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为“他者”的存在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齐　红

　　摘 要：以铁凝、王安忆、池莉等为代表的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在表现女性诸种问题时呈现出与“60后”、“70后”女性书写完全不同的特点：她们很少在性别上对个人的写作行为和生命立场做出强调，她们更愿意把笔下的女性主人公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之上，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女性的生存处境与生命本体做出观照。“50后”女作家的侧重点是指向文化――且是文化中的女性群体，而非个体的探究，虽然主人公有时仍以个体的方式在故事中穿行，但这个“个体”却往往蕴含着“一代”或“某类”女性的普遍生存意味。
　　关键词：女性写作；性别立场；生存处境；生命本体
　　
　　以1950年为界，在这个时期及以后出生的女性写作者，我姑且把她们命名为“50后”女作家，虽然这个概念像任何一个以出生年代作为文学界定方式的概念一样，经不起严格意义上的推敲，但是这个概念里包含的关于写作、关于经验的共性，以及这种界定为研究带来的便利(至少是言辞上的概括力及简洁意味)使得我个人仍然非常乐意使用这样一个概念来完成我对一个群体的论述。
　　这个群体包含着这样一些曾经活跃和仍然活跃的名字：张辛欣、铁凝、王安忆、池莉、范小青、蒋韵、张欣……这些出生于50年代的作家走上文坛的时候，中国那段最压抑的时期已经接近尾声。因此，与前一代作家(张洁、谌容等)相比，她们没有那么多来自于政治的灰色记忆，个人的生命体验也相对单纯；但意识形态的渗透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她们的价值观，使她们不可能像下一代女作家(“60后”)那样义无反顾地张扬性别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缝隙间，“50后”女作家的性别书写具有了一种独特意味。
　　
　　立场：以“第三性”的目光
　　
　　如果从性别的角度对整个“50后”的女作家做一次整体的俯瞰，你会发现这一代女作家笔下真正关注女性个体生活和生命情态的作品并不太多。以相对鲜明的性别立场走上文坛的张辛欣倒是曾经留下过诸如《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作品，但在短暂的权利呼吁之后，她开始走向女性之外的世界：《封片连》、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大运河》等，无论从哪个层面上，都不再是、或不仅仅是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当然，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张辛欣倒是一个实践着女性自立自强理念的成功个案。
　　“50后”女作家群体中最富有成就的两位女作家当是铁凝和王安忆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登上文坛，到当下为止的30年写作历程中，她们为文坛提供了而且仍在提供着较为厚重的文学作品，但在这些作品中，真正表现女性生命问题、关注女性性别现实的写作却仍然显得稀少。
　　即使是那些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小说写作，“50后”的作家也不会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投注个人化的情绪和经验。而“60后”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作家个体的经验特质，虚构与真实杂糅在一起，以至于模糊了自我与主人公的界限，“私人生活”(陈染《私人生活》)似乎既是故事中的女性人物的私人生活，也是作家自我的经验展现。
　　与“60后”相比，“50后”这一代女作家从不愿意在性别上对个人的写作行为和生命立场做出强调。她们中的代表人物王安忆、方方、铁凝等曾在不同场合或隐或显地表示过对“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排斥和拒绝。
