不同。陈植认为,“园林”由“园亭”“园庭”音变而来,是以建筑为主的庭园;而除了庭园之外,古代的“园”还有苑囿、山居等类型以及多达二十多种不同的名称。因此“造园”与“园林”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有主从之分:作为庭园的“园林”只是“造园”中的一种类型,作为庭园学的“园林学”,也仅是“造园学”的一个分支;此外,“造园”包括一个园子的设计、建造、管理等不同阶段,更是“园林”所不能涵盖的。
  园林(庭园)虽然绝不能等同于造园,但是两者之间却暗涵了古今造园的历史沿革。陈植尤其推崇明代郑元勋在《园冶》题词中的一段话:“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花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是亦快事!”[3]陈植认为,这种不以某一区域内的风景为满足,而欲将大地名山加以人工点缀使之焕然改观的思想,正好反映了造园的历史趋势。在他看来,园林(庭园)是造园的起点,犹如教育初始阶段的小学,造园则是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从国际趋势来看“造园事业均从庭园出发而向大自然美化发展”[4]。这里,通过“园林”“造园”两个词汇的内涵分析,陈植已经初步揭示了古今造园的异同与沿革:古代造园的内容多在某一区域景观的营造,即以庭园为主;而现代造园的内容,是以庭园为起点,扩展到了包括庭园、城市公园、天然公园(包括国家公园、森林公园、水上公园等)、名胜古迹、陵墓、环境保护、自然保护、观光事业、健身(修养)工程(如登山、游泳、滑雪、滑冰)、国土美化等诸多方面。[5]
  二、编著園史:遍考历代造园实践、人物、典籍
  早在1929年,陈植在日本前辈学人建议下,起心撰写一部中国造园史[6],1930年和1931年分别发表了《中国造园史略》[7]《中国造园之史的发展》[8]两篇专文,此是对中国造园史的初步探讨。1935年,陈植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近代第一部造园学专著《造园学概论》,在第二编“造园史”中首列“中国造园史”一章,对自黄帝以降迄周秦汉、晋及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等六个时代的中国造园历史又进一步作了考察。此后数十年,陈植锲而不舍地进行此项工作,但限于治学环境不佳而时断时续。1983年,因获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科研经费支持,陈植以84岁高龄,重新修订写作计划,直至去世,工作仍在继续。好在遗稿已经基本完稿,终于在2006年出版,算是了结其生前夙愿。
  (一)《中国造园史》体例
  陈植《中国造园史》体例,没有按朝代的先后顺序来编排,而是以造园类型分章。凡十章:第一章绪论,第二至五章分别讲苑囿、庭园、陵园、宗教园,第六、七章讲造园名家、造园名著,第八至十章分别讲天然公园、城市绿地、盆景。陈植之所以在晚年集中精力编写此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即佐证自己“园林绝不能替代造园”的学术观点。他这样分章的用意其实很明显,就是使读者一目了然地感受到:园林即庭园是造园诸多类型(包括苑囿、庭园、陵园、宗教园乃至天然公园、城市绿地等)中的一种。   (二)《中国造园史》内容
  陈植《中国造园史》的内容,除第一章绪论外,其余九章中,第二至第七章大体在“述古”,主要以古代的造园实践、人物、典籍为考察对象。第八至十章,大体在“溯古”,即以当下的造园类型和实践为起点,追溯历史背景,考索历史遗迹。具体来说,第二章“苑囿”对先秦至清代的历代帝王苑囿,第三章“庭园”对西汉至现代的庭园,分别进行了较详细的初步考证。这两章是本书最为核心的内容。第四章“陵园”考述历代陵园123处,第五章“宗教园”重点考察与儒家和佛教相关的祭祀性、宗教性园林若干。从编排体例及内容来看,这两章似乎为未竟之稿。
  第六章“造园名家”、第七章“造园名著”对历史上从古至今凡51位(组)造园名家和49部造园名著分作考察,尤有可观之处。
  第八章“天然公园”实际上是讲风景名胜区,第九章“城市绿地”对当时城市各种绿地类型(公园、广场、植物园、动物园等)作了全面介绍。平心而论,第八、九章更多的是在“论今”,即对当下的造园实践的考察,“溯古”也只是为“论今”服务,因而“史”的意味显得相对不足。第十章“盆景”,对盆景的历史、流派、手法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陈植认为,盆景与一般造园都可“使湖光山色毕陈于几席之间,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9],因此有共通之处。可见在他看来,盆景似乎是一种特殊造园。
  陈植的整理已经涉及中国造园史实践、人物、典籍的诸多方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不无草创、粗粝之感,但毕竟是在20世纪中前期,文献资料查找不便的情况下,纯凭一己之力蒐集整理而成,当属十分不易,况且学如集薪,后来居上,今人完全可以凭借便捷快速的文献资料查找收集技术手段,在其基础上,做出更为精核的成果来。
  三、整理古籍:造园史文献的校注考释
  陈植造园史研究成就最大、至今仍泽被后学的,则是对《园冶》《长物志》及历代园记的整理,尤其所著《园冶注释》[10]堪称《园冶》研究最权威注释本。
  (一)《园冶》整理
