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女权主义视角下的《野草在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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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家多丽丝·莱辛因《野草在歌唱》这部作品蜚声文坛，小说通过描写白人主人公们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矛盾冲突，以尖锐的笔触叙述了白人玛丽被杀的悲剧，刻画了迪克、摩西、斯莱特等鲜明的人物形象，作品中各个人物的反女权思想突出。本文试图从反女权视角分析各个人物的反女权思想以及玛丽作为反女权牺牲品，其精神世界一片荒芜的悲惨遭遇，警示我们反女权的弊端以及在家庭中丈夫应关心妻子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反女权 玛丽 迪克 斯莱特
　　一、多丽丝·莱辛及其作品
　　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家，多丽丝·莱辛是西方当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不胜枚举，女性形象在她的描写下达到了艺术的巅峰。多丽丝·莱辛1919年10月22日出生于伊朗，父母均是英国人，正是这种异国文化的经历催生了多丽丝·莱辛的批判主义精神。在多丽丝·莱辛五岁的时候，全家搬去了南罗德西亚农场（今津巴布韦）劳作，这段经历正是《野草在歌唱》创作的现实原型和基础。多丽丝·莱辛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在第二次婚变后，带着儿子返回了英国，《野草在歌唱》的发表及成名缓解了她当时窘迫的生活，而后其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野草在歌唱》是多丽丝·莱辛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诚实而犀利的笔触描述了男权制度下女性身不由己的悲苦生活。不少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尤其是《野草在歌唱》和《金色笔记》。在这两部作品甚至其他作品中，多丽丝·莱辛都在塑造独立女性的形象，例如《野草在歌唱》中被父权压制的悲剧人物玛丽是对女权主义的无声召唤，《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天黑前的夏天》中的凯勒……如果仅从女权主义来研究莱辛，未免显得肤浅。作者将这些女性形象鲜明地呈现出来，却在描写的过程中以涓涓细流的口吻讲述女主人公在追求独立过程中的内心矛盾。作者将女性玛丽的死安排在黑人摩西身上，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多丽丝·莱辛并非女权主义者。有女权主义者询问她，是否认为战争都是男人发动的，她幽默地回答道：“我并未发现女性成为首相后，会特别爱好和平。”
　　大部分的学者都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研究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近年来，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研究《野草在歌唱》的论文在不断增加，也有不少学者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二元对立等角度来研究此部作品，而从反女权主义视域出发的研究甚少。笔者通过阅读研究多丽丝·莱辛的专著和论文发现，她更注重男女的相互依赖，各自承担不同的性别角色，以促进共同的发展，实现性别的和平及公平，鼓励女性在精神层次的提高，以及男性应关爱女性的精神世界发展，而不是一味地呼吁女性超越男性，甚至驾驭男性。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来重新定义《野草在歌唱》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女权主义又称女性主义，旨在解放妇女，结束性别主义、性剥削、性压迫和性歧视以促进性别层次的平等，挑战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女性主义政治行动则挑战诸如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产假、薪资平等、投票权、代表权、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议题，比如女性参政问题、流产、遗弃女婴、女性劳动报酬偏低问题、婚后居住在男方家所带来的男女不平等问题、社会男权观念残留甚至女性性器割除等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表现形式及流派。