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存在的问题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 要】 目的:针对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并总结其形成原因。方法:本研究对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十家医院的4596张临床处方进行统计,发现其中含有抗生素用药的处方共有3508张,总共占所有开方量的76.33%。结果: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存在众多问题,值得在临床实践中进行反思总结,并及时予以改善和调整。结论: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存在众多问题,值得在临床实践中进行反思总结,并及时予以改善和调整。特别是基层医院应当加强对医疗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使医生自身培养起与时俱进的意识,提升其用药正确性,另外也可以调动其药剂科人员的工作积极度,使其参与到用药安全的监督任务中。
【关键词】 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问题
【中图分类号】
R7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5-0019(2019)07-271-01
抗生素由于其在杀死病原微生物、疾病治愈方面具有较强的作用,它的发现被公认为是人类医学史上的里程碑[1],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最近数年来,抗生素的滥用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本文将对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的情况进行调查,并总结分析其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现将研究结果作如下报道。
1 一般材料
在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本研究根据十家医院的4596张临床处方进行统计,发现其中含有抗生素用药的处方共有3508张,总共占所有开方量的76.33%,其中各科室的抗生素用药分部情况如下:妇科开药处方量为819张,实际使用抗生素处方量为732张,抗生素使用率为89.38%;妇产科开药处方量为702张,实际使用抗生素处方量为587张,抗生素使用率为83.62%;内科开药处方量为801张,实际使用抗生素处方量为673张,抗生素使用率为84.02%;外科开药处方量为1343张,实际使用抗生素处方量为865张,抗生素使用率为64.41%;儿科开药处方量为931张,实际使用抗生素处方量为651张,抗生素使用率为69.92%;总计开药处方量为4596张,实际使用抗生素处方量为3508张,抗生素使用率为76.33%。抗生素用药金额最大的是532元,抗生素用药金额最小的是18元,平均每张处方抗生素的金额为130元,占药品的比例为29.1%。经过调查和研究之后发现,基层医院在抗生素的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具体十家医院抗生素使用情况详见统计表1 。
2 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所存在的问题
2.1 患者所患有的病症可以不需要抗生素的使用,但是却出现了抗生素的用药现象。比如某位患者其软组织损伤部位的皮肤实际完整无破损,并未出现感染的情况[2],但是医院开出的处方却使用了抗生素进行细菌感染的预防;又比如某位患者存在单纯腹泻的临床病症,但是并未有发热、呕吐等细菌感染的特征[3],也依然对其开出了抗生素用药处方。
2.2 基层医院针对患者所开具的处方中,抗生素用药的种类偏多,并且药量也过高。比如对于普通的感冒患者,基层医院在使用了抗病毒类药物的同时,又对其使用了多种的抗生素进行联合用药[4]。有时针对患者的用药虽然处方中涉及的药品种类并不多,但是抗生素的用药量偏多,比如用头孢类或者氯霉素类5.0克,静脉滴注,同时又联用抗生素的口服。
2.3 抗生素的用药周期过长,比如无菌性开放手术,需要在手术前和手术后均进行抗生素的使用[5],但是部分医生会给病人连续使用,时间长达一周左右,另外,
其他类的病症治疗也出现此类的现象,患者的抗生素用药周期偏长[6]。
2.4 与前例相反,部分基层医院存在抗生素的使用周期不够,导致患者病症久治不愈的情况。比如针对患者的泌尿系统的感染疾病[7],仅仅在患者自觉其临床症状消失后即使其停止抗生素的用药,最终导致 患者的病情反复,其体温上升。
2.5 在抗生素的聯合使用方面,基层医院仍然存在不妥当之处。比如既给病人使用了β-内酰胺类的抗生素,又对其进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治疗。因为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作用机制为:通过抑制细菌外壁成分之一的粘肽的生成,进一步抑制细菌的外壁生成,使其无法形成完整细胞壁结构,最终细菌自溶裂解[8]。同时,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作用机制为:通过对转肽反应和信息核糖核酸移位过程的抑制,进而阻碍菌体结构形成所必须的蛋白质的合成作用[9],最终使得细菌繁殖生长被抑制。此两类抗生素经过联用之后,反而导致其中一个抗生素的作用被大大降低[10],产生拮抗反应。