  陈植对《园冶》整理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成《园冶》再版。《园冶》成书后,长期湮灭无闻,直至民国时期刊行,方入大众视野,然而因社会动荡,至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罕见之书。陈植与多家出版社商请出版,终于在1956年获城建出版社(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函告,向他征求民国刊本重印。然而,陈植所藏早在抗战期间毁失,不得已多方商借,后在其老友、园艺植物学家陆费执处借到“营造学社本”,于1957年影印出版,此即“城建本”。这是新中国第一版《园冶》,也是目前坊间几乎所有《园冶》版本的母版。
  第二,考证《园冶》版本。陈植详细考证了《园冶》的喜咏轩本、营造学社本、1957年城建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提供的明版照片(三卷全)、皖城刘炤刻本、北京图书馆藏胶卷(存一、二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藏书、日本大连右文阁本、日本改名之《夺天工》本和《木经全书》本、日本上原敬二《解说园冶》本等诸多版本。当然,这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陈植所知、所见的版本。事实上,除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出版的各种《园冶》外,现在发现的《园冶》的古本还有不少[11],如果在陈植的基础上,将这些《园冶》版本合校对勘,出版一部更为精审的本子,无疑会大大促进对《园冶》研究的精深度。
  第三,点校《园冶》文字。1931年喜咏轩本《园冶》为竖排繁体,无句读,1932年营造学社本及1957年城建出版社影印本《园冶》也是竖排繁体,虽有句读,但毕竟不是新式标点。陈植则对《园冶》重新断句,在添加新式标点的同时,对“城建本”及“营造学社本”中的漏字、误字、错断之处详加校勘。
  第四,注释《园冶》内容。陈植更大的贡献是在于对《园冶》内容的注释。《园冶》以骈文写成,文字优美,颇具韵味,但对今人来讲,不免艰涩难懂,而且其中大量用典,更增添理解上的难度。文史学界的人,因无造园实践,读起来不免有隔阂;园林学界的人,因文史知识不足,读起来更是费解。陈植以造园学家兼通文史,无疑成为注释《园冶》的最恰当人选。1957年“城建本”《园冶》出版后,陈植便开始着手注释,于1960年代完成。1981年《园冶注释》出版(1988年再版)。
  陈植《园冶注释》分“注”和“释”两部分。所谓“注”,即对《园冶》中的名词与典故的注解。以卷一“兴造论”“园说”二篇为例,陈植分别对其作了18个和39个注,除了“拘率”“之”2处校勘文字讹误、脱漏外,其余都是对文字的注解。所“释”,则是对《园冶》古文的今译。通过注解,读者一般能读懂《园冶》大概字面意思,但陈植似乎觉得还不够,又做了文字今译。今天看来,陈植的今译在很多地方颇具文采,与计成的原文相得益彰。如《园冶》卷一“立基”中有“一派涵秋,重阴结夏”句,每个字词都不难理解,又没有用典,因此不便注解,但这八个字合起来,意思却似乎难以理解,陈植则将之今译为:“一派清溪,涵着秋意;几重树木,遮住骄阳。”使人立即感受原文的涵义和韵味,颇有画龙点睛之效。
  陈植《长物志校注》[12]一书,对文震亨《长物志》的整理,在考证版本、校勘文字、注解内容等方面,与《园冶注释》大体相同,所不同者,唯无今译。今限于篇幅,兹不详述。
  (二)园記整理
  《园冶》等虽然属造园史名著,但偏重于造园理论,若要对古代造园史进行深入研究,还需要借重园记。陈植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便着手收集历代园记,至20世纪80年代初,收录文字达三十多万字,出版了《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13]
  《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在陈植著作中相对不受关注,但事实上,却是一部颇有特点和意义的作品。第一,陈植收集整理园记的目的,在于“引起当前有关部门对古代名园之重视”和“激起从事造园研究者的重视”[14],因此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绝非简单的钻故纸堆。第二,所编54篇园记(另有3篇附录),要么本篇为名记,要么所记园林为名园,很多则是兼而有之的名园名记,且所选园记的文字还要能反映造园的结构、布局和景物,这也进一步体现该书为古园“存真留照”的现实目的。第三,每篇园记之前,都有题解,对园记作者、所记之园、所写内容作适当考证,是一篇篇精核的札记,体现出作者扎实的文史功底;每篇园记之后,又有注解,对记中的名物、用辞、典故等作必要解释,颇便读者阅读。第四,在陈植之前,明代王世贞编《古今名园墅编》,收集园记近百篇,可惜后来亡佚,后来民国陈诒绂编《金陵园墅志》,收录园记55篇,但仅限于南京一地;在陈植之后,陈从周受其启发,扩大规模,收集历代园记322余篇,与人合作编纂了《园综》一书,同济大学出版社在出版《园综》的基础上,又组织人员编纂了规模更大、体例更全、收录更广的《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丛书,因此,陈植《中国历代名园记》上承明代王世贞、民国陈诒绂,下启《园综》《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在造园文献整理上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之功。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一点,《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的作者还有一位张公驰先生,在陈植选录诸记时“协助注说”[14],从每篇园记之前的题解和之后的注解的文辞来看,多有不似陈植一贯的文风之处,可能便是出自此公之手。今天我们总结陈植《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成就时,不应忽视张公驰先生的贡献。
