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面子”研究综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何 鸣 白丹彤

　　摘要: 国内外有关“面子”这一概念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兴趣,究其原因在于“面子”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对过去几十年国内外“面子”研究的各种思路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 “面子”研究中国文化
　　
　　1.引言
　　
　　对“面子”这一概念的学术研究始于1944年。胡先缙女士于194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中国的面子概念》的文章,首次对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概念作出了学术界定,阐释并区分了中国文化中常见的“面子”与“脸”两个概念。后来围绕胡女士给出的“面子”概念,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考夫曼(1955,1967)、何友晖(1974)、布朗与莱文森(1978,1987)、黄光国(1978)、翟学伟(1987,1994,2005),斯宾塞尔・欧蒂(2007)等分别在文化研究、语言使用与礼貌研究、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心理学的框架下对“面子”概念作了重新解读,其中以布朗和莱文森(1978,1987)所提出的“保全面子论(Face-Saving Theory)”影响最大。他们认为“面子”是指“个人想要获得的公众的自我形象”,包括“正面子”和“负面子”,后者是指“个人的行为自由和个人意愿不受强加的自由”(Brown & Levinson,1987:61)。这样定义的“负面子”概念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因此,后来有关“面子”的众多研究大多集中在对该理论所提出的“面子”概念能否作为一种泛文化概念而被用来解释全世界范围诸多具体文化中的“面子”,以及礼貌语言使用现象这一问题的探讨上。本文试对国内外“面子”研究的脉络进行梳理,对过去几十年有关“面子”概念的研究加以综述。
　　
　　2.“面子”的文化研究
　　
　　胡先缙(1944)在分析了汉语中包含有“面子”和“脸”的一些短语及习惯用语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面子”和“脸”的含义,得出“面子”是个人因为社会成就或者是炫耀(ostentations)而获得的一种声誉(prestige),而“脸”则是中国文化中因高尚的道德品质而获得的一种声誉。胡先缙认为“面子”与“脸”都是声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获得声誉的原因或者途径不同,显然这是有失偏颇的。考夫曼(1955,1967)并未关注“面子”和“脸”的区别,他认为面子与一个人所拥有的受到社会积极评价的一些社会特征密切相关。考夫曼对于面子的研究,为后来者用身份理论去研究“面子”概念带来了启发。
　　
　　3.“面子”的社会学研究
　　
　　翟学伟(1987,1994,2005)重新界定了“面子”与“脸”两个概念,提出“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所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所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则是这一业已形成了的“心理及其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如此定义的“面子”与“脸”,前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其实质是他人心目中所体现出来的某人的形象与地位,良好的个人形象会使人更加有面子;相反,败坏的个人形象会使人原来的面子丢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降低。在现实生活中,根据翟学伟的观点,个人可以通过在“气质、性格、能力、知识、道德、风度、外貌、装束、言辞”等方面整饰自己留给公众的形象,从而增加自己的面子。这些方面都涉及个人的一些特征与特性。另外,翟学伟还指出,尽管在个人特性或特征方面或许留给别人不好的印象,但是个人的面子还可能通过于个人相关的一些其他社会因素来获得,例如身份、家世、名气、职务、权力、财富、世故和关系网等。这些因素体现的是另一个层面的可能损益面子的因素。
　　翟学伟(2005)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社会里,关系在日常交往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之所以产生面子的一些资源是不同于个人特性的一些社会因素,原因就在于关系影响到了“脸”和“面子”的同质性。这样脸和面子分裂开来,变得异质,从而使中国人的处事原则由注重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变为注重形成个人在他人中的心理地位。翟学伟对于“面子”与“脸”两个概念分析界定很清晰,能够很好地解释汉语文化中的一些“面子”损益现象,但是我们认为他的面子概念还是不能够解释所有的面子损益现象,例如汉语中答应请求时所体现出的“给面子”现象和中国敬酒文化中的“给面子”现象。
　　
　　4.“面子”与语言礼貌
　　
　　对“面子”的研究中,以布朗和莱文森(1978)的“保全面子论”影响最大,其实质是建构面子与语言礼貌的关系。布朗和莱文森认为:“‘面子’是个人为自己争取的公众形象”,包括“正面子”与“负面子”,前者是指个人要求自己的性格特征、行为、需求等得到公众的认同和喜欢这样一种需要,而后者主要是指个体对自身行为不受别人的强加影响,自身有行动自由,以及自身所有物品、空间等不受别人支配的需要,“面子”的本质是个人赢得自身良好形象的一种需要。
　　在布朗和莱文森看来,人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与面子存在密切联系,因为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使用中总是要包含各种各样的言语行为,而就言语行为本身而言,它们都会对交际对方(或交际双方)的面子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不同的言语行为可能会对交际对方的正面子构成威胁,也可能会对交际对方的负面子带来威胁。因此,为了规避日常生活交际中的“损面子”(或“威胁面子”)现象并实现交际的目的,布朗和莱文森认为人们应当尽量采取适当的言语交际、语言使用策略。这种言语交际、语言使用的策略本身就是布朗和莱文森笔下的“礼貌”概念。进一步说,根据两种不同的面子,礼貌策略本身也可以分为保全正面子的积极礼貌策略和保全负面子的消极礼貌策略。同时,在选择相应的语言使用策略(或礼貌策略)之前,说话人应当考虑如下三个方面的社会要素变量:交际双方的社会关系距离、交际双方相对权力关系、言语行为本身的绝对强加程度来确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言语使用策略。