3 问题产生原因的讨论和分析
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存在前文所提及的问题,主要原因如下:
3.1 在用药前并未对患者实行病原体检查或者药敏反应测试,医生仅仅凭借过往经验开具处方[11],或者机械化地参考患者的药敏反应测试结果。
3.2 对于化验单的理解过于机械化,比如患者的化验结果显示其单纯支原体为阳性,但是患者自身并未出现任何临床症状和体征,患者有可能只是感染后导致的回忆性的免疫应答反应[12],因此其并不需要立即采用大剂量的抗生素进行治疗,但是医院对其开具的处方中写明要实行连续的长时间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
3.3 抗生素的使用方式不正确:比如部分胃肠道疾病患者,对其采用抗生素药物的口服,但是却选择了静脉滴注,但是实际上抗生素如果进行口服给药的方式,往往其治疗效果较好[13]。同时,静滴抗生素时,液体的稀释度过高[13],一旦进入人体,其药效大打折扣,并不能达到杀菌解毒的治疗目标。
3.4 基层医院往往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相关的管理机制也有待提升和加强,最终影响到抗生素的合理使用[14],也是较为重要的原因。
结合研究调查可知,目前在基层医院抗生素的滥用情况较为普遍,此类问题也是沉疴旧病。抗生素在使用过程中产生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医生自身问题,同时也与基层医院的管理机制和经济利益分配相关。因此,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存在众多问题,值得在临床实践中进行反思总结,并及时予以改善和调整。特别是基层医院应当加强对医疗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使医生自身培养起与时俱进的意识,提升其用药正确性,另外,也可以调动其药剂科人员的工作积极度,使其参与到用药安全的监督任务中。 参考文献
[1] 朱正威,张北,史保贵,霍希宗,高帅鹏. 抗生素检测技术研究进展[J]. 辽宁化工,2018,47(09):973-974+977.
[2] 朱永官,欧阳纬莹,吴楠,苏建强,乔敏. 抗生素耐药性的来源与控制对策[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30(04):509-516.
[3] 刘昌孝. 当代抗生素发展的挑战与思考[J]. 中国抗生素杂志,2017,42(01):1-12.
[4] 唐建国,李虎,杨春辉. 脓毒症对抗生素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影响[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6,36(02):164-168.
[5] 丁李路,孫维帅,李越,孙强. 农村儿童家长抗生素认知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6,33(02):111-114.
[6] 周法庭,朱晓丹,波顺庆,严治,汤兴华,郭庆,张蓉. β-内酰胺环和侧链结构诱导青霉素类抗生素过敏的研究进展[J]. 医学综述,2018,24(03):444-448.
[7] 邓卫宁,赵力挥,王璐. 抗肿瘤抗生素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J]. 现代药物与临床,2018,33(02):439-444.
[8] 栗慧,李佳仪,彭伟. 四环素类抗生素检测方法研究进展[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34(02):41-45+48.
[9] 陈阳,杨涵超,刘生,魏哲洋,王天帅,潘圆. 四环素类抗生素耐药机制研究进展[J]. 广东化工,2018,45(03):89-90.
[10] 谢新鑫,杨青廷,旷满华,刘洋,张涛,李钢强,让蔚清. 2004~2015年中国儿童抗生素使用情况分析[J]. 中南医学科学杂志,2016,44(02):130-134.
[11] 周玉峰. 基于风险管理程序的恶性肿瘤患儿医院感染预防实证研究[D].南京医科大学,2016.
[12] 范郁青. 社区医院抗生素合理应用情况的调查及分析报告[J]. 大家健康(学术版),2016,10(09):191-192.
[13] 李爱君,任宝玉,马静妍,王竹风. 北京某医院肛肠病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差异分析[J]. 山西医药杂志,2016,45(16):1874-1876.
[14] 李艳桃. 某医院门诊处方抗生素不合理用药分析[J].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16,1(21):90-91.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6/view-146861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