　　“50后”女作家的侧重点指向文化――且是文化中的女性群体，而非个体的探究，虽然主人公有时仍以个体的方式在故事中穿行，但这个“个体”却往往蕴含着“一代”或“某类”女性的普遍生存意味。而在观照这样一个性别群体时，“50后”女作家是将笔下的女性主人公放置在“他者”的位置之上的，作家自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旁观与“他者”意味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50后”女作家似乎从来不想特意地在小说中表达女性的诸多层面的问题，这意味着她们的关注焦点不在女性，而在普遍意义上的人――引发作家兴味的首先不是性别，而是生存的诸多问题本身，这一点在很多“50后”作家那里都有所表现：比如擅长表现小人物日常生态的池莉，似乎更愿意让“印家厚”充当她的代言人，这个广大人群中比比皆是的工人形象极富表现力地呈现出她个人的写作理念；方方、范小青笔下的人物群落中，女性同样不是主要的言说者，“七哥”(方方《风景》)、叶民主(方方《埋伏》)、苏非、林嘉禾、丁子恒们(方方《乌泥湖年谱》)、王才(范小青《城乡简史》)、万泉和(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这些曾经在文坛引发震动的小说主人公多半都是男性。
　　第二，即使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女性，“50后”女作家更想在这个女性身上展示的也多半是普遍意义上人的生存问题，或者凭借这个女性完成对社会现实或文化积淀的某种表达。王安忆早年的“雯雯”系列小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身为女性的雯雯只不过是以一个青春的视角扫描着刚刚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的一些角落及诸种问题：就业、人际关系、信任、生命困惑(《雨，沙沙沙》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女性的视角跟男性的故事完全可以合而为一，比如，《本次列车终点》中刚刚返城的陈信，他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与困扰跟雯雯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铁凝的《哦，香雪》、《村路带我回家》等小说同样也是依托一个女性去表达文化现实问题(乡土中国、知青回归情结)的有力证据。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玫瑰门》为代表的女性与历史的书写将“50后”写作推向了一种新境界，但在进行这种女性书写时，作者本人选择的仍是置身事外、理性冷静的观望者角色。而“50后”女作家也曾直接表达过这种观念：即有意识地放弃“女性”视角，选择一个她们认为更为理性、客观的视点观照社会世相。铁凝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进而你也有可能对人性、人的欲望和人的本质展开深层的把握。”
　　我觉得这种将“自我”从女性题材中抽身而出的写作立场为“50后”女性书写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这样的视角使她们获得了审视和反省的可能性，以至于一些被包裹着的女性生存本相被她们犀利的目光所穿透。《玫瑰门》、《你是一条河》、《何处是我家园》、《长恨歌》、《岗上的世纪》等小说中都流淌着深邃的理性精神，即使是铁凝后来的长篇《无雨之城》――这个看似通俗的畅销书实际上同样包含着铁凝关于女性情感的理性审视，只不过它借用了一个通俗小说的外壳而已，以至于常常被人忽略――布老虎的这种策划(让那些纯文学的作家写作所谓的俗小说)给作家们带来了商业上的收益，但也因此遮蔽了他们某些严肃的思考。但另一方面，这种旁观与省察的视角也带来了一些女性书写的负面问题：即对女性心理与生理的忽略――那种“异己性”导致的某些经验的忽略或隔膜感，使

得探究女性丰富而感性的内在层面的意图变成了一种虚妄。“50后”女作家的理性俯视使她们的女性书写拥有了深度，而缺失了对“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的“性特征”的捕捉与传达，这一点后来在“60后”女作家那里得以补充和延伸。
　　
　　生存处境：审视与自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50后”女作家写作了一批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麦秸垛》、《棉花垛》、《玫瑰门》、《长恨歌》、《何处是我家园》、《你是一条河》、《生活秀》等等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个案。这些作品几乎是对女性生存环境与历史境遇的一次大反省，作家们从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现实处境等各个角度对女性的存在状态进行了全方位的关注，而这种关注视角是超越子女性群体之上的一种俯视，所有的女性人物被放置在“他者”的位置，“50后”女作家的这些女性书写因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性意味。
