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阶级视角下《红与黑》的哲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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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韩江红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之一。小说主人公于连的追求成了他私欲暴发的一种畸形追求,他对上流社会的向往和追随恰恰是小说悲剧形成的关键所在。尽管小说在结构上注重了于连的心理和精神变化,但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却忽略了作家的精神思考。我们知道于连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王朝复辟的时代,各种思想意识与政治权贵都在争相寻求一种政治上的通途,从而使自己获得完满的社会化回归。各色人等都在阶级化的社会担当不同的角色,而于连恰恰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人物代表,他面对藐视、面对尊严被蹂躏、甚至面对死刑的时候都选择了不抗争,其实正是这种不抗争才是对当时社会统治阶级的深刻批驳。
一、阶级社会的理想对垒
我们要说的阶级社会的意识来自多个端口,首先是当权派对政权的维护与精神保存。当时的局势来说,复辟势力在向市民阶层疯狂地反扑,而市民阶层也在向他们所向往的上流社会冲刺。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就有阶级对立的矛盾所在,一方面是要冲破,一方面是要维护。所以也就注定了于连的悲剧。
于连的不幸在于怀着炽热的观念走进一个感情日渐冷漠的世纪。作为拿破仑的热情拥护者,他从充溢的感情出发寻找一种比现实生活所允许的更高、更明智、更轻松的生存形态。而这个虚假、世故和冷冰冰的世界却满怀敌意地始终站在他的对立面。他曾经有意或无意地向现实妥协,从而变得自私、虚伪、狡诈,原来的理想主义观念被所谓清醒的理智的光焰渐渐燃尽。然而他毕竟不属于那个统治阶级,当被那个阶级当作卑贱的敌人彻底地抛弃时,他才猛然从梦境中清醒过来,绝望地与那个阶级彻底决裂,在痛苦中回归自己真正的灵魂王国。对于于连来说,此时的社会阶级意识是不会给予他的理想生存的土壤的,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是敌对的。他所对立的阶层是不允许这样一个英雄的存在的,因此他面对的必然是断头台。其次是社会阶级的矛盾是群体性的,它不是针对一个单薄的于连,而是整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所需要的必须是对权利集团的忠诚与维护,即使于连真正妥协了,甚至提出诉讼,那么等待他的依旧是断头台,毕竟他的理想存在是要牺牲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于连受到大革命的熏陶,受到拿破仑思想的影响,早就在内心粉碎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约束,他把阶级的约束与等级的制度视为自己的奋斗就可以消除的。其实不然,因为那些敌对的阶层本身与来自社会底层的于连就是矛盾的,在意识体现上来说,他们的矛盾是阶级意识的矛盾,这种深层次的矛盾要的是政治的解决办法,而于连手中的武器其实仅仅是阴谋与自我的追求,远没有武器那么锋利。因此,于连的悲剧恰恰是阶级对垒的悲剧和牺牲品。
二、阶级社会的理性尊严
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于连有,雷纳尔夫人有,小说中其他的主人公同样有,只是因为阶级意识的划分,他们的尊严表现方式不同。比如说话语权,社会底层的群体的话语权历来是不受重视的。
于连全部的武器只有野心与虚伪。但是这种武器无法为他争取到话语权。有的只是能为他带来一些虚荣,甚至来自尊严的感性与理性的反思。笔者认为害死于连的恰恰是他的虚荣,因为他始终在钻营和攀附,他希望自己站在社会阶级的高端,从而获得最美好的生活。于连野心勃勃,因为凭着细密的心思,他感到有获取金钱带来的欢乐的需要。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沉浸在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里;当他处在幸福的当头,他就不再去思考他的野心,以及他那些实行起来困难重重的计划了,而是沉浸在大喜过望之中,甚至把自己的尊严表现得相当感性。在他征服了侯爵小姐,并接受了侯爵赠与的领地、封号和骑士头衔,以为即将实现自己的一切愿望时,他原先的野心顷刻消散殆尽,甚至他的欲望也在那一刻消失,因为他好象找到了与当时社会阶层平行的一个机会。由此可以看出,于连的野心并非源于根深蒂固的征服这个社会的斗争策略,社会的接受和承认是他的野心的绝好的消除剂。