19世纪中期以来，女权运动以美国为起源地点燃了世界各国的星星之火，经历一段黄金时期后，火焰逐渐平息。由于女权运动的主张与各国的传统文化有所相悖，反女权主义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的里根政府上台，英国则是保守的撒切尔夫人执政，反女权主义浪潮自此开始。法卢迪《回潮》一书的出版，也激发了群众的反女权情绪。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首先仇视女权的氛围。这种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发酵，认为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是女同性恋，批评甚至嘲笑女权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成为一种极端行为。其次，剥夺妇女權立法，表现为夺回女权运动已取得的权利，如合法堕胎权利、工作中女性升迁权利、离婚的权利等，以及在家庭中对女性施暴、将女婴流产，等等。再者，反女权主义者支持并维护男权制家庭，反对单亲母亲家庭，并且将社会的弊病全部归咎于单身母亲，他们认为女性角色的改变对家庭是一种破坏力量，是一场威胁家庭的社会灾难，因此剥夺女性的一切家庭权利。最后，反女权主义者倡导旧传统家庭，强调男性亲密与价值。反女权主义者秉承着男性高于女性的性别主义，认为女权运动违反了人的生物性倾向，提倡女性回归家庭，恢复男性的家庭核心地位，以抵制女性的话语权。新右翼势力控制下的美国媒体对反女权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功不可没，反女权主义者首先利用媒体妖魔化女权，将女权主义者描写为自私鬼等具有负面意义的承载体;其次终结化女权主义理论及其目标。媒体对女性施加压力迫使其从工作中回归爱巢，回归婚姻，以构建新型传统家庭。最后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媒体在报道家庭暴力、性骚扰等问题时，将其原因归咎于女性爱抱怨的天性使然。
　　反女权运动的发展也催生了反女权主义的作家，如卡蜜儿·帕利亚、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珍·贝丝琪·艾尔西登、伊丽莎白·福克斯一简诺维斯和凯蒂·洛芙等。
　　得力于美国媒体的一系列煽风点火，公众对女权主义的主张和思想观念产生误解，致使女权主义开始走下坡路。在这场针锋相对的战争中，男性完全忽视女性的价值甚至她们的精神世界。在家庭中得不到丈夫的心灵关爱，广大女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品《野草在歌唱》作为多丽丝·莱辛的成名作，引发了多位学者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多丽丝·莱辛研究的著作较少，多偏向于对其作品进行多视角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从女性主义出发，认为多丽丝·莱辛是个女权主义者。学者邓平平、吴明玉、徐媛媛等人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解读玛丽的生活及心理困境;黄宇则在《女权主义视野中的女性生育权》一文中，指出生育权是女性天然的特征;学者钟瑜宁通过分析多丽丝·莱辛笔下的女性人物，认为她是个书写女性的非女权主义者。国外学者在多丽丝·莱辛第一篇小说发表后就持续对其进行关注。多萝西·布鲁斯特（Dorothy Brewster）侧重于对莱辛整体创作的研究，保罗·施吕特（Paul Schlueter）则从作者本身特质和自我认知角度来分析。国外学者多从三个方面来研究多丽丝·莱辛：一是倾向于作者本人及其相关作品的研究;二是将多丽丝·莱辛的作品与另一位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相对比;三是从主题上探究多丽丝·莱辛的整体作品，比如苏菲主义、蒙太奇等。 　　三、反女权主义的执行者
　　《野草在歌唱》中的各个人物均有或多或少的反女权思想，尤其是农场主斯莱特和迪克，甚至黑人摩西都或多或少持有这种思想，而玛丽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则成了反女权思想的牺牲品。
　　（一）迪克·特纳——女权主义的刽子手
　　在父权社会中，男人是主体，女人是客体。《圣经》告诉人们，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而且为了亚当不受寂寞，取出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上帝告诫夏娃：“你的欲望将从属于你丈夫的欲望，他将全权统治你。”按照这样的社会性别话语，女人生来就应该服从男人。倘若女人具有男人般的意志，有太多的胆量和职能，男人便会惊恐不已，不惜代价驯服她们。