　　铁凝的《玫瑰门》是这类小说创作中最出色的一部作品，迄今为止的所有女性书写都未能超越《玫瑰门》的高度。它对于女性生存的理性审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和深刻，这一点我曾在论文《拒绝与诱惑――(玫瑰门)与当代女性书写的可能性》(《齐鲁学刊》2001年1期)中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而稍后的中篇《棉花垛》几乎可以看做是长篇《玫瑰门》的一个悠长的回声，它把女性作为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受难者的形象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小说中两代女性的生命依托都与“棉花”息息相关：作为母亲的米子年轻时把“钻窝棚”看做是谋生的一种理所当然手段，靠自己的姿色挣花挣钱是米子将自己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式，她乐此不疲，而村里人也都见怪不怪。米子张扬自己的女性性征恰是为了更好地俘获男人，与解放完全无关。如果说米子的蒙昧性因为其原始自然形态尚且呈现出单纯的线条，那么，她的女儿小臭子的命运就繁复且意味深长得多了。
　　小臭子的观念一片混沌，生活上是如此，政治上更不用说。她本能追随着她喜欢的乔，不加选择地以乔的原则为原则，以乔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参照；上夜校不是为学知识，也不是为抗日，只是因为“相好”秋贵进城了极少回来；抗日干部披件紫花大袄她也披件紫花大袄，她对反封建的理解简单而幼稚，又本能地在这样的言论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幼稚随意的异性交往也成了反封建的最好阐释。她曾为抗日传递过有价值的信息，但这种以性作为手段的行为却在道德上被抗日队伍所否定，以至于小臭子要求成为组织一员的想法必定不能实现，永远飘摇在体制之外是这类女性的必然命运：对于百舍的老百姓和抗日组织来说，小臭子可以被利用，但却永不能获得道德上认同。这样一种被利用的身份最后以双重的悲剧意味告终：鉴于小臭子对日本人的服从，国在政治上宣告了小臭子的“背叛”罪行，却又在肉体上完成了对她的占有，“先奸后杀”的犯罪逻辑因为与政治的合谋而具有了理直气壮的意味。
　　“棉花”或者是“花”是铁凝青睐的众多意象中的一个，就像“麦秸”或“青草”，散发着一种温厚而又迷离的乡土气息，这种气息让人沉醉其中，但有时也暗藏着不可揣测的生命转机。小臭子生于“棉花”，最后又终于“花地”，“花”这个意象因而负载了文化与政治的多重内涵，如小臭子一样的女性就这样在多重的作用力下被悄无声息地绞杀。
　　《棉花垛》的反省精神正体现于此。但这种反省在铁凝这里的最终指向不是简单的文化政治批判，而是女性自身――政治与文化固然是导致女性悲剧的重要因素，但女性自身的盲目与蒙昧更加重了这种悲剧的深刻意味。正是小臭子的盲目与飘摇使得她一步步强化着自己的悲剧意味――她可以为抗日服务，同时又会极轻易地在日本人的威胁下出卖自己人――主体性的彻底丧失最终为她的死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
　　这种将笔下女性置于“他者”位置的审视，使得“50后”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传达与“60后”有很大的不同：在直面女性的不平遭遇时，“60后”显得焦虑、愤怒，情绪强烈，以至于不用一种尖锐的呈现或痛快的宣泄就不足以平息内心的激奋，林白、陈染、徐坤、海男等的很多文本都带有明显的情绪化色彩；而“50后”的立场和视角使得她们的小说多了理性的冷静，她们没有将女性命运悲剧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男性，更多的倒是对女性自身惰性的反思与批判。铁凝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这种内省倾向，她说：“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 小臭子是如此，姑爸也是如此，《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尽管“上海小姐”第三名的身份使她免除掉许多加载在小臭子身上的文明的浅陋与促狭，但她也不过是城市与历史的一个顺应者，那些看似主动的争取与选择也是迎合时代的一种表现，并不比小臭子多出主体的觉醒与自我主宰意识。只是与铁凝相比，王安忆的审视与反省更温婉一些。正如她在描述王琦瑶一生的努力与挣扎时的概括：那就是一个女人极其温婉的争取，绵里藏针的。这争取里有许多的放弃和妥协，同样是对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与政治的屈从。王琦瑶看起来比小臭子要清醒得多，似乎也具备着个人对命运的掌控倾向，但事实上二人殊途同归，即使是王琦瑶的那些“掌控”与用心，也因为同样是为投合主流文化而做的微弱努力，最终难免被整合进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像小臭子一样迅速消泯。
