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性焦虑症共病抑郁症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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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广范性焦虑症与抑郁症共病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 130例抑郁症患者， 其中97例患者患有单纯抑郁症（非共病组）， 33例患者同时患有广泛性焦虑症（共病组）。收集所有患者的人口资料与临床资料， 进行精神病理学诊断， 并安排患者填写艾森克个性问卷（EPQ）、生活应激等量表， 并将两组患者的量表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共病组患者的年龄、发病年龄分别为（45.52±2.35）、（36.11±3.23）岁;非共病组患者的年龄、发病年龄分别为（45.23±2.35）、（36.51±3.43）岁;共病组与非共病组患者的年龄及发病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12、0.587， P>0.05）。共病组患者的总症状数为（8.50±0.77）， 神经运动性激越发生率为90.91%（30/33）;非共病组患者的总症状数为（8.00±1.24）， 神经运动性激越发生率为55.67%（54/97）;共病组患者的总症状数多于非共病组， 神经运动性激越发生经高于非共病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χ2=2.175、13.373， P<0.05）。共病组患者的平均病程为（5.23±1.21）年， 非共病组患者的平均病程为（4.23±1.12）年;共病组患者焦虑症状发生率为96.97%（32/33）， 非共病组患者焦虑症状发生率为58.76%（57/97）;共病组患者的平均病程长于非共病组， 焦虑症状发生率高于非共病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χ2=4.341、16.647， P<0.05）。结论 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 广泛性焦虑症发生率较高， 而广泛性焦虑症的存在会加深患者的抑郁症状， 使神经质症状更为明显。
　　【关键词】 抑郁症;广泛性焦虑症;共病;临床特征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9.06.037
　　在临床中， 广泛性焦虑症与抑郁症均属于常见精神疾病的范畴， 在同一个患者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单个或多个焦虑障碍与抑郁症症状。美国相关科研人员在抑郁症与焦虑障碍方面取得一定的研究进展。在抑郁症与焦虑障碍两种病症的共同作用下， 患者的情绪往往会更低沉， 显示出忧伤状态， 加长病程， 给患者身心带来极大的伤害[1]。所以， 在临床治疗中应当考虑抑郁症与焦虑障碍共病的情况， 并且尝试从症状方面表现出的差异进行诊断， 判断患者是否为共病患者[2， 3]。在国内鲜有这方面的研究， 因此， 本次研究将通过比较抑郁症与广泛性焦虑症的共病患者与单纯的抑郁症患者之间的差异， 探讨抑郁症与广泛性焦虑症共病患者的相关因素。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月～2018年1月在本院进行治疗的130例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经专业医生的诊断， 130例抑郁症患者中97例患者患有单纯抑郁症（非共病组）， 33例患者同时患有广泛性焦虑症（共病组）。共病组患者中男13例， 女20例， 平均年龄（45.52±2.35）岁。非共病组患者中男36例， 女61例， 平均年龄（45.23±2.35）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4]：患者的各项症状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的抑郁症诊断标准， 首次抑郁症发病于14～ 50岁（年龄限制的目的为排除双相抑郁患者）。排除标准：患有双相障碍、精神分裂或器质性精神障碍的患者。
　　1. 2 方法 利用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中国2.1版复合性国际诊断用检查访谈表， 采集患者的抑郁症、广泛性焦虑症的发病史等基本临床信息。在访谈过程中选取弗吉尼亚精神病学和药物滥用障碍成人双生子研究（VATSPSUD）中部分量表进行患者信息的采集。监督患者填写生活应激事件量表对生活中的16项具有创伤性的事件进行评估， 同时调查患者在多大年龄时遭受的创伤性事件;将父母亲情关系量表的16项 指标归为温暖、保护与权威三个因子进行患者与父母之间关系的衡量。其中温暖维度是衡量父母对子女流露出来的关心、爱护以及与子女进行情感交流的深度标准。利用艾森克个性问卷进行患者神经质的评估。进行访谈的人员应当参加专业访谈小组的访谈培训课程， 并通过考核。同时， 指导患者使用电脑评估系统， 便于后续的访谈工作的进行。在患者的缓解期进行访谈工作， 每例患者的访谈时间控制在120 min左右。在访谈过程中收集患者的各项人口资料以及临床症状等。其中， 在收集临床资料时应当包括抑郁发作的次数、特征、时长等。臨床发作特点与发作时长以患者最为严重的发作作为调查依据。