　　迪克具有强烈的反女权思想，试图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妻子的地位。他在自己经营不善导致农场濒临破产的时候，被自己的妻子玛丽，一个有头脑、有知识的女性指出错误，可谓是当头一棒。妻子打击了他的男权思想，他的支配地位岌岌可危，于是他生出了伺机报复的心理。在斯莱特夫妇第一次去造访迪克家的时候，高傲的玛丽由于落后的穿着以及家里的寒酸布置跟之前的城里生活有着巨大落差，再加上玛丽感觉到斯莱特夫人的异样眼光，而感到窘迫尴尬，但迪克全然不顾玛丽的感受。文中这样描述道：“和斯莱特之间的谈话是一场具有男人气的谈话，使他对于自己和玛丽的关系有了自信。他觉得在那个小房间谈了一小时话以后，自己好像被灌注了一种新的生命力。两个男人在一边，谈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两个女人在另一边，谈的大概是有关衣服和佣人的事情。”这是迪克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失而复得的内在表现。此时迪克的头脑已经被反女权思想满满占据着，导致斯莱特太太和玛丽的一场谈话，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他当时没有注意到两个女人是多么窘迫，只是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男子气概得到了满足，并未察觉到玛丽的窘境，对玛丽敏感的心灵浑然不知。作为丈夫，本应和妻子平等相处并相互依赖，但迪克的做法更倾向于把玛丽看作是其附庸品，斩断了玛丽的思想和精神。
　　生育权从古至今都是女性天然的生理特征，在18世纪工业化以来，男性逐步走向市场中有报酬的工作，女性却日益被其自然属性禁锢在家庭领域中，这种状况强化了女性对男性在经济上与情感上的附属与屈从的地位。女权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西方现代思潮，第一次对女性的生育问题给予关注，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生育权是女性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小说中，由于玛丽整日生活在荒凉的非洲大草原上，精神世界也随之枯竭，再加之其和迪克结婚多年并未生育，于是想要一个孩子。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要求，却被迪克以贫穷为由拒绝了。迪克用生硬的口气说道：“休想，你在没跟我结婚以前，就该想到这一点。”迪克生硬的语气完全忽略了玛丽的生育权，禁止玛丽的情感转移到孩子身上，迫使其在精神上附庸于自己，令人费解的是迪克并未给自己妻子的精神世界哪怕一点点关爱。
　　类似于物质上对玛丽的苛刻要求，迪克在精神上也并未给玛丽一个依靠，反而试图扼杀玛丽的经营能力，甚至玛丽的生育权。这无疑是迪克反女权思想的表现，将其刽子手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斯莱特——反女权主义的先行者
　　反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在体质、生理与性格上天生有限制，因而最适合在家为男人、为子女服务，这是女性的天职。虽然社会强调契约订立与性别无关，但实际上，社会契约论者已经预设了两性的原始状态即生理上的差异，所以男女应当按照其性别来扮演各自的角色。这就是19世纪主流的性别角色观。
　　小说虽然对斯莱特夫妇所用的笔墨不多，每次出场都跟迪克夫妇有所联系，但是其反女权主义的形象却展示得淋漓尽致。小说在开头这样叙述道：“刚开始赚钱时，他对妻子很苛刻。”仅仅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便看出了斯莱特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妻子的地位，同时也在整部小说中奠定了他看轻女性甚至反女权的思想。在斯莱特夫妇第一次造访玛丽家时，小说虽然只叙述了迪克的男子气概得到满足，但是此时的斯莱特有顾忌到妻子的窘迫境地吗？他不也是认为那是一场关乎男人之间的谈话吗？可见，斯莱特潜意识里的性别角色观是完全符合19世纪主流性别角色观的，即女性应该在家为男性服务，女人就是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样子和女人的位置，必须依靠和附庸于男人才能获得幸福，女性甚至不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死寂的非洲大草原上生活着白人和黑人，而斯莱特太太的精神世界也和非洲大草原一般凄凉。斯莱特看到玛丽和黑人摩西相处时，对迪克说道：“没有哪个女人知道该怎样对付这些黑鬼。”这句话充满了对女性的鄙夷，他认为只有男性才能处理好同黑人之间的关系，殊不知，迪克在处理类似关系时，也是歇斯底里地叫喊受不了他们。斯莱特的这番话语彻底忽略甚至看低了女性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价值和能力。斯莱特的种种行为都表明他骨子里有着反女权的思想，无愧于反女权先行者的角色。
