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增城地区育龄女性不孕症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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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增城地区育龄期女性不孕症情况并分析不孕症相关影响因素， 为区域性生育健康防治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选取2014～2016年广州增城地区11个镇街派潭镇和新塘镇1个村居1600对夫妇进行调查， 共收回有效问卷1495份， 问卷合格率为93.44%。调查方式采取面对面问卷调查， 了解不孕症患病率及相关的生殖健康问题。分析增城地区妇女不孕症患病情况以及就医需求调查结果， 并对影响增城地区妇女不孕症情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不孕症妇女与正常妇女的年龄、结婚年龄、初潮年龄、居住环境、月经规律性、妇科疾病史情况比较， 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不孕症妇女与正常妇女的职业和文化程度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妇女年龄>35岁、结婚年龄≥30岁、初潮年龄≤12岁、居住地在工业区及城市中心区、月经不规律及妇科疾病史均为不孕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广州增城地区不孕症女性占比较高， 具有较大潜在就医需求， 应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不孕症的就诊意识， 针对育龄期不孕症妇女的就医需求， 提高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 提倡适龄婚育， 重视环境因素对生殖健康的影响， 以降低本地区不孕症发生率。
【关键词】 不孕症;育龄女性;流行病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20.03.084
不孕症是一种生殖健康缺陷， 近年来随着性传播疾病流行、社会竞争、环境恶化等影响， 不孕症患病率日趋升高， 已然成为世界性疾病， 仅次于癌症、心血管病。中国孕育工程调查表明， 我国不孕症比例占到育龄群体的10%～12%， 其中女性单独因素导致的不孕占50%， 男性单独因素为30%， 双方因素为20%[1-3]， 目前国内缺乏不孕症相关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我国各地区民族、生活习惯、经济文化水平存在差异， 从而导致不同地区不孕症情况各有不同[4， 5]。广州市增城区占地面积广， 南部和中部片区以为工业和经济发达区， 人口居住集中， 污染相对严重， 北部山区（农业生态旅游圈）为本地农民集聚地， 受风俗文化影响深远， 生态保护较好， 片区间在环境、人文、经济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目前仍然没有一项专门针对增城地区人群的不孕症流行病学研究。本文以广州增城地区育龄女性为研究人群， 了解本地区育龄妇女的不孕情况、治疗现状， 探究影响不孕症的危险因素， 为广州增城地区生育健康防治工作提供借鉴，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根据增城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环境人文因素不同， 根据当地婚姻登记和和计生部门人口档案库的记录， 选取2014～2016年广州增城地区11个镇街派潭镇和新塘镇1个村居1600对夫妇进行调查。纳入标准：年龄20～49岁， 且属于常住人口， 已婚。排除标准：已孕者;主动采取避孕措施者;严重性生殖系统疾病被确定为无法生育者;无法配合调查者。共收回有效问卷1495份， 问卷合格率为93.44%。
1. 2 方法 明确调查组人员后， 分片区展开调查工作， 并对调查组人员进行统一化培训， 使其掌握调查方法。采用问卷法进行调查， 并通过预调查对问卷进行调整， 该问卷信度为0.87， 效度为0.85， 具有较好可靠性。调查工作由受调查片区镇街、样点村居处计生工作人员各1名组成， 采用调查方式为入户面询， 由工作人员一一咨询育龄期妇女进行调查， 调查内容范围有人口学特征、生活工作情况、常住地、月经婚育史、性生活、避孕情况、尝试怀孕而未孕年限、有毒有害接触史、既往疾病史等。调查过程仅工作人员与受调查者沟通， 排除其他人员干预。调查结束后对调查表进行核对， 无误后结束调查， 将合格调查表录入到系统中， 并做好校对。调查表分片区录入后利用电脑进行汇总并整理数据。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多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增城地区妇女不孕症患病情况以及就医需求调查结果分析 不孕症妇女192例（12.84%）， 平均年龄（25.72±4.2）岁， 月经初潮年龄（13.72±1.57）岁。