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植中国造园史研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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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运宏
摘 要：陈植的中国造园史研究成就包括四个方面：（1）追根溯源，考释“造园”词义，指出“造园”一词乃中国传统词汇，全面考索与“造园”相关的园、苑、囿等7个单词和苑囿、园囿、园林等22个复词，分析古今“造园”异同，揭示古今“造园”的历史沿革;（2）编纂中国造园史，遍考历代各类苑囿、庭园、陵园、宗教园及造园家、造园著作，历时半个多世纪，编成《中国造园史》一书，其对中国造园史研究的草创之功，功不可没;（3）整理造园古籍，校、注、考、释《园冶》《长物志》，蒐集、选编、注解历代园记，造就《园冶注释》《长物志校注》《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三部造园史论古籍的权威本;尤其对《园冶》，在促成再版、考证版本、点校文字、注释内容等方面的工作，至今泽被后人;（4）对造园史若干专门问题的个案研究，在叠山方面，遍考历代叠山现象和叠山家，指出欲研究我国造园必先从筑山开始考察;在圆明园方面，指出长春园最北部的“西洋楼”的建筑风格总体属于巴洛克式，庭园风格属于意大利规则式，“水木明瑟”一景也是模仿苏州水木明瑟园而成的传统风格;对计成、李渔、文震亨三大造园家的生平、著作及造园成就亦揭示颇多。
关键词： 陈植;造园史;《中国造园史》;《园冶注释》;计成
一、释义“造园”：揭示古今造园之异同与沿革
1956年，“造园”专业名称被改为“城市及居民区绿化”，陈植表示异议，当即发表《我国造园教育的商榷》（1956）、《对我国造园事业几个问题的商榷》（1957）等文章。1964年，专业名称又改为“园林”，陈植依然有不同意见，但因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保持了缄默。改革开放，环境改善后，陈植立即发表《对我国造园事业几个问题的再商榷》（1978）、《“造园”词义的阐述》（1979）、《“造园”与“园林”正名论》（1983）等文章，并向林业部（1985）、国家教委（1986）等部门致函，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1956年刊文《光明日报》至1986年致函国家教委，三十年里，陈植始终坚持英文Landscape Architecture（简称LA）对应的中文译名应该是“造园”，而非“园林”，更非“城市及居民区绿化”。1在学术观点的论证过程中，多有对中国造园史的考察。
（一）考索“造园”词源
1956年“造园”专业名称被改为“城市及居民绿化”的一条重要理由，是认为“造园”一词是日本舶来词而不宜再用。陈植追根溯源，指出“造园”一词原本出自我国明代《园冶》一书，进而指出“造园”不仅不是日本舶来词，而且还是我国一个自明迄清一直延续至近代的传统词汇，“虽经百年之后屹然无恙，自然有它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1]。
在此基础上，陈植还对史上与“造园”相关的园、苑、囿、圃、庭、院、墅等7个单词和苑囿、园囿、园林、园亭、园庭、庭院、林园、林圃、林泉、园圃、园池、园宅、田园、别墅、山庄、山居、山池、草堂、花园、公园、陵园、丘园等22个复词进行了全面考索。[2]
（二）揭示“造园”内容
陈植之所以花费巨大精力考据造园词汇，主要目的在于论证“造园”与“园林”内涵的不同。陈植认为，“园林”由“园亭”“园庭”音变而来，是以建筑为主的庭园;而除了庭园之外，古代的“园”还有苑囿、山居等类型以及多达二十多种不同的名称。因此“造园”与“园林”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有主从之分：作为庭园的“园林”只是“造园”中的一种类型，作为庭园学的“园林学”，也仅是“造园学”的一个分支;此外，“造园”包括一个园子的设计、建造、管理等不同阶段，更是“园林”所不能涵盖的。
园林（庭园）虽然绝不能等同于造园，但是两者之间却暗涵了古今造园的历史沿革。陈植尤其推崇明代郑元勋在《园冶》题词中的一段话：“欲罗十岳为一区，驱五丁为众役，悉致琪花瑶草，古木仙禽，供其点缀，使大地焕然改观，是亦快事！”[3]陈植认为，这种不以某一区域内的风景为满足，而欲将大地名山加以人工点缀使之焕然改观的思想，正好反映了造园的历史趋势。在他看来，园林（庭园）是造园的起点，犹如教育初始阶段的小学，造园则是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从国际趋势来看“造园事业均从庭园出发而向大自然美化发展”[4]。这里，通过“园林”“造园”两个词汇的内涵分析，陈植已经初步揭示了古今造园的异同与沿革：古代造园的内容多在某一区域景观的营造，即以庭园为主;而现代造园的内容，是以庭园为起点，扩展到了包括庭园、城市公园、天然公园（包括国家公园、森林公园、水上公园等）、名胜古迹、陵墓、环境保护、自然保护、观光事业、健身（修养）工程（如登山、游泳、滑雪、滑冰）、国土美化等诸多方面。[5]