　　尽管“保全面子论”非常清晰地阐释了面子与语言使用,以及与礼貌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并对语言使用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该理论也受到了质疑与批判。顾曰国(1990)指出,在汉语中,与礼貌相联系主要有四个概念,它们分别是尊重(尊敬)、谦逊、态度上的热情和有教养,因此布朗和莱文森所提的礼貌本身不能很好地解释汉文化中的礼貌现象;并且汉语中有些言语行为本身就是礼貌的,并非不礼貌,诸如道歉、请客(邀请)和提供帮助等。利奇(2005)在谈到对布朗和莱文森理论的批判时也指出,该理论指出所有的言语行为都会威胁到交际对方的面子,在有些文化中是有失偏颇的。此外,利奇还指出,布朗和莱文森理论中所提出的“面子”概念本身源于中国文化,却跟汉语中的“面子”和“脸”的概念不同。这一点我们认为是“保全面子理论”最大的缺陷,因为“面子”概念是该理论的重要基础,倘若布朗和莱文森提出的“面子”概念不能贴切地解释汉语中的“面子”或“脸”,那么该理论注定会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其它东亚文化中失去解释力。然而引起批判最直接的原因是该理论中提出的“负面子”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并未得到体现,但是也有研究者持完全不同的观点。顾(1990)认为在汉语文化中存在负面子,只是跟布朗和莱文森的负面子有所不同,对负面子构成威胁的通常是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或者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带来不好的名声,而不是像提供帮助、邀请和许诺这样的言语行为;但是顾并没有指出汉语中的负面子是什么。吉(2000)认为汉语中的某些礼貌话语的使用正是出于人们对“负面子”的考虑,例如汉语中向陌生人咨询问题时常常使用“请问”、“劳驾”等,体现了人们在发问时考虑到对方的“负面子”。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负面子”也没有统一的定论。

　　
　　5.“面子”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何友晖(1974)在《论面子概念》一文中首先指出胡先缙笔下的“面子”和“脸”概念不能简单地区别为前者是通过成就或炫耀而获得的,因为面子的获得也可以是通过遵循社会的道德准则而获得的名声。面子的获得可以通过获得能够取得成就的那些品质、个人素质和特性实现,而且可以通过一些非个人的因素来获得,诸如个人财富、社会关系、权利、社会地位等。何友晖进一步指出在某些场合,损面子现象虽然发生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丢脸,也就是说没有了面子但还是可以有脸,而且面子的丢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为了进一步阐释汉语中的“面子”概念,何友晖还区分了一些与面子容易混淆的社会学概念,例如行为准则(standard of behavior)、人格变量(personality variable)、社会地位(status)、尊严(dignity)、荣誉(honor)、声誉(prestige)等,认为对面子的理解可能会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考察来实现,但是面子不是行为准则,也不是一种人格变量、尊严、荣誉与威望,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面子实质是个人要求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可被尊重的地位和顺从(the respectability and/or deference)。何友晖对“面子”与“脸”两个概念的关系方面的理解更为深刻与准确,通过对比与面子相关的社会学概念,加深了我们对“面子”概念的进一步理解,但是我们认为对面子最终的定义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脸”本身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可被尊重的地位与形象。
　　斯宾塞尔・欧蒂(2007)探讨两个主要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身份理论能给其他语言学研究者在研究“面子”概念方面的启示。他分析了面子与身份的关系,并举例说明我们如何运用Brewer 和Gardner(1996),以及Simon(2004)的理论去分析与阐释面子的概念。其理论依据是面子与身份都与个体本身的一些特性有关,只不过前者通常与一些受到社会积极评价的个人特征或特性相联系,而后者不仅包括受到社会积极评价的个人特征或特性相联系,还包括那些受到负面评价或中性评价的那些个人特征或特性。斯宾塞尔・欧蒂应用Brewer和Gardner(1996)的理论对日常交际情景中涉及的面子进行分析时,第一次使用了“面子敏感因素”,并得出与个人相联系的一些特征或特性(attributes)往往就是交际情景中人们的面子敏感因素。因此,“面子”这一概念与身份之间的联系就通过个人特征或特性建立起来了。斯宾塞尔・欧蒂的这一研究为我们指出了新的研究面子的方法,从而有利于我们研究某一具体文化中的面子概念,这应该说是面子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6.结语
　　
　　通过对过去的几十年国内外“面子”研究的简单回顾,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面子”概念的探讨是较全面的,而国外学者对“面子”现象的关注主要是集中在对布朗和莱文森面子礼貌理论的探讨上;而且我们发现,迄今为止,尽管布朗和莱文森的理论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对于“面子是什么”这一问题,学术界仍没有统一的定论。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认为研究重点还是应该放在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概念上,因为“面子”概念本身源于中国文化。而对于中国文化中“面子”概念的研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布朗和莱文森所提出的“负面子”概念,也即“个人行动自由及个人意愿不受强加的自由”在中国文化中是否表现突出。另外,通过收集一些汉语语料,进一步考察汉语语言使用中所体现出的礼貌策略,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汉语中的面子与礼貌之间是否存在布朗和莱文森所提出的对应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汉语中的面子与礼貌的关系。因此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将成为中国文化中“面子”研究的两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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