　　1. 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详细记录访谈过程中患者资料， 评估患者焦虑程度以及易激惹的难易程度。此外， 若温暖维度得分越高， 则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交流方面表现较差[5]。若父母给予子女过多的保护与宠溺， 过多干预子女的生活， 则保护维度的得分高;若权威维度得分较高， 则表明父母希望子女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较差[6]。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共病组患者的年龄、发病年龄分别为（45.52±2.35）、（36.11±3.23）岁;非共病组患者的年龄、发病年龄分别为（45.23±2.35）、（36.51±3.43）岁;共病组与非共病组患者的年龄及发病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12、0.587， P>0.05）。共病组患者的总症状数为（8.50±0.77）， 神经运动性激越发生率为90.91%（30/33）;非共病组患者的总症状数为（8.00±1.24）， 神经运动性激越发生率为55.67%（54/97）;共病组患者的总症状数多于非共病组， 神经运动性激越发生率高于非共病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χ2=2.175、13.373， P<0.05）。共病组患者的平均病程为（5.23±1.21）年， 非共病组患者的平均病程为（4.23±1.12）年;共病组患者焦虑症状发生率为96.97%（32/33）， 非共病组患者焦虑症状发生率为58.76%（57/97）;共病组患者的平均病程长于非共病组， 焦虑症状发生率高于非共病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χ2=4.341、16.647， P<0.05）。 　　3 讨论
　　国外许多研究均证明在抑郁症患者中同时患有广泛性焦虑症的人群较多。在美国相关共病研究中， 抑郁症共病广泛性焦虑症的共病率高达56.8%， 而荷兰的相关调查中， 39.5%的患者仅单纯患有抑郁症， 59.3%的患者仅患有广泛性焦虑症[7-9]， 因此， 抑郁症与广泛性焦虑症成为精神科中最为常见的共病模式。在本次研究中， 同时患有抑郁症与广泛性焦虑症的患者占抑郁症患者总数的25.38%， 符合国内外共病的比例， 更进一步的说明了抑郁症与广泛性焦虑症的共病特性。
　　共病会加重临床病情， 使患者更容易产生悲痛感， 更倾向于自杀， 给治疗带来极大的不便。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共病组患者的年龄、发病年龄分别为（45.52±2.35）、（36.11± 3.23）岁;非共病组患者的年龄、发病年龄分别为（45.23± 2.35）、（36.51±3.43）岁;共病组与非共病组患者的年龄及发病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612、0.587， P>0.05）。共病组患者的总症状数为（8.50±0.77）， 神经运动性激越发生率为90.91%（30/33）;非共病组患者的总症状数为（8.00± 1.24）， 神经运动性激越发生率为55.67%（54/97）;共病组患者的总症状数多于非共病组， 神经运动性激越发生率高于非共病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χ2=2.175、13.373， P<0.05）。 共病组患者的平均病程为（5.23±1.21）年， 非共病组患者的平均病程为（4.23±1.12）年;共病组患者焦虑症状发生率为96.97%（32/33）， 非共病组患者焦虑症状发生率为58.76% （57/97）;共病组患者的平均病程长于非共病组， 焦虑症状发生率高于非共病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χ2=4.341、16.647， P<0.05）。在父母关系方面， 若母亲给予过度的温暖， 父亲对子女的强烈控制欲会加大患者抑郁症、广泛性焦虑症共病的可能性[10]。
　　综上所述， 通过访谈调查发现， 抑郁症共病广泛性焦虑症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共病模式， 同时患有两种疾病会加剧患者的抑郁症状， 应当引起医护人员更高的关注。然而本次研究的样本规模较小， 且对患者的年龄有所限制， 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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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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