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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外语教学的沿革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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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外语教学的沿革大致为四个阶段:自然发展阶段、市场发展阶段、国家干预阶段以及综合发展阶段。目前,美国高校外语教学现状有如下特点:外语教学注重全球化与国家化;注重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注重扶持小语种;注重内容的丰富性与选择性,开设语种丰富多样。相比之下,我国的普通高校所谓外语教学基本等同于英语教学,品种过于单一。
  关键词:美国高校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美国外语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0-0113-03
  一、引言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因此拥有多元文化以及丰富的语言资源。美国外语教学的发展深受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通过梳理,本文将美国外语教学的沿革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自然发展阶段、市场发展阶段、国家干预阶段以及综合发展阶段。并从各语种学习情况、学士学位要求、本科入学要求、学位要求时长等方面介绍美国外语教学的现状。从中我们可以对美国的外语教育教学的发展脉络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寻找有助于我国外语教学发展的经验,为我国外语教学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美国高校外语教学沿革
  (一)自然发展阶段(独立前期)
  美国外语教学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首批的殖民者中有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从英国带来现代教育体系,以欧洲的大学为蓝本建立学院。到美国建国之前,殖民地已有将近十所高等学府,包括哈佛学院、威廉玛丽学院以及耶鲁学院等[1]。清教徒的宗教属性决定了由他们建立起来的美国高等教育学院必定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质。清教徒最初建立哈佛学院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清教牧师,以达到传播清教思想的目的[2]。这些学校从管理到课程的设置几乎都是照搬英国大学的模式,外语教学也不例外,这些学院当时开设的外语语种很少,基本集中在几种古典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以及希伯来语。教授古典语言是欧洲大学的传统,拉丁语和希伯来语都是基督教语言,是大学宗教神学课程的必修课程,用于研读《圣经》。而古希腊语是学习古典哲学的必修课程,所以当时的外语教学注重的是外语的文化和智力价值,学习古典语言的目的是为了锻炼智力以及提高人文素养,而非实际运用。
  (二)市场发展阶段(建国以后)
  在美国建国前后的数十年当中,受欧洲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的影响,清教徒中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开始信仰自然神教,这种思想倾向与法国的启蒙思想相契合,在美国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的英国学院模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美国的大学逐渐融入了科学实用的潮流。大学里古典文学与修辞被实用技能以及科学知识所取代,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开始转型。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外语教育的人文传统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Handschin在1913年发表的美国现代语言教学状况的报告中对外语逐渐增加的重要性进行了简短的说明:就像英国过去时那样,美国并不觉得有必要学习外语。但是英国现在开始意识到现代语言在贸易和商业中的价值,在这方面,美国将追随英国的脚步。
  美国中学后(post secondary)的外语教育政策与美国中小学的外语教育政策不同,美国中学后外语教育政策的特点是强烈的自由市场取向,美国高校的外语教育政策体现了教育机构以及个人在选择外语的语种时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的,也反映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愿也没有能力为成人的外语学习提供大量的教学以及财政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院校的外语教育基本上是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它没有制定任何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3]。许多大学生将外语学习当作是整个职业生涯培训的一部分,同时他们意识到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需要掌握某些外语,美国的许多教学项目都是将外语以及国际商务结合在一起,原因并非因为美国政府相关政策的转变,而是由于商务世界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三)国家干预阶段(二战以后)
  因为美国历来奉行英语单语主义,美国联邦政府从来都没有站在国家宏观层面制定有关外语教育的政策。但是美国在参与二战后,对于外国和外国语言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为了向政府提供精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日本语等多语种人才,美国政府委托大学制定出了以培养军事人才为目标的外语计划,也就是1942年的军队特别培训计划(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