　　在这个意义上，王琦瑶与司猗纹(《玫瑰门》)、岳秋林(《何处是我家园》)，甚至辣辣(《你是一条河》)、来双扬(《生活秀》)都有着相似的神情，那种对自身性别的不自觉利用，以及因此坠入的对男权文化的顺应逻辑使得她们身上永远笼罩着一层悲情的意味。
　　戴锦华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概括铁凝的小说：“她所关注的，是女性的内省，是对女性自我的质询。或许在不期然之间，铁凝完成了将女性写作由控诉社会到解构自我的深化。”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指向“50后”女作家关于女性的普遍意义上的书写，当她们笔下的女性人物处在一种“异己”的位置上时，那种指向女性自身的理性审判便成为可能。
　　
　　生命本体：直面与表达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两千多年前孔子对人性的正视足以让我们感慨，但这种“弗学而能”的性情表达在后来的漫长历史中不断遭遇风暴，以至于慢慢开始发生变形。虽然五六十年代那些人性的摧残与抑制在“50后”女作家的记忆中并没有深深的刻痕，但她们所接受的教育仍然使得她们将基本的个体人性要求看成了违背社会道德的一种诉求。铁凝有一篇散文很形象地做了一次自我剖析，那篇名叫《22年前的24小时》的散文描述了一件发生在姐妹之间的很小的事：上小学五年级的妹妹独自乘汽车走了一百多里的路程到知青点上找姐姐铁凝，要跟她玩上“一整天”，已经半年多没有见面的她们只有这24小时的相处时间，铁凝也极想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陪妹妹痛快地玩玩，可是集体主义的意识迅速压倒了个体的人性要求，铁凝“一心想

着怎样保持自己在众知青中的形象，让大家看看我并不是一个因家人来探亲就不顾集体的人……于是我坐得更加安稳，甚至当主持者宣布散会时，我还故意要求再读一段报纸。”可以想见，一个人性与个体意识闭抑的时代对“50后”女作家的强大影响，以至于直到80年代中期，她们的“个人化”特征才开始渐渐呈现出来，铁凝、王安忆的一批所谓“性爱小说”就是这种个体意识苏醒后的直接结果。包括《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麦秸垛》、《棉花垛》在内的这批小说像一枚枚炸弹投向了80年代中后期的文坛。在惊讶、感叹、排斥亦或赞赏等等各种情绪早已平息的今天重新阅读这些作品，你会发现这是两位作家对生命本体的一次认真的直面，是在直面后较为集中的思考与表达。因为就两位女作家而言，在此之前和从此之后，这样高密度的关注都再没有出现过。
　　王安忆的“三恋”是将人还原到原初状态后对生命本体的一次近距离的观察。《小城之恋》中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细节有些模糊，远离了喧嚣的道德与政治的强调，在这种相对单纯的时空里，原始意义上的男女的关联才会生发、萌动、愈演愈烈。《小城之恋》中的女孩“似乎什么都知道，但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一脉天真，在这样一个纯粹的个体身上，本能的力量才可以得到最自然的呈现，因此，虽然她和男孩约略知道两个人的肉体关系会遭遇公众舆论的非议。但他们仍不可自制地走到一起，直到女孩成为母亲。母性使女孩完成了个人生命由肉体到精神的升华与自我超越，她将生活中的艰辛与疲惫当成她理应领受的东西，义无反顾地抚养着双胞胎孩子。
　　《麦秸垛》里的杨青似乎是无形之中对《小城之恋》中的女孩子做了一次对比和注解。一个被加载了太多伦常世故理念的女性，任何内心的欲望，包括吃饭、恋爱，都要隐藏，偶尔的表露也只是一种含蓄的暗示，或者被动的等待，等待一种外力将这种欲望外化成一种“被迫”的假象。小说中写到杨青在割麦子之后等待盼望已久的“吃果子”，当这场吃饭的仪式真正被宣布开始时，她却矜持地等在那里，等待大芝娘拉她去。这些远离她个人内心真实的行为在杨青已经成为一种本能，我们或许可以说那是积淀已久的文化传统无形中对女性形成的潜在期待，而女性自身已经没办法从这种无形之中挣脱出来，至少杨青已经将这种期待内在化为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准则。而真正体现人性本真状态的那些生命本能，诸如吃的欲望、对陆野明的情爱期待，却被杨青一再地压制着，以至于这种隐藏与压抑终于将陆野明推向了自然率性的沈小凤。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在《荒山之恋》这部公认的“性爱”小说中，其实还穿插了对饥饿状态下人的本能的描写。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他”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本能地伸手拿来了两岁小侄子放在桌上的最后一块饼干，那几乎是不受理性控制的一次抢夺，一种悄无声息的攫取。而且是他最爱的小侄子。那块小小的饼干很快在他的嘴巴里消失了，并不能抵挡那不可一世的饥饿，但饼干被吞咽之后复苏的理性和自尊使他羞于面对大哥大嫂包括那幼小的侄子，他逃跑似的离开了大哥家。“食色，性也”，王安忆很明显地想要表达这种原初意义上人的欲望的展示形态。“当他回到学校，将一天里两顿饭票作了一次吃。嘴唇触到了滚热的稀饭，脚底陡然升起一股幸福的战栗。他将那痛苦忘了，全身心地沉浸在进食的快乐里。待到一切都吃尽以后，却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万念俱灰的心情。他沮丧得不知所措，不知在沮丧什么，其实也像情欲一样，渴望之后是快乐，快乐之后便是灰心。”