  四、考论个案:叠山、圆明园及三大造园家的专门研究
  陈植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对中国造园史上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
  (一)叠山史研究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筑山考》[15]一文中。1935年,陈植的《造园学概论》出版后,有人评价:“中国造园学上最重要的叠石,本书似应专辟一章或一节以发挥之,而书中于此绝未注意。”[16]这大概是促使陈植专门研究叠山的起因。经过多年酝酿,陈植在1944年任教云南大学期间发表了这篇论文。论文分“史迹”与“作家”两部分,主要考证自秦迄清历代叠山现象和包括计成、文震亨等在内的历代叠山家。除了文献考据外,陈植关于叠山史的学术观点,主要有四:一是认为研究我国造园必须从筑山开始考察;二是古代筑山成就最高的地区,在苏州、杭州、湖州、扬州四地,应当从这四地入手研究;三是筑山要有画意、诗意,但画家能筑山者寥若晨星,诗人能筑山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能兼通诗画与造园者,尤为可贵;四是造园较之于绘画更难,绘画为平面,筑山为立体,绘画可因人所长信手绘就,筑山则因人、地、力、财而各制其宜。
  (二)圆明园中西式建筑和庭园研究
  这主要体现在《圆明园洋式建筑和庭园的考证》[17]一文中。陈植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圆明三园中位于长春园最北部的“西洋楼”,建筑风格总体属于巴洛克式,但亦掺杂了中国民族形式,庭园风格则不属于一般人所认为的中英折中式,而属于意大利规则式;二是圆明园中“水木明瑟”一景,也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西洋风格,而是模仿苏州的水木明瑟园而成的传统风格,只是在引水入室以转动风扇上采用了西式做法而已。
  (三)计成、李渔、文震亨等三大造园家研究
  1936年,陈植在《中国造园家考》[18]一文中对包括计成、李渔等在内的8位造园家作过初步考证。1944年、1945年陈植又相继发表《记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氏》[19] 《清初李笠翁氏之造园学说》[20]二文,专门对计成与李渔作了更深入考察。1979年,陈植又写了《明末文震亨氏的造园学说》[21]一文,对文震亨作了专门研究。在这些论文里,陈植考证了计成、李渔、文震亨三位造园家的人物生平、造园理论、造园实践。
  关于计成,陈植认为,其诗、文、画、园四绝,故造园独具只眼,不同凡响,所著《园冶》乃我国造园史上第一部系统理论著作,其中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四篇最为全书精华,尤其掇山篇更是精髓。这些论断,由陈植首发,至今仍为学界的不刊之论。关于李渔,陈植指出,其造园学说可分为居室、山石、种植三个方面:居室方面,要求重视房屋的向背、途经(即道路)、高下、甃地(即铺地),以求实用美观;山石方面,对掇山技术记载最为详尽具体,弥足称贵;种植方面,对木本、藤本、草本、花卉、竹木等的种植、栽培技术的载述,亦是造园史上的重要篇章。关于文震亨,陈植认为,其《长物志》涉及造园建筑学、观赏树木学、花卉园艺学、假山学、观赏动物学等诸多学问,实乃我国造园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综上,作为“我国园林界在学术理论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22]的陈植,他坚持“造园”,追源词义,分析古今“造园”异同,揭示出“造园”的历史沿革;他编纂中国造园史,遍考我国造园史上各类造园类型、造园家、造园著作,筚路蓝缕的草创之功,功不可没;他整理造园古籍,校、注、考、释《园冶》《长物志》,蒐集、选编、注解历代园记,留下泽被后学的权威注释本;他专门考证叠山史、圆明园及计成、李渔、文震亨等三大造园家,为今天造园史精细化研究树立了典范。
  中国的风景园林学至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认识过去,把握当下,创造出既有中国气派又具国际视野的中国园林的未来,是我们每个园林人的共同使命。20世纪80年代,学界两位德高望重的耆宿陈植与汪菊渊,不约而同地将造园史或园林史作为自己晚年最后的事业,正是这一崇高历史使命的自发使然。中华民族素有尊史、学史、治史、用史的优良传统,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尤其需要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提炼,中国园林及其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我们大力总结和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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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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