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的花木兰――美国女权主义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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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族裔文学是美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美国华裔文学居于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中心地位。随着“亚洲研究”，“中国研究”和“族裔研究”等学科的发展。美国华裔文学成为当代美国文化研究的热点。追溯美国华裔文学漫长而艰难的发展史，20世纪70年代前受白人主流文学的排斥，华裔作家的作品被视为非文学的“某种社会学或人类学方面的文献资料”，或被看作一个少数民族的“整体生活体检的思想情感体现”。70年代马克辛・洪・金斯顿的《女勇士》在文坛上大获成功为华裔文学带来了“零的突破”，使美国文学名著目录中第一次出现了华裔作家的名字。《女勇士》已经为美国的主流文化所接受，进入美国文学的经典之列，并成为“在美国的大学里最广为使用的活着的作家”的作品。
　　
　　一、马克辛・洪・金斯顿
　　
　　马克辛・洪・金斯顿的中文名叫汤亭亭，第二代美国华裔、自传体文学作家，小说家和短篇故事作家。汤亭亭1940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的一个华裔家庭。父亲经营洗衣店和赌场，母亲毕业于一所助产学校。她周围有许多来自父亲家乡的移民，孩提时听到的故事对她后来影响很大。华人的家庭背景，文化传统为金斯顿提供了一个中美文化相互碰撞的复杂的生活环境，也提供了大量生活素材和文化遗产，使她得以在作品中演绎。
　　汤亭亭的主要作品有三部：《女勇士》，《中国佬》，《猴王孙行者》。《中国佬》是《女勇士》的姊妹篇，它是献给其父辈移民的，最初的书名是《金山英雄》。此作品以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为背景，插入了对中国移民歧视性的法令，体现了第一代移民所经历的剥削和歧视，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取得的成就。《猴王孙行者》刻画了一位第五代美国华裔一惠特曼・阿兴。惠特曼・阿兴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个垮掉派华裔青年，他兼有美国诗人惠特曼和中国文学中虚拟人物孙悟空的特点，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1987年，汤亭亭出版了由12篇散文构成的选集《夏威夷的一个夏天》，2003年出版《第五和平书》。
　　汤亭亭融自传、神话、评论甚至罗列历史文献为一体的独特写作方法，对处于弱势的美国华人及华人中处于弱势的女性的关怀，使其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她的每部作品出版后都是好评如潮，获奖甚丰。《中国佬》获得了美国图书奖，《女勇士》塑造了美国文学中新妇女形象，获得国家图书批评界奖。1997年9月29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授予她金斯敦国家人文学奖章。《女勇士》被美国学校选为教材，用于美国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妇女研究等学科研究。2000年我国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文学部分列入了汤亭亭的作品，这是我国第一次把华裔作家列入美国文学的教学大纲。
　　
　　二、《女勇士》
　　
　　1976年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出版，获得该年度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奖，汤亭亭因此进入美国文学主流，确立了她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地位。《女勇士》是带有虚构成分的自传体小说，其副标题是《一个生活在群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全书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五个女人的故事，包括“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羌笛野曲”5章，第一、三、四部分讲述“我”的姑姑、母亲和姨母的故事：无名氏姑妈私通的悲剧，母亲勇兰的经历。姨妈月兰的婚姻和主人公的成长。女主人公在“沉默端庄”戒律下所受的压抑，无法调和家庭内外自我形象的两难境地，对遥远而陌生家乡的困惑，对被迫自尽的姑妈的同情，对重男轻女的母亲的愤怒都展现在作品中。“白虎山学道”一章中“我”的故事以中国的花木兰和岳飞的传说为基础。在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作者对家庭教育乃至中国传统一直持批判态度，直至成年后，才从母亲的经历中得到启发，产生变化。“羌笛野曲”用蔡琰的故事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一点，被蛮人掳走的蔡琰最后在蛮人的芦笛声中达到了与他们的交流。书中虽然也有反映华人饮食、婚姻习俗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创造性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批判其糟粕，也抨击美国社会的种族、性别歧视。