二、编著園史：遍考历代造园实践、人物、典籍
早在1929年，陈植在日本前辈学人建议下，起心撰写一部中国造园史[6]，1930年和1931年分别发表了《中国造园史略》[7]《中国造园之史的发展》[8]两篇专文，此是对中国造园史的初步探讨。1935年，陈植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近代第一部造园学专著《造园学概论》，在第二编“造园史”中首列“中国造园史”一章，对自黄帝以降迄周秦汉、晋及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等六个时代的中国造园历史又进一步作了考察。此后数十年，陈植锲而不舍地进行此项工作，但限于治学环境不佳而时断时续。1983年，因获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科研经费支持，陈植以84岁高龄，重新修订写作计划，直至去世，工作仍在继续。好在遗稿已经基本完稿，终于在2006年出版，算是了结其生前夙愿。
（一）《中国造园史》体例
陈植《中国造园史》体例，没有按朝代的先后顺序来编排，而是以造园类型分章。凡十章：第一章绪论，第二至五章分别讲苑囿、庭园、陵园、宗教园，第六、七章讲造园名家、造园名著，第八至十章分别讲天然公园、城市绿地、盆景。陈植之所以在晚年集中精力编写此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即佐证自己“园林绝不能替代造园”的学术观点。他这样分章的用意其实很明显，就是使读者一目了然地感受到：园林即庭园是造园诸多类型（包括苑囿、庭园、陵园、宗教园乃至天然公园、城市绿地等）中的一种。 （二）《中国造园史》内容
陈植《中国造园史》的内容，除第一章绪论外，其余九章中，第二至第七章大体在“述古”，主要以古代的造园实践、人物、典籍为考察对象。第八至十章，大体在“溯古”，即以当下的造园类型和实践为起点，追溯历史背景，考索历史遗迹。具体来说，第二章“苑囿”对先秦至清代的历代帝王苑囿，第三章“庭园”对西汉至现代的庭园，分别进行了较详细的初步考证。这两章是本书最为核心的内容。第四章“陵园”考述历代陵园123处，第五章“宗教园”重点考察与儒家和佛教相关的祭祀性、宗教性园林若干。从编排体例及内容来看，这两章似乎为未竟之稿。
第六章“造园名家”、第七章“造园名著”对历史上从古至今凡51位（组）造园名家和49部造园名著分作考察，尤有可观之处。
第八章“天然公园”实际上是讲风景名胜区，第九章“城市绿地”对当时城市各种绿地类型（公园、广场、植物园、动物园等）作了全面介绍。平心而论，第八、九章更多的是在“论今”，即对当下的造园实践的考察，“溯古”也只是为“论今”服务，因而“史”的意味显得相对不足。第十章“盆景”，对盆景的历史、流派、手法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陈植认为，盆景与一般造园都可“使湖光山色毕陈于几席之间，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9]，因此有共通之处。可见在他看来，盆景似乎是一种特殊造园。
陈植的整理已经涉及中国造园史实践、人物、典籍的诸多方面，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不无草创、粗粝之感，但毕竟是在20世纪中前期，文献资料查找不便的情况下，纯凭一己之力蒐集整理而成，当属十分不易，况且学如集薪，后来居上，今人完全可以凭借便捷快速的文献资料查找收集技术手段，在其基础上，做出更为精核的成果来。
三、整理古籍：造园史文献的校注考释
陈植造园史研究成就最大、至今仍泽被后学的，则是对《园冶》《长物志》及历代园记的整理，尤其所著《园冶注释》[10]堪称《园冶》研究最权威注释本。
（一）《园冶》整理
陈植对《园冶》整理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成《园冶》再版。《园冶》成书后，长期湮灭无闻，直至民国时期刊行，方入大众视野，然而因社会动荡，至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罕见之书。陈植与多家出版社商请出版，终于在1956年获城建出版社（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函告，向他征求民国刊本重印。然而，陈植所藏早在抗战期间毁失，不得已多方商借，后在其老友、园艺植物学家陆费执处借到“营造学社本”，于1957年影印出版，此即“城建本”。这是新中国第一版《园冶》，也是目前坊间几乎所有《园冶》版本的母版。