  20世纪50年代后期,前苏联的科技、军事实力蓬勃发展,使美国感到不安和恐惧。1957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成功发射,震惊了美国朝野,使得美国感觉到自己的国家安全遭受了巨大的威胁。1958年8月,美国通过了《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案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外语等8个关键领域的教育规划,首次将现代外语教学与科学技术教学放在了一樣重要的位置上,同时也是首次将外语教学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外语教育第一次正式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国防教育法》是美国外语教育沿革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在《国防教育法》之后,有很多有利于外语教育发展的政策出台,例如1961年的富布赖特计划(Fulbright-Hays),这是《国防教育法》的继续,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当中通过促进语言、区域、国际、国际贸易的研究的最大、最长期的联邦项目[4]。
  1993年,美国政府资助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ACTFL)、美国德语教师协会(AATG)、美国法语教师协会(AATF)、美国西班牙语以及葡萄牙语教师协会(AATSP)等机构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外语学习标准:为21世纪做准备》(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该标准的核心是学生在进行外语学习时要掌握5C,即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连接(connections)、比较(comparison)以及社区(communities)。而该标准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美国学生可以“在多元的国内外成功地进行交流”以及“所有学生能够习得并且保持使用英语和至少一门的外语的能力”。[5]   2004年6月,美国国防部同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全国语言大会(the 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会议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外语能力增进美国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改善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还提出要“向所有学生提供学习对国家最为重要的外语的机会。”
  2006年1月5日,美国国务院、教育部以及国防部联合召开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前总统布什在会上发起了“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有三个目标:首先是要增加美国掌握国家急需语言的人才数量;第二是要培养国家高级关键语言人才;第三是要增加外语教师的数量,并为其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源。2007年,美国国会、国防部、教育部以及情报局拨款1.14亿美元资助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国家旗舰语言项目”,进一步提出鼓励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的政策。
  (四)综合发展阶段
  当前,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意识到语言能力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优势,美国大学生的外语学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全球局势变化、国家政策引导、市场需求变化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等因素,由于美国高校外语教育政策的强烈的自由市场取向,市场的需求变化往往会对美国的教育政策以及学生的个人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
  2018年,Ipsos Public Affairs为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ACTFL)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十分之九的美国雇主报告说他们依赖于拥有英语以外语言技能的美国员工,其中三分之一(32%)表示高度依赖。此外,需求正在持续增长。大多数雇主报告说,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们对于外语的需求有所增加,并预计这种需求将持续增长。201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5年期间,双语工作者的职位增加了一倍以上。中等规模公司的雇主认为,与小型企业雇主相比,他们对具有外语技能的员工的需求更大。在对未来五年的展望中,医疗和社会援助行业的雇主最有可能预期需求增长(64%),其次是贸易(59%)、教育服务(57%)、专业技术服务(55%)和建筑(54%)。
  总体而言,三分之一(34%)的美国雇主在被问及雇员能否满足他们的外语需求时,反映存在外语技能差距——即他们的雇员目前无法满足雇主的外语需求,而这一差距会导致失去机会和业务。此外,雇主最需要的外语语种同时也是最紧缺的,85%的美国雇主说他们依赖西班牙语,这使得西班牙语成为最受欢迎的语言。紧随其后的是汉语(34%)、法语(22%)和日语(17%)。与此同时,42%的雇主表示他们正面临西班牙语技能的短缺,33%、18%和17%的雇主表示汉语、日语和法语技能存在缺口。
  报告的这些发现对教育政策有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它们将影响美国决策者将语言教育列为优先事项,并认识到语言在保持经济竞争力方面的作用。来自这项研究的见解也与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密切相关,特别是这些信息将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对精通外语的员工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学生在规划他们的学术追求时将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三、美国高校外语教学现状
  总体来说,美国高校教授的外语分为以下几个种类:古典语言、传统欧洲语言、祖裔语言、美国手语、关键语言(小语种),语种丰富多样,供学生选择学习。
