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祭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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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德勇
近年来关于“祭奠”的法律纠纷时有发生。从司法上来看“祭奠权”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却难以具体化，围绕这一精神权利产生的各种矛盾成为法院审判的一大难点。
“祭奠权”难定性
【案例】
吴菲菲与吴辛是姐弟关系。吴菲菲嫁入临近村庄，吴辛与母亲刘云共同生活。2015年，该村庄被纳入当地拆迁范围，为了防止女儿索要补偿款，刘云在村民见证下立下遗嘱由儿子吴辛继承自己的全部财产。2016年11月刘云突然去世。吴辛和其妻张艳在未通知吴菲菲的情况下将母亲下葬。拆迁补偿款下发后，吴辛在2018年初才通知姐姐母亲去世并已下葬。
吴菲菲认为，弟弟和弟媳是害怕自己参与拆迁款补偿问题，向自己隐瞒了母親去世的消息，让自己没有送母亲最后一程，属于剥夺自己祭奠权的行为。而吴辛认为，母亲已在众人见证下立下了遗嘱，自己有权继承包括房屋拆迁款在内的财产，姐姐已经嫁去别地，不属于家庭成员。且姐姐吴菲菲和母亲关系并不好，否则不可能半年时间都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吴辛甚至表示，吴菲菲没有尽到对母亲的赡养义务，根本就没有祭奠母亲的权利，最终不欢而散。随后，吴菲菲以祭奠权受到损害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弟弟赔偿精神损害3万元。
【说法】
祭奠死去的亲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但是，“祭奠权”一词其实仅仅存在于学术讨论和民间口耳相传中，民事实体法却无对此的明确规定。与此最相关的法律条文应是我国《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民事活动公序良俗原则。在该法第七条中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对于亲人的祭奠是中国千年传统的积淀，也是被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在依法予以受理。”实践中，不少法院也据此对此类案件予以受理。
本案中，双方本质上的矛盾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弟弟由于害怕姐姐前来分遗产而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从而引发了家庭的矛盾。后本案在法官调解下弟弟向姐姐承认错误，原告撤回起诉。
墓碑署名被剥夺
【案例】
万兴有两子两女。小儿子万丰到外地工作，两女儿也嫁到外村。万兴与大儿子万民生活在一起。后由于生活琐事，万兴与万丰发生了激烈争执。万丰很少回家探亲。万兴去世后万民与两个妹妹一起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在父亲墓碑立名上，万民只将自己一家和两妹妹家立在墓碑上。万丰前来扫墓，发现墓碑上未写有自己名字，将哥哥万民诉至法院。
【说法】
祭奠相关的诉求在名称上体现为知情权、安葬权、墓碑署名权、保持墓碑及坟墓完整权等各种诉讼请求，其权利的核心是作为死者近亲属寄托哀思的权利被其他亲属剥夺。不少诉讼人认为，即使和老人生前有过分歧，但剥夺自己权利的行为会使得外人对自己的评价降低。从法律上来看，双方血关系无法剥夺，即使有些案件中包括断绝父子关系、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方式，双方法律上的抚养赡养义务关系也不会隔断。由此可见，“寄托哀思”的相关权利也不应被非法剥夺。不少当事人以此为切入，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认为，首先应肯定当事人拥有给予人格权受损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权利。同时，由于此类案件涉及到家庭内部矛盾，不但争议大，而且过错相互交织，很难判断。一般来说，法官多会考虑侵权行为的过错、侵权后果的大小和造成影响多少等因素，综合做出裁判。
本案中，虽然万民未将弟弟万丰的名字写上墓碑，但是由于万丰和父亲万兴本身也存在很深的矛盾，万丰未尽到赡养义务。且墓碑并未葬于该村，外村人对于家庭人员情况显然了解更少，侵权范围也相对较少，后果较一般侵权要轻，一旦裁决精神损害赔偿无疑更会加剧万丰与兄妹之间的矛盾。所以，从维护家庭和谐来看，此类案件最好以调解结案。本案经调解，万家兄妹将万丰的名字写上了墓碑，而万丰也撤回了起诉。
祖坟移迁重分补偿款
【案例】
高某的坟墓由两家子孙共同守护。后其墓地被划入某机构征用范围。两家子孙签订坟墓迁移补偿协议书，约定高家迁移后获得经济补偿人民币10万元。
协议签订后，在迁坟过程中，两家人为了分配补偿金发生了争议，堂兄弟二人为此事多次协商无果，一家一怒之下诉至法院，要求平分迁坟补偿款及迁坟费用。
【说法】
在司法实践中，多限定为由墓主的近亲属独有。所以，在因迁坟而引起此类权益的损害时，只有其近亲属得以主张相应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为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遗骨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精神痛苦，向法院起诉要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系墓主重孙，不属于法律近亲属范围之内，所以不具有诉争主体资格。
（本文涉案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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