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场化程度与城镇劳动力教育回报率变动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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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利用CHIP1995—2013年四个年份数据，结合市场化指数划分各省份不同市场化程度，估计了我国城镇劳动力教育回报率随市场化进程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从1995—2013年我国教育回报率扩大了一倍，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学历程度越高的劳动者，教育回报率越高。女性教育回报率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提升越多，党员教育回报率只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表现较为明显。所有制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只在中等和低市场化地区较为显著，在高市场化地区并不显著;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在高市场化地区对教育回报率有更显著的提高作用。
　　关键词：教育回报率;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1-0067-010
　　 目前，我国经济步入了由劳动密集型向高质量高技术发展的阶段，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对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个值得长期探讨的课题。在相关研究中，教育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进入劳动力市场以获取回报，从教育的人力资本价值来探讨教育对劳动者获取收入能力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较明显的个体特征（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市场结构差异（单位所有制、所在地区等），对教育回报的研究需要区分此类异质性特征。此外，我国特有的户籍、教育扩招等政策也不可避免对教育及其收益带来影响，这些政策因素的影响也被纳入教育回报的研究之中。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教育回报率的分段研究，难以得出长期的变化趋势;且经济运行中代表市场活力的市场化程度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如何研究甚少。本文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探讨：（1）利用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1995、2002、2007、2013年四个年份数据的研究我国城镇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总体变化趋势;（2）将CHIP四个年份数据结合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1997—2009、2008—2016两阶段数据，通过对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发展进行分组，得到我國不同市场化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变化，在此基础上比较随着市场化发展不同地区教育回报的发展趋势。
　　一、估计方法与数据
　　我们采用传统明瑟方程估计，公式（1）中，Y为劳动者收入，S为教育，EX为工作经验，EX2为工作经验平方。考虑到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工作和收入特征区分较大，为获得不同教育程度的教育收益率，进一步将教育变量（S）分为大学及以上、大专、中专（含职高）、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等六类，设置虚拟变量进行估计。
　　ln （Y）=α+βS+θ1EX+θ2EX2+ε（1）
　　由于劳动者存在个体化差异，且工作特征也会影响教育回报的估计，在模型（1）的基础上对这些变量（用D表示）进行控制，得到模型（2），对教育回报的纯收益进行估计。其中对单位所有制特征分为政府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其他四类;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城镇劳动者教育回报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较少，因此我们剔除样本中的第一产业者，注重比较随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较。
　　ln（Y）= α+βS+θ1EX+θ2EX2+γD+ε（2）
　　为了进一步检验个体和工作特征导致的教育回报率差异，我们在模型（2）的基础上添加这些特征变量与教育变量的交互项，得到估计模型（3）。系数λ反映该特征变量所带来的个人教育回报率差异。
　　ln（Y）=α+βS+θ1EX+θ2EX2+γD+λ（D*S）+ε（3）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城镇部分1995、2002、2007和2013四个年份，样本数据充分，均涵盖全国范围内东、中、西各省份，代表性较强。其中1995年含个体样本21698个，覆盖11个省市：北京市、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2002年含个体样本27818个，覆盖12个省市：北京市、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较1995年增加了重庆直辖市。2007年含个体样本21698个，覆盖9个省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样本总体偏东部相对发达地区。2013年含个体样本19887个，覆盖14个省市：北京市、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样本涵盖范围更广。调查数据包含收入、个人特征、就业等丰富信息，其中收入统一换算成年收入，按照当年城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与1995年的CPI指数换算成实际收入。个人特征包含文化程度（包含受教育年限和学历）、年龄、性别、政治身份（是否为党员）等，就业部分包含工作年限、单位所有制类型和所在地域等。其中单位所有制特征分为政府事业单位、国有及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其他四类;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城镇劳动者教育回报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较少，因此我们剔除样本中的第一产业者，注重比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之前大部分研究者一样，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和一致性，样本只保留16—60岁在职职工。