　　一种出自本能的性爱就像源自本能的饥饿感，在有了释放的空间时，哪怕这空间狭窄、局促、压力重重，也会以不顾一切的姿势奔向目标。“人之大欲”可以超越所有的外在阻力与貌似的不和谐，就像金谷巷女孩儿从来不能想象自己的情爱会在这样一个内向、拘谨的男人身上生根发芽，但最后却不可扼止地生发开来。
　　对人的本能，尤其是性爱的本能第一次如此正面的逼视与呈现，显示出了王安忆与铁凝的非同一般的能力与魄力。后来，这种正视与表达在“50后”其他作家笔下也相继出现，只是混杂在其他的小说主题之中。而在表现这种生命本能时，“50后”女作家仍是采用了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书写的是“他者”的故事。
　　“三恋”中的《锦绣谷之恋》在叙述视角上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与其他性爱小说相比，这篇小说有一个明确的叙述人“我”，小说行进的内在动力就来自于这个叙述人对故事的讲述：“我想说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初秋的风很凉爽，太阳又清澄，心里且平静，可以平静地去想这一个故事。我想着，故事也是在一场秋雨之后开始的……”“我的故事讲完了，我却不甘心，还想跟随着她，也许………，我看着她调皮地用脚尖追索那些金黄的卷片……”显然，这个叙述人“我”的设置使得作者本人与主人公之间保持了有效的距离，它似乎是一个宣告：即是“我”在观看另一个女人的生活和内心，而这些都与“我”无关，更与小说作者本人无关。有趣的是，作为叙事学中的一个“限制性视角”，“我”在原则上本应遵循这样一种逻辑：叙写“我”所看到的客观事实，而《锦秀谷之恋》中的这个叙述人却在大段剖白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这样，作为女主人公的“他者”在这里显示出与叙述人“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作者自我)的一种“同质性”。我们因此有理由怀疑，在“50后”女作家那里，“他者”与自我本为一体，是这一代女作家刻意地将所书写的对象放在一个“异己”的位置上，以至于面对这个置身其中的女性群体时，她们比“60后”女作家具备更强的理性能力与审视反省的可能性。
　　《锦绣谷之恋》中的这个旁观者视角就像《小城之恋》、《荒山之恋》中的全知视角一样，恰恰可以帮助王安忆更从容和理智地打量“她”和“他”的生活，并由此生发出关于女性(人)的生命本体的诸多思考。
　　但我同样相信，这个“刻意”理性的姿态最初必定不是一种主动的出击，而更多带有被动的无奈。在展示女性生命深层的诸多问题时，“50后”女作家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环境使她们不可能像“60后”、“70后”女作家那样直接而率性，或者说，她们根本就不认可那种强烈的个体意识，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她们几乎就是被疯狂的政治喧哗所裹挟，尽管“57”、“58”、“66”这些年份的运动对她们而言不过是一场幼年的模糊记忆，但很多的思想定律却还在延续与渗透着，她们有时在不自觉中也会介入这样一场反人性的合唱。
　　69届毕业生王安忆在她的散文《本命年述》中曾经描述过当时的自己：“七○年四月赴安徽淮北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大队七小队插队，当年被评为县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先进代表，又选为地区代表，最后至省代表，秋天赴省会合肥开会。”这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年青人，尤其是真诚生活、要求进步的年青人的一种理想生存状态。可以想象，一个被时代裹挟的年青人，在她的头脑里，个人、个体必然是渺小而无意义的话题，政治、社会、历史才是真正的宏大命题。即使是写个体，也必然以个体映照某些大时代的话语；即使写入性，也要站在理性审判的立场――这也许是“50后”女作家将笔下主人公置于“他者”位置的一个潜在原因。
　　
　　(作者单位：苏州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科学系)
　　
　　责任编辑 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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