　　（三）玛丽·特纳——反女权主义下的牺牲者
　　那时，人们认为女性只有结婚依赖男性才能幸福生活，赚钱养家是男人的天职，女人的天职則是照顾家庭，尤其是在丈夫外出工作了一天之后，给予其家庭的温暖，而不是鸡犬不宁的氛围。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践踏了女性的工作权利，更是忽略了女性在某些方面高于男性的工作能力，这一点与女权运动要求女性享受和男性同样的工作权利恰恰相反。小说中的玛丽是反女权思想的受害者。小说前半部分，作者把玛丽叙述成一个年轻且有能力的年轻职业女性，没有依附男人，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独立的个体，这似乎符合女权主义的要求，然而当她和迪克结婚后，这一切都终止了。自此，多丽丝·莱辛笔锋一转，开始描写这个社会的反女权主义氛围，并将玛丽刻画成这个背景下的受害者。玛丽与黑人们的矛盾彻底激怒了迪克，他认为他工作一天回到家，玛丽应该给其一个温暖的氛围来代替吵吵嚷嚷的主仆矛盾，因为女性的自然属性就是在家照顾体贴男性，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他对玛丽大发雷霆。此时的迪克只想着自己劳累了一天，却忽略了玛丽心理的落差和痛苦，作为丈夫，他未走进妻子的精神世界，并限制妻子做事的方法。
　　不仅玛丽的精神世界未得到关怀，她的物质生活也受到迪克的控制。太阳炙烤的非洲大草原、无精打采的花草、狂吠的狗以及被太阳吞噬的铁皮屋，连同玛丽的精神和灵魂一起变得荒凉。常年住在城里的玛丽难忍铁皮屋的炎热，一直想要给家里装上天花板。在玛丽又一次提出这个合理的要求后，迪克气得脸色发白，粗鲁地说道：“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农场主的妻子都不比你生活得更好，也没有人闹得像你这样鬼神不安。至于天花板，你也可以将就一些。我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六个年头了，也没有热出什么毛病来，你也可以对付着过啊！”迪克的这番话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忽略了玛丽在成为他妻子前是生活在城市，从未忍受过非洲大草原的炙烤。在迪克的认知中，玛丽的意识服从于他的意识，他可以对付着过活，因此玛丽应跟随他的意志，也要对付着过，他忽略了玛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另外一件事则是玛丽用水洗澡的事，也刺激了迪克的反女权思想。他用一种没有过的怒气冲冲的语气说道：“听我说！把水弄到家里，是需要花钱的，你却随便乱泼！为什么你不把浴缸里装些水，洗一个澡，而每次要乱泼？”此时的迪克并未考虑到玛丽的基本物质生活。处于底层的物质生活尚不能保障，更别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了。
　　玛丽作为女性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被迪克控制践踏，精神世界也未得到丈夫的一丝关怀，处于荒原之中。玛丽的悲剧是反女权主义所酿成的，其根源在于丈夫把其当作自己的附属品，忽视其精神需求。
　　四、结论
　　小说《野草在歌唱》塑造了众多拥有反女权思想的人物，描写了女性严峻的生存环境和精神世界得不到关爱的悲惨处境。
　　反女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男性因女权运动丧失的家庭地位，也为广大男性找回了一定的话语权。但反女权思想的盛行导致广大女性得不到应有的家庭关怀，精神世界无人问津，生活苦不堪言。反女权运动也有一定的弊端，因过分宣扬男权，忽略甚至践踏女权，扼杀女性的生育权，置女性精神世界于不顾，使得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倾斜，双方的优势得不到发挥，社会作用和效率降低。
　　不管女权主义还是反女权主义都有其优缺点，当今社会应该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男女双方在社会分工中有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在家庭中，关爱女性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实现性别平等，不仅有利于家庭的和睦，更能促进社会的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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