　　《女勇士》是当代美国华裔的花木兰，反对歧视和压迫妇女，反对剥削和种族歧视，反对征兵作战。汤亭亭家族中男性长辈大多重男轻女，母亲是个有文化、有独立意识的坚强女性，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花木兰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汤亭亭上大学前后，正直越南战争，国内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这些在《女勇士》中都有反映。作者在书中说，母亲生怕她的“美国”儿女们忘了祖国和家乡，不断在儿女耳边念叨“广东省，新会村。”因此，女勇士的父母会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刺在女儿背上。
　　汤亭亭从来就视自己为美国华裔，在谈到汉学家批评她歪曲中国神话时说：“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变化，如果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同样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的神话。”汤亭亭的这番话是理解、欣赏美国华裔文学的一把钥匙。40年来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美国小说都超越了流派的疆界，并从超越中吸取力量，把西方传统的文学形式之内的非欧洲文化的传统故事和神话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作品交织在一起，汤亭亭的《女勇士》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女勇士》打破了美国白人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第三世界作为周边的世界文化模式瓦解了，使美国华裔文学进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当代美国华裔文学超越了时代、民族和性别的界限，得到了主流文化的认可。了解汤亭亭《女勇士》为首的美国华裔文学不仅对美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产生意义，更有助于研究20世纪中后期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华裔文学的重要主题也是过去30年间美国文学的主题。
　　
　　三、《女勇士》的社会意义
　　
　　1、重新审视了身份确认问题
　　身份问题是遍及白人和非白人文学的重要主题。理查德・汉德勒指出：“在20世纪中叶，身份已经成为一种突出的学术和文化构架，尤其在美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事实上因为文学与文化身份的多面性特征和它所要求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文化身份的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地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在美国文化身份认同不是纯学术问题，它是个政治问题，事关华裔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现实。
　　汤亭亭身兼华裔和女性这双重身份，面临的是双重压抑，一是传统中国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一是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对种族他类的压抑。汤亭亭在《女勇士》中用自传的形式讲述了作为华人，作为女性、特别是华人女性，在充满敌意环境中寻找自我的困惑。在作品中汤亭亭将母亲，父亲和共同体连接在一起。在她自我再现的努力中，小说中的“我”不断和她的母亲、姨妈及她想象中的历史神话身份融合在一起。这些人物和她创造的人物身份相互渗透，认同与拒同，这是一个不断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双重视角，将“自我”与“他类”放在一起，承认“他类”总是在同自我进行对话，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方式成了以后少数族裔作家的共同手段。
　　作品“无名女子”中，姑妈与人私通怀孕，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族

人决定惩罚她，在其分娩的那夜袭击了她家。姑妈在猪圈生下孩子，随后抱孩子投井身亡。但惩罚并未结束，从此全家绝口不提姑妈，“只当她没出生过”，有意的遗忘才是家人心目中最严厉的惩罚“无名女子”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流放，因为名字是和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名字，你就回不了家乡。因此，只有当我从他所属的共同体中获得了名字，自我同其他成员之间才不会存在什么明显的界限，我们将自己与名字认同，因而也就将自己与自己所归属的这个共同体认同。没有了名字也就被剥夺了生存形式，永远处于无根中，这正是作者所担心的，因此对“无名女子”的挖掘也是作者对自己身份的挖掘，她向想象中的女勇士的靠拢就是为了超越这一封闭的单一身份，获得一种想象中的权利和自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族裔散居者的文化是一个不断构建，永不停息的复杂过程。移民文化或错位文化有选择性地适应宿主文化，融合、演化而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一个既同家园文化和宿主文化有关但又截然不同的文化，这种跨文化的过程被描绘成“混杂性”。霍米・芭芭将这种混杂性看作是“文化翻译”的产物，在这种“文化翻译”中，由于彼此间存在差异，因此，族裔散居者的身份被不断更新和转化。
　　《女勇士》通过再现华裔女性应有的身份，开创了华裔美国文学的一种创作倾向，即通过对语言，身份和定位的连接可以使华裔作家既能追溯祖先的历史，又能具体再现华裔作家错位后的历史经历，表现中美文化冲撞后形成的新的身份，超越归化和异化的二元对立。
　　
　　2、开创了华裔作品的混合文风