第二，考证《园冶》版本。陈植详细考证了《园冶》的喜咏轩本、营造学社本、1957年城建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提供的明版照片（三卷全）、皖城刘炤刻本、北京图书馆藏胶卷（存一、二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藏书、日本大连右文阁本、日本改名之《夺天工》本和《木经全书》本、日本上原敬二《解说园冶》本等诸多版本。当然，这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陈植所知、所见的版本。事实上，除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出版的各种《园冶》外，现在发现的《园冶》的古本还有不少[11]，如果在陈植的基础上，将这些《园冶》版本合校对勘，出版一部更为精审的本子，无疑会大大促进对《园冶》研究的精深度。
第三，点校《园冶》文字。1931年喜咏轩本《园冶》为竖排繁体，无句读，1932年营造学社本及1957年城建出版社影印本《园冶》也是竖排繁体，虽有句读，但毕竟不是新式标点。陈植则对《园冶》重新断句，在添加新式标点的同时，对“城建本”及“营造学社本”中的漏字、误字、错断之处详加校勘。
第四，注释《园冶》内容。陈植更大的贡献是在于对《园冶》内容的注释。《园冶》以骈文写成，文字优美，颇具韵味，但对今人来讲，不免艰涩难懂，而且其中大量用典，更增添理解上的难度。文史学界的人，因无造园实践，读起来不免有隔阂;园林学界的人，因文史知识不足，读起来更是费解。陈植以造园学家兼通文史，无疑成为注释《园冶》的最恰当人选。1957年“城建本”《园冶》出版后，陈植便开始着手注释，于1960年代完成。1981年《园冶注释》出版（1988年再版）。
陈植《园冶注释》分“注”和“释”两部分。所谓“注”，即对《园冶》中的名词与典故的注解。以卷一“兴造论”“园说”二篇为例，陈植分别对其作了18个和39个注，除了“拘率”“之”2处校勘文字讹误、脱漏外，其余都是对文字的注解。所“释”，则是对《园冶》古文的今译。通过注解，读者一般能读懂《园冶》大概字面意思，但陈植似乎觉得还不够，又做了文字今译。今天看来，陈植的今译在很多地方颇具文采，与计成的原文相得益彰。如《园冶》卷一“立基”中有“一派涵秋，重阴结夏”句，每个字词都不难理解，又没有用典，因此不便注解，但这八个字合起来，意思却似乎难以理解，陈植则将之今译为：“一派清溪，涵着秋意;几重树木，遮住骄阳。”使人立即感受原文的涵义和韵味，颇有画龙点睛之效。
陈植《长物志校注》[12]一书，对文震亨《长物志》的整理，在考证版本、校勘文字、注解内容等方面，与《园冶注释》大体相同，所不同者，唯无今译。今限于篇幅，兹不详述。
（二）园記整理
《园冶》等虽然属造园史名著，但偏重于造园理论，若要对古代造园史进行深入研究，还需要借重园记。陈植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便着手收集历代园记，至20世纪80年代初，收录文字达三十多万字，出版了《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13]
《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在陈植著作中相对不受关注，但事实上，却是一部颇有特点和意义的作品。第一，陈植收集整理园记的目的，在于“引起当前有关部门对古代名园之重视”和“激起从事造园研究者的重视”[14]，因此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绝非简单的钻故纸堆。第二，所编54篇园记（另有3篇附录），要么本篇为名记，要么所记园林为名园，很多则是兼而有之的名园名记，且所选园记的文字还要能反映造园的结构、布局和景物，这也进一步体现该书为古园“存真留照”的现实目的。第三，每篇园记之前，都有题解，对园记作者、所记之园、所写内容作适当考证，是一篇篇精核的札记，体现出作者扎实的文史功底;每篇园记之后，又有注解，对记中的名物、用辞、典故等作必要解释，颇便读者阅读。第四，在陈植之前，明代王世贞编《古今名园墅编》，收集园记近百篇，可惜后来亡佚，后来民国陈诒绂编《金陵园墅志》，收录园记55篇，但仅限于南京一地;在陈植之后，陈从周受其启发，扩大规模，收集历代园记322余篇，与人合作编纂了《园综》一书，同济大学出版社在出版《园综》的基础上，又组织人员编纂了规模更大、体例更全、收录更广的《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丛书，因此，陈植《中国历代名园记》上承明代王世贞、民国陈诒绂，下启《园综》《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在造园文献整理上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之功。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一点，《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的作者还有一位张公驰先生，在陈植选录诸记时“协助注说”[14]，从每篇园记之前的题解和之后的注解的文辞来看，多有不似陈植一贯的文风之处，可能便是出自此公之手。今天我们总结陈植《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成就时，不应忽视张公驰先生的贡献。
四、考论个案：叠山、圆明园及三大造园家的专门研究