　　为估计不同市场化地区的教育回报率的变化，根据北京大学樊纲教授团队发布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1997—2009年和2008—2014年两部分数据，对1995年（采用1997年数据估计）、2002年、2007年和2013年CHIP数据涵盖的省份进行市场化程度高、中、低分类，对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比较，各年份市场化分类见表1。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发展程度总体一直处在上升的阶段。但发展速度在不同时间段内有所不同，可分为四个阶段：自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缓慢增长，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市场化发展速度有所提高，与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有一定联系;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前几年，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这段时间建立市场化经济体制、国企改革等政策推动了市场化发展;到2007年之后，市场化发展速度开始减缓，可能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体制改革推进难度加大等因素影响。 　　我国各地市场化程度基本都在逐步提高，但地区间发展差异较大。1997—2007年地区市场化变化情况，可以看到该阶段内市场化起点相对较高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发展速度更快，持续保持较高的水平;而中等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主要为中部、东北、四川省等大部分地区）市场化发展速度较慢，从2003年以后才出现较大程度的提升;较低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含西北和西南大部分省份）在该时间段内市场化程度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小部分省份下降的情况。从2008年以后，各地区市场化发展差异化进一步扩大，主要表现为高市场化地区发展增速降缓;之前中等市场化地区发展速度开始有较大程度提高，其中东北地区各省份市场化程度基本停滞不前;而西北和西南地区除陕西外，市场化程度发展表现依然不显著。
　　表2中城镇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95—2013年逐渐上升，按学历来看，大学及以上劳动者比例逐步上涨，尤其以2002—2007年增幅较大，超过7个百分点;而大专学历比例增速在该时间段内仅有1个百分点，且到2013年出现一定下降;高中学历的劳动者比例降幅最大，与此对应的初中学历劳动者比例在2007—2013年出现较大程度上升。从个体特征分布来看，女性就业比例稳定，一直保持在40%以上;党员身份的劳动者比例先上升后下降。劳动者单位的所有制分布变化较大，国有及控股企业劳动者比例大幅度降低，私营企业及个体比例较快增长，2013年达到43%;政府事业单位就业比例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从不同经济活力地区劳动者分布来看，低市场化地区劳动者比例逐步降低，高市场化地区劳动者比例在1995—2002年出现下降，与中等市场化地区之间差距呈扩大—缩小—扩大的波动变化;相比而言中等市场地区就业比例一直在40%以上的水平。
　　表3中劳动者学历收入来看，从1995—2013年，不同学历程度的劳动者实际收入都实现稳步的增长，高学历收入增速较快，大专与大学及以上学历收入增长了近4倍，但学历之间收入差距有所扩大。高中及以下学历之间收入差距基本稳定，略微有所增加;而大专和大学以上（含大学）的学历收入相比高中及以下劳动者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至平稳的过程。具体来看，大学及以上学历与小学及以下收入比在四个年份分别为1.55、2.26、2.37、2.27。横向来看，各学历程度劳动者中的女性比例最初表现为学历越高就业比例越低，到2013年均达到40%以上。不同所有制单位劳动者整体学历均成上升趋势，政府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学历水平较高，且提升幅度较大，尤其以前者较突出;而私营及个体企业在高学历比例上有一定提升，但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比例依旧有50%以上。产业分布来看，第三产业劳动者学历提高较快，且高学历劳动者比例远高于第二产业。不同市场化地区的劳动者学历逐步提高，但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比例都达到40%;其中高市场化地区的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比例提高幅度最大，而低市场化地区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者比例一直比中等市场化地区要高。
　　二、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及其解释
　　我国城镇劳动者教育回报率从1995—2013年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到2013年增长了1倍以上，但不同阶段的上升幅度有所差别。表4显示教育回报率在1995年为4.8%，到2002年教育回报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达到8.2%;而2007年教育回报率增速有所放缓，只比2002年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到2013年继续增加，达到9.6%。我们对明瑟方程除教育和工作经验之外进行个体特征（性别、党员身份）和市场特征（企业所有制、产业分布、地区分布）控制，发现教育回报率在各年份均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但变化趋势不变;从1995年到2002年教育回报率纯估计值依然增长了1倍以上。
　　表5是我国城镇劳动者按学历划分的教育回报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按学历程度教育回报率变化以2002年为分界，2002年之前不同学历教育回报率均大幅度增加，2002年之后开始稳定或小幅度下降。不同学历之间的教育回报率差异较大，越高学历的教育回报越高，且学历之间的回报差距并没有随着时间推进出现缩小的趋势。各学历教育回报率具体表现为：大学及以上学历、大专学历、中专（含职高）学历和高中学历教育回报率分别达到初中学历的4倍、3倍、2倍和1倍以上，到2013年这种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对劳动者个体和市場特征进行控制之后，各学历的教育回报率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各学历教育回报率变化趋势和学历间差距并没有大的改变。
　　不同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普遍随时间上升，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教育回报率越高;从1995—2013年，不同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变化趋势呈现较大差异：三种市场化程度地区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均大幅度提高，且市场化程度越高，提升幅度越大;2002—2007年，高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呈小范围下降，中等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略有提升;2007—2013年，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教育回报率变化差异进一步扩大，高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出现较大幅度回升，低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也有一定上升，而中等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有所下降。按照表6中的数据经过计算，从1995—2013年，高、中、低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分别增长了70%、37.3%、106%。