　　《女勇士》中糅合了自传和传记，历史和神话，记忆和虚构，营造出虚幻与现实不分明的扑朔迷离。构成全书的五个故事支离破碎，看似脱节，而内在紧密相连，这是后现代文学的碎片和拼贴艺术手法。
　　小说还颇具实验意味地对中国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进行了改编和演绎。在“白虎山学道”一章中，汤亭亭借用花木兰的故事又嫁接了改编的岳母刺字传说。不同于中国的花木兰，汤亭亭的花木兰――“我”不但有丈夫，一个被征兵的弟弟，还有一个战时出生的儿子。“我”的敌人在国内，离家前父母在“我”背上刺上了“报仇”、“誓言和名字”以及说不尽的“怨愤”，甚至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住址。“我”领导的子弟兵进京后杀了“皇帝”，回乡后杀了地方官报仇，“我”解放了被恶霸关押的小脚妇女后回到婆家，安心地过着一个普通妇女种地、持家、育子的生活。
　　一些中国通和华裔读者批评汤亭亭完全不懂中国历史和文化，其实汤亭亭在作品中采取了后现代拼贴艺术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反映性、种族、阶级、文化和历史等多重却互联的身份网络。这些手段的运用表明所有的身份都是流动而多元的，对于当代女性主义和文化理论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杂交的主体在不断分解，同时也在不断重新形成，这种文化的错位观念本身也是一种身份场所：没有真实的“我”可以回归：有的只是使政治和身份成为可能的差异。汤亭亭富有创意地对后现代混合文风的运用为小说增添了东方文化的色彩，同时也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对华人作家创作的影响。
　　
　　3、从新视角解读女性自强自立的历程
　　最能反映美国华人早期社会状况的当数朱路易的《吃碗茶》，作品表明了妇女的到来最终结束了近百年的华人“单身汉”社会，但他选择的女性美爱浮浅、爱虚荣，没有自强、自立的精神。而自强、自立的华裔女性必须到汤亭亭的《女勇士》中去寻找。
　　《女勇士》已经成为美国的女权主义经典。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通过5个女性的故事探讨了女性在生活中的角色问题，作者一方面鞭挞了中国传统中的男权思想，另一方面又树立了令人敬佩的女英雄形象。“无名女子”和“西宫门外”揭露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女子却必须忠贞不贰；男子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女子无论是否有过错，都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在“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羌笛野曲”中，作者颠覆了男性传统中的性别优势。花木兰的敌人无一例外是男性，无一例外败在她手下。她杀了村里的财主，因为他对女性的传统性别歧视是自己深深痛恨的，“女娃好比饭里的蛆”，“宁养呆鹅不养女子”。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为自己的母亲立传，通过改写花木兰和蔡琰的故事，将女子塑造为比男性更优秀、更勇敢的人物。
　　20世纪80年代，随着多元文化氛围的形成及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深化，女性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拓展，其中汤亭亭被誉为富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女权主义作家佼佼者。《女勇士》中的华裔女性挣扎在东方信仰和西方价值标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寻求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并努力传承自己的文化价值。作品通过对新妇女形象的塑造探讨了女性的自我构建，表达了一个被忽略群体的哀怨和愤怒以及要求自由平等，要求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获得一席之地的强烈愿望，展示出了女性的理想世界。
　　汤亭亭的《女勇士》涉及了重要时期的历史思潮，反映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对过去30年来美国文化和社会热点研究的文献。《女勇士》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引起了美国文学主体的巨大变革，少数族裔作家从被边缘化发展成为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主流作家。华裔作家和其他少数族裔作家一样，开始改变无权、无声和沉寂的生存状态。里德・尤以达在哈佛大学的研究项目《新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的移民》中指出：“华裔文学已发展成为美国重要并广为人知的族裔文学主体之一，这使华裔文学居于美国族裔文学传统的中心地位，并使华裔作家作为文化阐释者而处于极具影响的地位。”为了拥有主流社会的读者，华裔作家开始书写更为广阔的主题，开始关注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汤亭亭的书写不再是个人的写作，写作成为她参与社会改革的手段，她写作的主题扩展到反对战争，宣扬和平。“我在写《女勇士》时，认为花木兰是个女权主义者，反抗压迫。现在我再读《木兰诗》，发现《花木兰》是关于‘回家’的，我感到它是首呼应回家的诗，是首和平的诗。”可见汤亭亭正在努力超越族裔作家的身份，正在走向最终能跻身于诸如马克・吐温，海明威和索尔・贝娄这样的美国主流大家之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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