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框架下的语言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本文将语言置于媒介环境学框架下,将语言视为一种带有偏向的媒介技术,简要梳理了它的发展脉络及未来发展方向,并通过研究语言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重塑我们以往对于语言的刻板印象,我们必须知道,语言“并非一般工具那样,效用不好即可弃之如敝屐”,我们不自觉的被它锁定在某个思路之上,不在驾驭之内。语言源于并反作用于人脑抽象思维的能力,并且变得越来越不可割裂,即人难以生存在非语言环境。
  关键词:语言;言语;电子媒介;超文本;媒体环境学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6-0153-04
  被广泛认可的语言的定义是“由词汇按一定的语法所构成的复杂的符号系统,它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语言就广义而言,是采用一套拥有共同处理规则来进行表达的沟通指令,指令会以视像、声像或触觉方式来传递。”楚雪将其概括为四个关键词,分别为“符号”“系统”“任意的”和“口语的”[1]。虽然这种广义的概念承认了语言的符号性并指出了它的表达方式,用于日常语言学的解释是足够的。但是,林文刚提到“‘语言’媒介是一种技术、一种媒介和一种环境的论述系统”[2]。那么,将常规的“语言”置于媒介环境学框架中,这个定义是站不住脚的。
  一、语言的起源
   洛根曾说“在每一种语言出现时,都处在一个新的层级,都是回应信息超载混沌的结果,而信息超载的出现是在使用较早的那些语言的过程中孕育发生的”[3]。那么,语言的起源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先厘清传播的发展脉络,麦克卢汉和伊尼斯在做媒介研究时,将人类传播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口语传播时代、书面传播时代和电力传播时代。我们非常清楚,人类在产生口语之前已有数万年的历史,传播始终伴随着人类活动,在口语传播时代之前语言应该已产生。然而他们的研究囿于时代局限,思想自然需要不断进行补足。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尚未就语言的起源提出新的见地,有关类人猿前言语的模拟式传播模式更鲜为人知。举例来说,最早在1951年,美国心理学家海斯开始进行类人猿语言研究,他教黑猩猩说人类口语,但由于黑猩猩的发音器官与人类不同,不能发出人类语言的许多音节,进而宣告猿类不能说人话,研究便戛然而止。洛根看到了这部分脉络的缺失,便在已有的三个传播时代前加上前言语的模拟式传播时代,这便是对语言起源的补足。
   为何谈及语言的起源,需要提及前言语的模拟式传播时代,语言与言语又是什么关系?索绪尔在区分语言和言语时提到,语言是系统和文化制度,言语是个人的语言实践。他认为,“语言的固有属性是集体的、共享的交流系统”[4]。由此可见,言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外化的行为活动,先哲苏格拉底也早在《裴多篇》中提及,任何言语都必须要有自己的有机形态,就像一个生命体,必须要有中间的躯干和四肢[5]。而语言则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不受个人意志支配和摆布。那么,导致其他语言相继兴起的第一种语言即言语究竟为什么会产生呢?洛根给出了一个基本前提,即继后的新语言是为了应对与信息超载相联系的混乱而兴起的[6]。詹姆士·伯尼特也认为语言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社会在语言之前早已出现,那么语言的出现必须以社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7]。有鉴于此,言语的起源也是为了应对某种形式的信息超载。综合来看,言语作为一种行为活动,在应对某一特定时期的信息超载中,产生了新的延伸,而这种延伸带来了新的语言,进而形成一种体系,人类生活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使用、批判和改造它。
   那么,是什么样的信息超载促使言语在模拟式传播时代作出转变,产生语言,进而促成了前人类向人类的过渡呢?不得不承认的是类人猿时代是感知丰富的时代,而如今人类的感知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退化。詹姆士·哈里斯认为人类的说话能力与其抽象思维的能力关系密切,并且语言与使用者所在的社会以及与其生活密切相关。在类人猿学习使用工具、控制用火、整个族群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生活、大规模狩猎和采集时,它们要依靠模拟性交流,即言语。起初,这样的复杂性可以靠追加的感知来应对,但到了某一时刻,复杂程度大幅提高,光靠感知已不能提供充分的抽象思维去应对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由此便造成了信息超载,带来了言语滥觞,进而促成了感知性思维向概念性思维的逆转,口语词和抽象概念思维允许彼时的类人猿将许多感知经验整合进单词里。语言和概念性思维自我催化,是一个能动的认知系统,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整个语言系统就是延伸的心灵。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与具体的形式纠缠在一起的,但类人猿语言研究结果显示,猿类用词只有很低的概括性,组成的句子也谈不上具有语法规则。而人类语言中的两个最基本因素即是词的概括性和组成句子的语法规则。柏格森认为,“作为人各种感觉的同时延伸或吐露,语言一向被认为是人最丰富的人为技艺形式,这一技艺形式把人和动物界区别开来”[8]。麦克卢汉对他的观点作了生动的比喻,“语言之于智能犹如轮子之于脚和人体,轮子使人的肢体更轻盈、快速地在事物之间移动”[9]。由此可见,语言使人的大脑得以延伸,这个过渡期是完全意义上的智人的界定性特征完成的时刻。