　　按教育程度划分的不同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变化趋势如表7，从1995—2013年各市场化地区大部分学历教育回报率有一定的上升，低市场化地区各学历教育回报率均上升，而中等市场化地区大学以下学历和高市场化地区中专以下学历的教育回报率出现下降。从过程来看，各学历教育回报率在1995—2002年有较大程度上升，到2013年出现一定下降;而学历教育回报率的变化差异整体上随学历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各学历的教育回报率变化趋势一致，从1995—2002年上升，到2013年逐步下降;其中低市场化地区的各学历教育回报率稳步上升，至2013年处在三个地区最高水平;高市场化地区的各学历教育回报率上升和下降幅度在三个地区中最大;而中等市场化地区变动幅度较小，到2013年教育回报率处在最低的水平。从学历来看，越高学历的教育回报率水平越高，且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变动幅度越大。 　　引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8可以得出，不同年份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均出现一定的下降。表8可以得到，越高市场化地区引入控制变量后教育回报率的下降幅度越低，且从1995—2013年各地区的下降幅度均逐渐减小。
　　如表9，从1995—2013年，高市场化地区的教育回报估计系数下降幅度，初中、高中和中专（含职高）分别增长了近13倍、3倍和2倍;而低市场化地区的教育回报估计系数下降幅度，大学及以上和大专学历均下降了近1倍。而在中等市场化地区的估计变化幅度，则表现为最低学历（初中）增长3倍和较高学历（大专、大学及以上）下降了3倍以上。
　　三、教育收益率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个体特征和工作特征差异，从上文引入控制变量后教育回报率估计下降可以看出，劳动者身上的个人特征如性别、党员身份和其所在行业、企业性质等都会导致其教育回报率受影响。将这些特征分别与教育变量进行交互，估计的回归系数可以反映教育回报率在这些不同特征上的差异，表10中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相比男性要高，且从1995—2013年估计系数增加了1倍;党员身份相对非党员的教育回报率在1995年要明显偏低，这种差距随年份逐渐缩小，但并不显著。劳动者所在单位所有制性质对个体教育回报率有不同的影响，私营企业及个体相比国有企业的教育回报率在2002年和2013年要显著偏低，且这种差距有增大的趋势;政府事业单位的教育回报率在1995年、2002年和2013年也同样显著低于国有企业，但差距随年份逐渐缩小。从纵向比较来看，私营及个体企业的教育回报率一直要低于政府机关单位，且差距也在扩大。从劳动者所在行业来看，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对教育回报率有显著的提高作用，且这种作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在不同市场化地区，劳动者的个体和工作特征对其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如表11，女性教育回报率除1995年以外，在中等和高市场化地区相对男性都有显著的提高，且市场化程度越高，教育回报率提升得越多。而具有党员身份的劳动者教育回报率在1995年显著低于非党员劳动者，且在市场化程度最低的地区差距越大， 2002年在高市场化地区党员教育回报率显著降低，之后其他年份和地区党员身份对个体教育回报率基本无显著的影响。所有制方面，私营及个体单位劳动者教育回报率低于国有企业，市场化越高的地区，影响程度越低;回归结果表明，所有制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只在中等和低市场化地区较为显著，在高市场化地区并不显著。从产业划分来看，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教育回报率有更高的促进作用，且在高市场化地区更明显，而在2002年以后这种作用的显著性出现下降。
　　四、结 论
　　本文采用明瑟方程估计城镇劳动力教育回报率随市场化进程的变化趋势，并得到不同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变化的不同特点。研究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点：（1）从1995—2013年我国教育回报率扩大了1倍。其中2002—2007年教育回报率上升幅度较小，只提升了1个百分点。各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呈现较大的差别，表现为学历越高，教育回报率越高，且这一趋势并没有随时间缩小的趋势。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教育回报率普遍随时间上升，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教育回报率的提升幅度越高。从1995—2013年高、中、低市场化地区教育回报率分别增长了70%、37.3%、106%。从学历来看，越高学历的教育回报率水平越高，且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变动幅度越大。（2）引入劳动者个体差异特征和单位所有制、产业特征之后，纯教育回报率变化趋势和增长幅度依然变化不大;不同年份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教育回报率均出现一定的下降。但不同学历之间表现为，高市场化地区，越低学历的教育回报估计系数下降幅度越大，而低市场化地区，越高学历的教育回报估计系数下降幅度越大，显示不同市场化地区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不同。（3）引入特征变量与教育年限的交互项以后发现，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相比男性要高，且市场化程度越高，教育回报率提升的越多。党员身份相对非党员的教育回报率在1995年以后并不显著，只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表现较为明显。与私营企业及个体相比，国有企业的教育回报率在2002年和2013年要顯著偏低，且这种差距有增大的趋势;政府事业单位的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国有企业，但差距随年份逐渐缩小;所有制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只在中等和低市场化地区较为显著，在高市场化地区并不显著。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对教育回报率有显著的提高作用，这种作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且在高市场化地区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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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吴晓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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