  现代语言协会第二十五届语言入学普查报告显示,2013年秋季至2016年秋季,英语以外的语言(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总入学人数下降了9.2%。尽管整体下降,但近一半的语言项目(45.5%)有所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下降趋势。在下列语言的课程中,有一半以上的课程是稳定的,或者在总体注册人数上实际有所增加:阿拉伯语(51.5%)、美国手语(53.4%)、圣经希伯来语(53.8%)、日语(57.4%)和韩语(75.0%)。以下语言的学生人数接近一半保持稳定或有所增加:葡萄牙语(40.5%)、法语(41.5%)、现代希伯来语(41.6%)、德语(47.1%)、拉丁语(47.1%)、汉语(47.5%)、俄语(48.6%)和古希腊语(48.9%)。三分之一的意大利语课程(33.2%)和西班牙语课程(36.3%)报告稳定或增长。在15种最常用的教学语言中,除了西班牙语外,其他所有语言的本科高年级(第五到第八学期的课程)一半以上的课程表现稳定或增长。
  自1953年以来,MLA对英语以外的语言的入学和学位要求进行了调查。为了更好地了解院校的语言要求,在最近的两项调查中,咨询了比以往更多的信息:“英语以外的语言是必修课、非必修课还是推荐课?”或者语言学习是否是分类要求中的一项选择?”分类要求的性质因机构而异。一些机构有传统的类别可供选择(人文、数学和科学、社会科学);另一些则根据主题(如跨文化视角或科学与社会)对分配需求进行分类,还有一些则根据能力领域(探索、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对分配需求进行分类。
  在过去的15年里,美國四年制的大学和学院要求学士学位学生修读除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课程才能毕业的比例下降了。2009年至2010年,50.7%的院校对学士学位有语言要求,较1994年至1995年的67.5%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课程要求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向分布要求转变:1994-1995年,16.9%的机构将英语以外的语文列入分配要求;2009年至2010年,这一比例为32.0%,增长了15.1个百分点。在这段时间内,既没有语言要求也没有包括语言学习在内的分配要求的院校比例仅略有上升,从15.6%升至17.3%。
  入学要求呈现出不同的情况:在1994-1995和2009-2010之间,需要提前学习英语以外语言才能入学的四年制学院的比例从20.7%上升到24.7%。入学要求正从急剧下降中稳步恢复:在1965-1966和1982-1983之间,需要使用非英语语言入学的机构比例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从33.6%降至历史最低点14.1%。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前的数字则是另一番景象。1955年MLA关于入学要求的一份报告显示,1913年,大约89%的学校存在现代外语入学要求。虽然这一比例在1922年下降到70%,但与2009年至2010年24.7%的比例相比,这一比例仍然令人瞩目:近几十年来,语言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一个世纪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有学士学位(BS和BA)要求的时长因院校而异:几乎有一半的学校要求学生学习两个学期,而23.7%的学校要求学生学习四个学期。然而,对于文学学士学位的学生,他们的期望值更高:30.0%的学校要求两学期,40.0%的学校要求四学期。(相比之下,入学要求绝大多数规定了四学期的入学要求)。对于所有学士學位,一些机构规定语言课程必须至少达到中级水平,或者所有课程必须集中在同一种语言。除了课程学习,语言要求(包括入学要求和学位要求)通常还可以通过熟练程度或入学考试、出国留学或者凭借母语为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来实现。
  四、结语与讨论
  通过对美国高校外语教学沿革与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美国的外语教学注重全球化与国家化;注重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注重扶持小语种教学;注重内容的丰富性与选择性,开设的语种丰富多样,并不局限于一种语言。
  我国的外语教学语种相对单一,对于我国的外语教学,“外语”几乎等同于“英语”,各个阶段的学生都以英语为必修课程,而多语种学习只集中在少数几所语言大学。英语成绩与入学以及毕业直接挂钩,注重考试分数,学生学习英语仅仅是为了通过考试,并不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听说能力弱,缺乏文学素养。
  我国应该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的宏观规划,重视外语战略语种的发展;应弱化考试对于学生的压力,但要引导学生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外语学习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重要影响,要唤起民众的外语学习自觉,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能力的公民。要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外语学习的时间,多学习外国文学,关注时事的讨论分析,而不是考试技巧的机械训练。重视小语种,开设更多语种的课程,为有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学习资源。
  参考文献:
  [1]亚瑟.科恩.美国高等教育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王玲.美国知识观转型与大学本科教学模式变革之关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7.
  [3]张治国.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李英姿.美国语言政策研究[D].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张治国.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王艺璇(1994—),女,汉族,山西介休人,单位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学。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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