再看虚伪。于连知道自己身处的背景,更知道自己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救赎自己的灵魂,因此他选择了他所在的社会阶层最匮乏的东西―尊严,而作为自己的成功、野心和虚伪与良知道对话的资本。当他扣问自己的灵魂时,终于不堪虚伪的重负,重新直面心灵的本真。
由此观之,于连只是一个蹩脚的野心家和虚伪者。我们可以理解成他的愿望,他的尊严是理性的,但是同时也是不理性的,因为他的野心直接导致了他上了断头台。
三、阶级社会的情感宣泄
阶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述其实就是话语权的争取,我们通常理解文学作品总是在为不同的阶层说话,而这种说话的声音其实更是话语权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的批评不在于阶层的高下,更深层次上,文学批评的构建在于思想的现代性与思想的价值性,脱离了文学服务与政权的人为标准,文学批评首要的标准应当是敢于说真话。恰恰是这种话语权的体现就是要善于使平民阶层能够说话,而且要使这种说话的声音有平等,公正的机会,促进审美的共振。对话交流不但是文学作品的精髓所在,更是文学意识的价值观重树。哲学家们意识到,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探索的方式,哲学通过对话来打开一个个新的视域,新的创造便寓含在这一过程之中。对话和交流吻合了多极化、多样化的文化形态,是哲学思考发展和创新的有效途径。
《红与黑》中的每个主人公都缺乏一种内在的情感交流和宣泄方式。例如:于连的变化是伴随着他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他的性格是复杂的。我们可以分析,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地位遭人歧视以及向上发展而不能如愿的愤怒,这些要素,从而形成了于连自尊、多疑、敏感而且反抗的性格。在书中,他时刻牢记着上层社会与他自己之间的阶级不同、地位不同、价值不同、观念不同,对生活和他人持怀疑的态度,而且用他那敏锐凝视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四处寻找曾经或者未来将歧视他或伤害他的敌人,拼命找寻自己曾受辱的蛛丝马迹。他尝试用拿破仑式的英雄主义来武装自己,表达出不甘屈服、不甘忍受社会和上层的随意摆弄,一直在为着自己的个性而奋起反抗,他时刻都处在大义凛然而神圣不可侵犯的状态。就在这个疑似奇异的年轻人心中,几乎每个时刻都会有暴风雨的发生。他憎恨做奴仆,要求保持自己的独特尊严,追求能够与上流社会的人们平等公正的生活。在故事的情节中,当父亲要他去德・瑞那市长家去做家庭教员的时候,于连一反过去敢怒而不敢言的常态,而是以“我不愿意再做奴仆”来明确表达拒绝。当老索黑尔说这不是做什么奴仆,于连则当即要加以证实。他问:到德・瑞那市长家里,我同谁一起吃饭呢?可见,于连把这个问题同平等自由联系在了一起,看得很重。然而,也正是这种自尊心理使他赢得了尊重、友谊和爱情。当他出现在市长府邸门前时,表现出来的明显是一个质朴幼稚、天良未泯的年轻乡下小青年。也就是在这里,他目睹了社会种种贫富不均的现象,并为此感到愤怒,也为自己这种寄人篱下的屈辱地位而感到痛惜不已,于是于连就对市长及其家人从直觉上产生了一种本能的轻蔑和憎恶之感。即使他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维和惊人的记忆能力都赢得了市长一家人的好感和爱戴,但他在那里感受到的是:仅仅是他对已经插身进来的上流社会的恐惧和仇恨。
对于于连本人来讲,他自视清高,而且骄矜自持,正是这种自尊心理,当它一旦面临恶言劣语、霸道行径袭击的时候,就会使其隐藏在内心的仇恨心理爆发出来,并展开了激烈反击。这样的性格,即使在爱情这个最细微的感情方面,向于连这样的人,往往也会感到的不是幸福,反而是自尊心满足后的喜悦和骄傲,并且把这种胜利的感觉当作是拿破仑式主义的胜利。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正是这些体现出于连是在以全部精力来反抗上层社会。
在德・瑞那市长家,于连为了报复市长及其家人对自己的轻蔑、打压他的骄傲心理,才带着与敌人去战斗的情绪走进了市长夫人的房间。即使是在与德・瑞那夫人热恋的时候,于连的这种仇恨心理和反抗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在故事情节中,于连是始终把爱情这件事看作是他对贵族统治阶级的报复战争和争取平等自由公正的愿望行动。就这一点上,从于连和玛特儿侯爵小姐的交往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他敢于轻视傲慢的玛特儿小姐,并曾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她说我爱她。