  二、语言的演化
   语言在接下来的人类活动中又是如何演化的呢?语言自形成以来便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根据阿什比的必要多样性定律来看,只有多样性才能解决多样性,由于外在信息环境的多样性,语言演化必然符合媒介四元律,才能时刻保持着多样性。丹尼斯·施曼特发现了文字和数字符号的起源,它们是记录商业交易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以汉字为例,考古研究发现了一系列较甲骨文更早的刻画符号,大部分是刻画在陶器、玉器和石器上,以方便部落之间进行交换。根据经典语言学的标准,凡具有独特的语义和句法都可成为合格的语言。洛根便在言语、文字和数学(数字)构成的语言进化链加上科学、计算技术和互联网。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是文字和数学汇集发展的衍生。科学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信息的高速增长,要求计算技术的配套。而计算产生的庞大信息需要分享,不然就失去了它的價值,于是互联网产生了。这么看来,至今为止共形成六种语言,而这第六种语言——互联网,也正是洛根对麦克卢汉和伊尼斯的又一个补充,即互动式数字时代。因为伊尼斯的研究在电脑来临之前结束,而麦克卢汉的研究在互联网来临之前结束,所以他们未曾对互动式数字媒介产生前瞻的预见,这就导致了他们在研究电子媒介时仅将其视作一种全球式扩散的电子符号,电子媒介的使用者仅仅只是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而数字媒介的使用者与其存取的信息产生积极的互动,并能够重新组合、再度混合并创造新的知识形式,这也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分野。    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六种语言中的后五种均是在言语的基础上演化而来,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麦克卢汉关于“言语”的大概论断是:言语的内容便是实际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又是非言语现象。而文字在时空两方面使言语延伸,将其转化为便携式的、持久的媒介,如此一来,语言进化链便显得通畅无阻。洛根对言语与思想关系的观念是,抽象的符号思维需要言语,言语的抽象是符号思维所需的媒介。由此看来,他认为言语的内容是思想,思想的内容又是媒介,二者互为延伸,互相催化。相比来看,麦克卢汉却忽略了思想内容的符号性。传统的媒介内容的二分法似乎并不牢靠,因为这种类似于哲学经典的心脑二分法,只是呆板的将媒介内容切开。舒曼认为语言“既不是大脑本身,也不存在于大脑中”“以文化制品或技术的形式存在,成长于人们的大脑与大脑之间”。因此他在原有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二分法,他认为媒介的物质或技术一面属于物质域,符号的概念化、解释和使用是由头脑控制的,属于符号域。研究媒介内容,既要考虑符号内容,也要考虑物质机制。因此,语言便不能单单划归符号域或者物质域。
  三、语言的未来
   既然厘清了语言的前世今生,那它的未来又指向何方?莱文森认为“在媒介技术的进化过程中每一种新媒介总是把一种旧媒介作为自己的内容,作为最古老媒介的语言几乎存在于一切新媒介中”[10],即语言是一切媒介的存在,那么它便有绵延不绝的进化链条。洛根提出了一个半真半伪的预测,他认为谷歌是第七种语言,将加入言语、文字、数学、科学、计算技术和互联网的大家庭[3]。他预测的根据在于谷歌的搜索引擎及其通达的一切文件和媒介构成了一种新的认知环境,这种环境有它自己的句法和语义学。《麦克卢汉精粹》一书中说到语言这种工具,“使人能够用一种形态来积累经验和知识,这就使信息的传输和最大限度的利用成为可能”[11],而这正是以谷歌为代表的搜索引擎正在实现的目标。谷歌用自己的搜索引擎帮助用户在互联网和新闻组里去寻找信息,不仅如此,它还聚合并分析信息,提供专门化服务,帮助各种各样的用户。除此之外,谷歌正在试图打造凡尼瓦·布什设想的“麦麦克斯存储器”(一种模拟式计算机),谷歌和图书馆的组合将逆转为一个包罗古今世界一切文本的文件,搜索引擎将成为其索引和目录。在《聪明的文字:文本的电子解放》中,莱文森认为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索引“只能够提供不完全的、扭曲的理解途径”[12]。他对未来进行了设想,即超媒体的实现。读者可以点击文本里的一个字,得到相关的声像和视像资料。超文本的媒介形态契合了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线性和因果逻辑性的知识体系的现状,突出了知识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在未来的超文本环境里,读者不是脆弱的,不是默默接受作者或超文本程序员安排的顺序,他们能够创造自己永恒、半永恒或短暂的超文本链接,积极地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兴趣来创造文本。我便正在从事对他人的文本进行超文本的重新安排,当翻开手边的《理解媒介》时,我很难准确找到“內爆”在书中出现的位置,但打开电脑输入要查找的关键词,便会轻松获得相关信息。
