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宰予画寝”之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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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宰予昼寝”还是“宰予画寝”？这是一桩著名的文史公案。
　　两千多年来，相沿成习，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宰予昼寝”的说法，因为它出自儒家经典：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枵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
　　宰予昼寝之事与孔子“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枵也”的批评，后来还被司马迁载入《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
　　宰予（前522年—前458），字子我，亦称宰我，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著名弟子。宰予这个人不像是个经常在白天睡觉的懒虫。
　　在孔子眾多的学生中，宰予似乎显得有些另类。他十分善于思索，绝不盲从，不像孔子绝大多数弟子那样把老师的话句句当成金科玉律，而是敢于坚持己见。例如孔子说要为父母守三年丧，他就拿孔子讲的君子要勤习礼乐、三年不为必然礼坏乐崩和收获的粮食吃完不得不种庄稼、何况还得钻燧改火作为理由来反驳，说是守上一年丧也就够久的了，怎么可以连续三年不干事呢？孔子难以正面回答他，就说：“（要是刚满一年就不服丧了），吃着稻米，穿着锦衣，你会觉得安心吗？”宰予回答：“没什么不安心。”孔子又说：“安心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君子在居丧期间，应该食不甘味，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所以才不干别的事。你要是安心，那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等宰予离开了，孔子才放一个马后炮：“宰予这个人真是不仁啊，孩子出生三年，然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守丧三年，是天下的通例，宰予对他的父母，能说有三年之爱吗？”（《论语·阳货》）又如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某天，宰予问了他一个问题：“一位仁人，假如别人告诉他一个人掉到了井里，他应该跳下井去救吗？”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去井边，却不可以陷入井里;君子可以被欺骗，但不可能被迷惑。”（《论语·雍也》）显然，孔子的回答是避重就轻的，他只说君子虽有可能被别人的谎言欺骗而去到井边探查，却不可能盲目下井救人，根本就没有就宰予提出的这个尖锐问题给出一个仁者究竟应该怎样做的明确答案。再如孔子讲周朝的礼仪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二代而建立起来的丰富而完备的制度，因而他遵从周朝的制度。（《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是宰予并不买账。当鲁哀公向他询问社树的问题时，宰予回答：“夏朝的君主规定以松树作社树，殷商时期就改用柏树了。周朝的君主却拿栗树作社树，说是这样就可以让老百姓战栗。”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虽然知道宰予是借社树之事讥讽周天子，却也无从反驳，就说：“凡事已成定局，就不必再提;已经完结的事隋，就没必要再去匡正;过去的事情，就由它过去吧，没必要再去追究了。”《论语·八佾》）
　　尽管宰予给孔子找过一些麻烦，但孔子对他还是挺宽容的，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刺头”而打入“另册”，归根结蒂，他还是孔子十分看重的弟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开始便有孔子对优秀弟子的评价。他说：
　　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
　　（按“德行：颜渊……”以下，引自《论语·先进》。），可见孔子的确表扬过他的这十名学生。不过《论语》中孔子的原话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据此，后人便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四科”，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为“十哲”。与司马迁引述中“政事”在前“言语”在后略有不同的，是《论语》中本来是“言语”在前“政事”在后。是司马迁觉得“言语”不应高于“政事”抑或他的引用另有所本？我们已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特出人才中，宰予是言语类首屈一指的孔门高足。事实上，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宰予曾受孔子派遣，使于齐、楚等国，这说明宰予不仅口才极好，而且头脑也很灵活。