在他收到玛特儿小姐的爱情告白信的时候,于连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柯西乐侯爵,他可以平等地与侯爵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于是,他兴奋地得出结论:侯爵和我的价值不对等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而其结果就是让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面。而这哪里是爱情?这哪里是什么谈情说爱,这简直就是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目标就是争夺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就正如于所说的那样:在这场正在准备阶段的战斗里,身世就像一座高山,是她和我爱情当中的军事阵地,而这高山,就是我所要进攻的目标。由此看来,于连不是仅仅把侯爵小姐和市长夫人作为女性去占有和爱护,而是当作一个阶级对象和战争去征服。他所要占有她们的不仅仅在于肉体,而真正是在于能满足他那平民的、要求尊严的灵魂。因此,《红与黑》在这个程度上,是反映了当时法国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的现实生活,同时也反映了于连在爱情方面的反抗精神和无奈举动。
在于连的雄心壮志当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他个人的野心成分。而在维立叶尔市,类似于于连的这类野心,则往往是被反抗、被报复的思想,吹散了维护个人尊严的行动;在贝尚松神学院,于连为了伪装自己的真正目的而勤奋努力、刻苦学习,自信能够博得院长大人和大主教的信任和喜欢,妄想不久的将来能当上风风光光的主教大人,于是于连野心萌发,在伪善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然而在巴黎,自从担任了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职位后,他的社会地位骤变,生存环境巨变,在都市风气严重腐蚀下,于连的虚荣心恶性膨胀,开始向个人野心逐步转化。
在进入巴黎的时候,于连的心情是十分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他是憎恨巴黎的一切权贵阶级,甚至认为巴黎就是阴谋伪善的创造中心;而另一方面,他又因即将要在自己伟大的事业舞台上崭露头角而兴奋不已。当他在内心深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真诚和虚伪、自尊同虚荣的激烈斗争后,他一方面鄙视上层贵族社会子弟的纨绔习性,另一方面却又十分羡慕和欣赏他们的文雅有礼,而且一步步的陶醉于上流社会的美女、音乐和时尚之中。他很仇视侯爵阶层的巧取豪夺、大发横财的卑劣行为,但当于连领悟到是侯爵在有意识的把自己栽培成上流社会人的时候,他却又死心塌地的为侯爵奔前走后。在维立叶尔,于连甚至从未曾想过怎么样去奉承他人,怎样去替他人说话,而到巴黎后,他却一直处于野心的驱动,为了替极端无耻的老蠢材谋取差事,于连竟利用职权之便挤走了为人正直的葛斯先生。然而,事后他自己良心发现,也对自己的卑劣行径而愧悔不已。但他又为自己辩解道:在这个社会,如果要是想要成功的话,就要做许多不公道的事情、用卑劣的行径去实现道貌岸然的利益。然而,即使在堕落的过程中,于连在某种程度上依然还是保持了平民的自尊,他个人对权贵阶级的反抗从未熄灭。从他在侯爵面前的从不卑躬屈膝,到在侯爵的责骂,甚至伤害他尊严的时候,竟然傲然离去,从而使得侯爵从内心深处感到这个平民青年的性格有可怕的方面。在《红与黑》的故事中,于连的这种自尊是贫民骨气的一种具体体现,是自由与平等的表达,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凛然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正如彼拉神甫和玛特儿小姐所言,于连这个人物虽然说是出身低微、平民气质,但却是心高气傲,心中始终燃烧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火焰。他最最不能够容忍的就是他人的轻视、诬蔑。尊严,这两个字是于连在个人奋斗的战争中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和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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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江红,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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