陈植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对中国造园史上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
（一）叠山史研究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筑山考》[15]一文中。1935年，陈植的《造园学概论》出版后，有人评价：“中国造园学上最重要的叠石，本书似应专辟一章或一节以发挥之，而书中于此绝未注意。”[16]这大概是促使陈植专门研究叠山的起因。经过多年酝酿，陈植在1944年任教云南大学期间发表了这篇论文。论文分“史迹”与“作家”两部分，主要考证自秦迄清历代叠山现象和包括计成、文震亨等在内的历代叠山家。除了文献考据外，陈植关于叠山史的学术观点，主要有四：一是认为研究我国造园必须从筑山开始考察;二是古代筑山成就最高的地区，在苏州、杭州、湖州、扬州四地，应当从这四地入手研究;三是筑山要有画意、诗意，但画家能筑山者寥若晨星，诗人能筑山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能兼通诗画与造园者，尤为可贵;四是造园较之于绘画更难，绘画为平面，筑山为立体，绘画可因人所长信手绘就，筑山则因人、地、力、财而各制其宜。
（二）圆明园中西式建筑和庭园研究
这主要体现在《圆明园洋式建筑和庭园的考证》[17]一文中。陈植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圆明三园中位于长春园最北部的“西洋楼”，建筑风格总体属于巴洛克式，但亦掺杂了中国民族形式，庭园风格则不属于一般人所认为的中英折中式，而属于意大利规则式;二是圆明园中“水木明瑟”一景，也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西洋风格，而是模仿苏州的水木明瑟园而成的传统风格，只是在引水入室以转动风扇上采用了西式做法而已。
（三）计成、李渔、文震亨等三大造园家研究
1936年，陈植在《中国造园家考》[18]一文中对包括计成、李渔等在内的8位造园家作过初步考证。1944年、1945年陈植又相继发表《记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氏》[19] 《清初李笠翁氏之造园学说》[20]二文，专门对计成与李渔作了更深入考察。1979年，陈植又写了《明末文震亨氏的造园学说》[21]一文，对文震亨作了专门研究。在这些论文里，陈植考证了计成、李渔、文震亨三位造园家的人物生平、造园理论、造园实践。
关于计成，陈植认为，其诗、文、画、园四绝，故造园独具只眼，不同凡响，所著《园冶》乃我国造园史上第一部系统理论著作，其中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四篇最为全书精华，尤其掇山篇更是精髓。这些论断，由陈植首发，至今仍为学界的不刊之论。关于李渔，陈植指出，其造园学说可分为居室、山石、种植三个方面：居室方面，要求重视房屋的向背、途经（即道路）、高下、甃地（即铺地），以求实用美观;山石方面，对掇山技术记载最为详尽具体，弥足称贵;种植方面，对木本、藤本、草本、花卉、竹木等的种植、栽培技术的载述，亦是造园史上的重要篇章。关于文震亨，陈植认为，其《长物志》涉及造园建筑学、观赏树木学、花卉园艺学、假山学、观赏动物学等诸多学问，实乃我国造园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综上，作为“我国园林界在学术理论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22]的陈植，他坚持“造园”，追源词义，分析古今“造园”异同，揭示出“造园”的历史沿革;他编纂中国造园史，遍考我国造园史上各类造园类型、造园家、造园著作，筚路蓝缕的草创之功，功不可没;他整理造园古籍，校、注、考、释《园冶》《长物志》，蒐集、选编、注解历代园记，留下泽被后学的权威注释本;他专门考证叠山史、圆明园及计成、李渔、文震亨等三大造园家，为今天造园史精细化研究树立了典范。
中国的风景园林学至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认识过去，把握当下，创造出既有中国气派又具国际视野的中国园林的未来，是我们每个园林人的共同使命。20世纪80年代，学界两位德高望重的耆宿陈植与汪菊渊，不约而同地将造园史或园林史作为自己晚年最后的事业，正是这一崇高历史使命的自发使然。中华民族素有尊史、学史、治史、用史的优良传统，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尤其需要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和提炼，中国园林及其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我们大力总结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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