　　对于这样一位特出人才，假如他只是白天偶尔睡睡觉，孔子为什么要把他说得那么不堪？东汉王充发现这是个于理不通的问题，于是针对宰予昼寝受到孔子责备这件事发表了他的意见：
　　宰我昼寝。子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是恶宰予之昼寝。
　　问日：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粪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门，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恶之，恶之太甚，过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孔子疾宰予，可谓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狱，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将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则与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贤，知孔子责人，几微自改矣。明文以识之，流言以过之，以其言示端而己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轻重，在宰予能更与否。《春秋》之义，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贬纤介，观《春秋》之义，肯是之乎？不是，则宰予不受;不受，则孔子之言弃矣。圣人之言与文相副，言出于口，文立于策，俱发于心，其实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贬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恶细，文语相违，服人如何？（《论衡·问孔》）
　　王充的问难有这样几层意思：1.昼寝是小过，责小过以大恶，不能服人。2.宰予是优等生，孔子如此讨厌他，实在是太过分了。3.正如一个蠢人犯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官吏就把他抓去杀头，他一定会感到冤屈而生怨恨，哪能心服口服地认罪？要是宰予愚蠢，孔子如此对待他，他就会与那个被抓去杀头的蠢人有着同样心理;要是宰予贤明，知道孔子责备他是为了让他改正小过，那么，点到就行了，响鼓是不用重锤敲的。4.孔子之挞伐宰予，与他作《春秋》定下的褒贬原则相违背，宰予肯定不能接受，孔子那些话就等于白说了。孔子作《春秋》不给小事上纲上线，批评起宰予来却小题大做，如何能使人信服？王充把话讲得很充分，这不得不引起后世之人对“宰予昼寝”之事及孔子“责小过以大恶”“以巨大贬纤介”的怀疑。 　　对“昼寝”作出新的解释的代表人物是梁武帝萧衍。唐李济翁《资暇录》卷上“昼寝”条云：
　　《论语》“宰予昼寝”。郑司农云：“寝，卧息也。”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也。故夫子叹“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然则曲为穿凿也。今人罕知其由，成以为韩文公愈所训解也。
　　萧衍博学广识，多才多艺。唐姚思廉称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梁书·武帝本纪》）。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也给出了“俭过汉文，勤如王莽，可谓南朝一令主”（《国史大纲》）的评价。萧衍于经学也颇有研究，尝撰《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他不赞同汉代经学家郑众把“宰予昼寝”的“寝”解作“卧息”，而是认为“寝”是“寝室之寝”。也就是说，“寝”非动词，而是名词;他还用反切给“昼”注了音，说这是个错别字，其本字当作“画”。
　　“画”被误为“昼”，极有可能，因为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隶书、楷书，两字繁体都形近。形近而误，鲁鱼亥豕，是古书中常有的事。
　　李济翁自己似乎并不赞成萧衍的解释，所以他才说那是“曲为穿凿”，但是，他也指出韩愈也作这样的训解，并说“今人”（唐人）不知这是萧衍的解释，都以为这样的解释是韩愈的首创。
　　其实在萧衍之后韩愈之前，至少还有一位著名文人也主张把“昼寝”解作“画寝”。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昼寝”条云：
　　虽然，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字当作“画”字，盖夫子恶其画寝之侈，是以有朽木粪墙之语。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尝著《启颜录》，意必戏语也。及观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诛……