   除此之外,常见的类似于超文本语言的还有C、C+、Python、Java、VB等计算机语言,电脑每做一次动作,一个步骤,都是按照已经用计算机语言编好的程序来执行,而程序全部都是用我们所掌握的语言来编写的。为了使计算机完成各项工作,就需要有一套用以编辑计算机程序的字符和语法规则,进而构成计算机各种指令和语句,这些就是计算机能接受的语言。从机器语言到汇编语言再到高级语言,我们从一开始只能通过写出一串串由“0”和“1”组成的指令序列交由计算机执行,到后来用一些简洁的英文字母、符号串来替代一个特定指令的二进制串,再到现在将许多相关的机器指令合成为单条指令,去掉与具体操作有关但与完成工作无关的细节。可以预见计算机语言的未来会是更易表达现实世界,更易为人编写,更加成为“人性化”的媒介。而我们也将在计算机语言所引进的新的尺度衡量的环境中延伸感官。我们将各种媒介视为感官的辅助,用上这些辅助感官之后,便获得了神的力量,然而这些感官并没有长在身上,还可能制造出许多麻烦,要经过艰苦漫长的进化,让我们的身体去适应新媒介的辅助器官。信息技术时代,人不会完全主宰技术,技术更不会反过来统治人类,而会是人与机器共存的赛博空间。“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做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13],技术是以人为主体创造的神话,但我们不会将其置于神坛供奉,而是怀有敬仰,建立技术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沟通机制。
  四、语言的意义
   个体并非是赋予意义的上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意义的“收容所”,如果意义在个人经验之外或者个人控制意义的能力减弱,语言便有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进而导致“在最可怕的情况下,可能堕落为暴力的工具,强加在我们个人独特的经验之上;在最好的情况下,孤立的语言也只能够是理解自己的笨拙的工具”[14]。所幸,“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语言意义的赋予常常是共同参与的。此外,语言一旦获得了书面形态或称文本形态,它的抽象词语和专业用语就显著增加。出现在书面或者文本语言里的新词汇和新表达最终会进入口语,网络热词就是一个例子。语言作为文化系统甚至形成了一个环境,如何使用语言,使用什么语言,对人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波兹曼在《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一书中也延伸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为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提供结构”,以西方线性的和中国逻辑性的语言表达方式作例。麦克卢汉认为“反应在各种语言中的人的感知模式,与衣服款式、艺术风格一样丰富多样。每一种母语以完全独特的方式教它的使用者如何看待世界,感知世界,在世上行事”[9]。语言使人延伸和拓展的同时,又使人的官能割裂。人的集体意识或思维,由于语言这种意识的技术延伸而被削弱了。因此我们在防止文化渗透的层次上,不仅要防止文化制品裹藏的价值观的输入,还要注意语言的渗透,虽然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帮助许多语言存活,但我们谁又能否认英语对我们本身语言表达系统正规性、礼貌性、率直性、情感表达和态度表达等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改变,继而外化为书面词、服装、广告、游戏、邮件等方面的变化。莱文森在《技术是宇宙演化的利器》中认为,“我们人类对生命技术和思维技术的控制在不斷减少”[12]。技术是人的意图和计划的产物,但有一些技术是偶然的产物。迄今为止的技术只包含非生命物质的属性,在未来,技术将会向生命领域和思维领域发起挑战,技术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差异只是暂时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大脑半球的主导作用中,左脑的主导特征是线性和序列性,是“视觉的”半脑;右脑的主导特征是同步性、整体性和综合性,是“听觉的”半脑。从口语文化向书面文化的迁移,大脑半球的主导从右脑迁移到了左脑,而在电子技术的冲击下,语言会对大脑半球产生新的刺激延伸或是麻醉按摩是未可知的,毕竟语言不单单只是作为一种工具,它也存在着自己的偏向。    苏格拉底还表达了这样的憧憬,“我说的是一种聪明的文字,能够保护自己的文字,它知道什么时候说出声,什么时候保持沉默”[5]。深受德国传统哲学影响的本雅明也曾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表达其自身”,精神就在语言中,而不是通过语言表达。现如今,我们更加倾向于认为语言只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于日常交流沟通或是计算机程序设计再简单不过了,“被语言影响”显得是多么滑天下之大稽,我们总是对与生俱来的能动性抱有极大的信心,恰如戴维森在《传播的第三人效果》中所说,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媒介对其他人的影响大,对自己的影响小”。语言从不像一块柔软的泥巴任人揉捻,经过千万年的变迁,它早已孕育出一种环境,我们身处其中却不常怀有敬仰。我们使用语言,浸润在语言环境中,它比柴米油鹽更为迫切需要,却正因为它的普世,一直以来都严重“低估”了它。未来让我们重新审视语言,实现苏格拉底的憧憬,开创赛博空间“伟大的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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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黄典林译.数字化崇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 (美)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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