其中工业区及城市中心区129例（8.63%）， 农村生态旅游区63例（4.21%）。所有不孕症妇女中， 表示有就医需求的占比为82.81%（159/192）， 其中就醫指导服务需求占比为66.04%（105/159）， 专家咨询需求占比为55.97%（89/159）、宣教服务需求占比为38.99%（62/159）、其他卫生服务需求占比为37.73%（60/159）。无就医需求占比为17.19%（33/192）， 无就医需求的原因包括无生育意向、认为当前无需就诊、经济条件不允许、内心羞耻感等。159例有就医需求的不孕症妇女中， 曾主动前往医院接受诊疗的有104例（65.41%）， 未接受诊疗的有55例（34.59%）。表明本地区不孕症妇女对于医学治疗的需求与实际就诊情况之间存在差异， 潜在需求较大， 应当加强就医指导， 予以不孕女性专业化诊疗服务。
2. 2 影响增城地区妇女不孕症的单因素分析 不孕症妇女与正常妇女的年龄、结婚年龄、初潮年龄、居住环境、月经规律性、妇科疾病史情况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孕症妇女与正常妇女的职业和文化程度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 3 影响增城地区妇女不孕症的流行病学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经单因素分析P<0.05的年龄、结婚年龄、初潮年龄、居住环境、月经规律性以及妇科疾病史纳入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妇女年龄>35岁、结婚年龄≥30岁、初潮年龄≤12岁、居住地在工业区及城市中心区、月经不规律及妇科疾病史均为不孕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本项调查结果显示， 1495例妇女中有不孕症妇女192例（12.84%）， 与我国不孕率基本一致[6]。研究中， 不孕症妇女表示有就医需求的占比为82.81%， 其中主动前往医院接受诊疗的人数占不孕症妇女的65.41%， 表明本地区存在较大就医潜在需求。从接收服务需求的方式来看， 在医院接收诊疗的人数不到70%， 证明本地区不孕不育的医疗服务区域覆盖率尚待提高， 需加强相关基层宣传力度，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引导患者及早、主动、有效的接受生殖健康服务。在影响影响不孕症女性的流行性因素中， 年龄对患者的影响较为明显， 年龄>35岁、结婚年龄>31岁都是引起不孕症的高危因素。随着年龄增长， 女性卵巢储备功能下降， 导致女性不孕发生率增加。研究显示结婚越晚， 结婚1年内未孕的比例越高， 这也从侧面提示女性年龄越大， 不孕症的发病风险越高[7]。
本次研究发现， 常住工业区和城市中心区的女性不孕比例较高。增城工业区工业废气污染严重， 城市中心区女性就业压力大， 可能是出现不孕症高发的原因之一。这也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环境恶化与不孕症发病明显相关。本次研究中， 初潮年龄≤12岁、月经不规律、有妇科疾病史的不孕症女性比例相较正常女性更高（P<0.05）。月经与女性生育有紧密联系， 初潮年龄较早妇女性早熟较快， 可能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导致错过最佳备孕年龄， 故表现为不孕症较多。月经不规律、妇科病史对患者卵巢功能、黄体功能、子宫内膜等产生影响， 导致患者不孕。
总之， 广州增城地区不孕症女性占比较高， 具有较大潜在就医需求， 应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不孕症的就诊意识， 针对育龄期不孕症妇女的就医需求， 提高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 提倡适龄婚育， 重视环境因素对生殖健康的影响， 以降低本地区不孕症发生率。
参考文献
[1] 曲仕浩， 徐楗荧， 黄晓清， 等. 广东省阳江地区初婚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症流行病学调查. 广东医学， 2017， 38（10）：1586-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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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小琼， 邓光尧， 汪欢生， 等. 育龄女性不孕的影响因素及治疗方式研究. 中国当代医药， 2016， 23（14）：63-65.
[7] 白符， 刘畅， 樊延军， 等. 不孕不育防控策略研究进展. 中国公共卫生， 2018， 34（9）：1303-1305.
[收稿日期：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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