　　侯白是隋初的著名学者，魏郡临漳（今河北临漳县）人。他“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举秀才，为儒林郎。通悦不持威仪，好为俳谐杂说……文帝闻其名，召与语，悦之，令于秘书监修国史。每将擢用，辄曰‘白不胜官’而止。后给五品食，月余而死。时人伤其薄命”（唐李延寿《北史》）。周密起初看到侯白对“宰予昼寝”的解释，没拿它当真，后来看到韩愈相同的解释，这才觉得宰予是“四科十哲”之一，不会在白天睡觉;即使偶尔睡觉，也未必会被孔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我想，作为学者，侯白虽滑稽辩俊，但他出身儒林，亦必不会以“戏语”去为《论语》作注。
　　主张“昼寝”当作“画寝”的，也绝不止萧衍、侯白、韩愈这几位。
　　清钮琇《觚剩续编》卷一“昼”字条谓：
　　《坦园通编》云：孟子去齐宿于昼。“昼”当作“画”，音获。按《史记·田单传》：闻画邑人王蠋贤。刘熙注：画，齐西南近邑。后汉耿弁讨张步，进军画中，遂攻临淄拔之。即此可证。近闻顾氏格轩曰：“宰予昼寝，‘昼’亦当作‘画’，音话，谓施画于寝也。《礼》：‘诸侯画寝。’今以士人而用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圬土墙也，侈而且僭矣，故夫子責之。不然，宰予为四科之贤，岂有志气昏隋当昼而寝之事乎？”
　　钮琇讲了古籍中两处“画”被误作“昼”的例子，其中一处便是“宰予昼寝”。
　　顾氏格轩，即顾伟，明末清初江南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字英伯。有《格轩遗书》四十五种。顾伟也是主张“昼寝”当作“画寝”的，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没错，他还特意搬出《礼》有“诸侯画寝”的记载来，说宰予只是士人，没有达到诸侯的级别，“画寝”有违礼制，孔子才批评他。
　　清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三亦谓：
　　乔文衣曰：“经书中鱼亥尽多。后学尊经，遂不敢辩。如‘昼寝’章，先君谓‘昼’，当读‘画’。寝，寝庙也;画寝者，画其寝庙也。诸侯画寝，大夫以丹，士庶以白垩。春秋僭乱成风，宰予习焉而画其寝，过斯甚矣。‘朽木粪土’，所以明其贱;‘何诛’之责，所以甚其失。不然，一昼寝耳，罪岂至是？”
　　乔文衣即乔钵，直隶内丘（今河北内丘县）人，明贡生，入清后做过湖口知县、剑州知州等官。他虽是引述他父亲的话说宰予给先人画寝庙，僭越了周礼，这才遭到孔子的严厉斥责，显然这种解释他自己也是赞同的。
　　孔子一贯主张“克己复礼”，从而达到“天下归仁”。他要求学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可是宰予这个人并不盲从。前文说过，他对为父母守三年丧等礼制是抵触的，尤其是他还讲过周朝统治者用栗树作社树以使百姓战栗的坏话，可见他敢于突破礼制的规范。还有一个问题是，“宰予画寝”，究竟是在饰画自己居住的寝室还是先人的寝庙？
　　我以为是前者而非后者。
　　首先，是春秋时期的贵族有雕画寝室的好尚。如叶公好龙的故事就载明“屋室雕文以写龙”（刘向《新序·杂事五》），叶公子高的“屋室”当然包括寝室。其次，是寝庙不应以“粪土”杇墙。杇，同“圬”，用以抹墙使其平整光滑的工具。以粪土朽墙，即用牛粪拌泥土糊墙壁。因牛粪中草的纤维有固土的作用，糊出的墙壁牢实且不易裂缝，且牛粪干燥后也没有异味，因而常被用于简陋房屋的处理。
　　不仅是古代，就是现代，一些地方农民仍在沿用此法。也不仅是糊墙，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后，农民收的粮食多了无处存放，还以牛粪和上稀泥糊篾蝙的瓮囤，这是我曾亲力亲为的事情。用粪土杇墙虽是古人的一项发明，却不会用于寝庙;因为寝庙毕竟不同于寝室，那里应该是圣洁的地方。再次，是孔子是私家力、学，他不是个有钱人，学生既多，住处不免因陋就简，宰予想把寝室搞得美观舒适些，当在情理之中;孔子泥于礼制而责备他，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至于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或者竟是针对破屋子而言的大实话。孔子很欣赏颜回安于简陋的生活，他夸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两相比较，宰予的行为必然招致他的不满：不把心思用在该用的地方，那样的破屋子，你去折腾个什么？如果说宰予是在为父祖的寝庙作彩绘而遭到孔子斥责，那么，凭着孔子的修养，责备人也不至于以“朽木粪墙”辱及其先人。
　　综上所述，我以为“宰予画寝”之说是成立的，宰予因僭越周礼而受到孔子责备的说法算是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宰予是干得出越“礼”之事的，而孔子对越礼的行为又是不会放任不管的。这样，孔子之责备宰予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宰予所“画”之“寝”，当是寝室，不是寝庙。“朽木粪墙”，则是针对陋室而言，不是用以比喻宰予的没出息，更不是用来表明宰予先人之地位低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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