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加速折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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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税收和加速折旧政策→资本利用率→经济增长”的传导效应、税收和加速折旧政策对资本深化和资本产出比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分析。模拟结果表明：加速折旧、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和增值税率、以直接税为主向间接税为主转变的政府政策能够有效提高资本利用率和资本深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与之相对，资本产出比的进一步提高使得投资驱动模式已不再可行，应当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变。
　　[关键词] 加速折旧;税收;资本利用率;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6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20）01-0080-04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的驱动作用，其中，又以投资驱动为主。然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已经陷入了瓶颈期：数十年来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对外贸易逐年增长极大地增加了资本积累规模，这一方面使我国资本存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也导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日渐严重，这具体表现在：1.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导致产能利用率的不断下降，产能过剩开始成为普遍现象，2019年第一季度的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5.9%，且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近十年来均低于79%，处于非常普遍的产能过剩状态。2.投资效率不断下降，使得资本产出比不断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降减，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这种局面下，是否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研究内容。
　　2014年9月24日，国务院出台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2018年初，《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规模达1.1万亿元的减税降费目标，内容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各税种的税收减免。以上政府政策旨在降低企业负担，从而保证经济在强大下行压力下仍能保持稳定增长。
　　如何提高产能利用率成为延续经济持续增长趋势的最大难题，而加速折旧和税收政策与此具有高度相关性，即通过实施合适的相关政策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推动资本深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拟在一个动态一般均衡（DGE）模型的框架下，研究加速折旧和税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产能利用途径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三驾马车”型经济增长模式，极大地增加了我国的资本积累规模，但这种过快的粗放式资本积累也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扭曲，韩国高等（2011）测度了多个产能过剩行业，并指出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林毅夫等（2010）认为企业对某一行业前景的共识进而重复投资的“潮涌现象”导致了产能过剩。沈坤荣等（2012）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研究认为政府治理措施的失效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日趋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且与投资规模紧密联系。
　　此外，投资驱动模式还损害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张军（2002）指出，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增量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之后，开始表现出“粗放”增长的特征，由此导致的过度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必然性。袁志刚和何樟勇（2003）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动态无效区域。项本武（2008）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并指出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与投资率负向相关。这表明，投资驱动的模式已经不再可靠，其效果由原先的促进经济增长逐步向反向转变。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来自于资本的积累规模，还来自于资本利用率水平的高低，而关于资本利用率这一变量，国内的研究较少，国外方面则对此有较多的研究。Chatterjee（2004）研究发现折旧对资本利用的敏感性导致经济主体的资本利用率是不完全的，即小于100%，而且折旧率与资本利用率之间的关系对减缓经济向稳态收敛的速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umbos和Auernheimer（2001）则在一个改进的Ramsey型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内生化资本利用率，证明了内生的资本利用率同样减缓了经济向稳态收敛的速度。Kurz和Salvadori（2019）研究了有效需求通过资本利用途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内生化的资本利用率无疑与实际经济活动的拟合效果更加优秀，而且通过资本利用途径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已经较为成熟。
　　综合以上文献，本文通过内生化资本利用率，在动态一般均衡（DGE）模型的框架下，研究加速折旧和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无论是资本利用途径，还是加速折旧和税收政策影响，国内研究都鲜有关注。
　　三、理论模型的的构建
　　本文构建了一个无限期存活的时期离散型动态一般均衡（DGE）模型。为简化分析，本文将人口总量标准化为1，且不考虑人口增长。该模型引入了企业所得稅率、增值税率、消费税率、加速折旧率四个自变量。
　　（一）企业部门
　　设定企业部门的生产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并将全要素生产率简化设置为1：
　　其中，Kt为企业部门投入的资本;Lt为企业部门投入的劳动;ut为资本的产能利用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Yt为最终的总产出。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可变形为：
　　其中，πt为企业的利润;rt为实际利率;δt为资本折旧率;wt为实际工资;τπ为企业所得税率，作为资本回报的股息、红利等不征收企业所得税;τy为增值税率，τδ为政府政策规定的加速折旧率，这只是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资本的实际折旧，且企业在考虑利润时仍应将实际的折旧作为成本。
　　参考Chatterjee（2004）的研究，本文设定企业的资本折旧率与其资本利用率相关，具体形式为：
　　此时求解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解得其一阶条件为：
　　联立（6）（7）式，解得：
　　（二）代表性家庭 　　设定代表性家庭的离散型效用函数为：
　　其中，β为贴现因子;Ct为消费;？字为闲暇与消费的同期替代弹性。
　　资本的动态累积方程为：
　　其中，It为投资。
　　代表性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τc为消费税率。
　　（三）政府部门
　　设政府部门的收支情况为：
　　其中，Gt为政府支出，Tt为政府税收收入。
　　政府税收收入可以表示为：
　　市场出清时，有：
　　此处构建一个代表性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对于资源配置，可以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求解式（16），得到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四、税收与加速折旧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途径的模拟分析
　　本文基于构建的理论模型，对税收与加速折旧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税收与加速折旧政策→资本利用率→經济增长”进行模拟，分析税收与加速折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分析了其对资本深化程度、资本产出比的影响效果，从而全面度量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一）参数赋值
　　黄赜琳（2005）根据资本存量回归的生产函数的进行回归估计，得到我国资本产出弹性为0.503，鉴于此，本文的资本产出弹性α也设定为0.503。
　　根据国内外研究的一般方法，将贴现因子？茁设定为0.984，将闲暇与消费的同期替代弹性？字设定为0.2。
　　参考Basu和Kimball（1997）的研究，将资本折旧率关于产能利用率的弹性系数？准设定为2。
　　（二）税收与加速折旧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模拟
　　根据式（19）可以发现，增值税率τy和消费税率τc对达到稳定状态的资本利用率不产生影响。根据模拟结果，可以发现：资本的产能利用率随加速折旧率的提高而增大，也随企业所得税率的提高而增大。所以，加速折旧政策不但短期来看有利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而且长期来看能促使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换代速度，增大企业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有利于资本利用率的不断提高，从而使得企业的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促进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虽然在短期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但从长期来看它不利于企业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抑制了资本利用率的提高，对提高企业单位资本的生产能力具有负面影响。
　　（三）税收与加速折旧政策对资本深化的影响模拟
　　根据式（21）可以发现，消费税率τc对达到稳定状态的资本劳动比不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设定企业所得税率τ？仔∈[10%，30%]，增值税率τy∈[1%，20%]，加速折旧率τδ∈[10%，50%]，三者的不同数值情况对达到稳定状态的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如图1、图2所示：
　　根据模拟结果，可以发现：资本劳动比随加速折旧率的提高而减小，也随企业所得税率的降低而增大，以及随增值税率的降低而增大。资本劳动比衡量了资本深化程度的大小，是度量经济增长长期动力的重要指标（杨文举，2006）。
　　加速折旧政策虽然一方面促进了企业资本利用率的提高，即单位资本生产能力的上升，但是另一方面，加速折旧政策下企业购置低成本设备与购置高成本设备相比，前者的资金压力更小、抵扣税负的效果更佳，且加速折旧政策下设备更新换代速度的提高，造成企业往往会担忧高成本购置的大型设备迅速落后，从而会进一步减少对高成本设备的购置。以上原因使得加速折旧率的提高，反而降低了资本深化程度，对经济的长期增长造成负面效果。
　　较低的增值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增加了企业可用于投资、研发、员工培训的资金，最终导致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费税不对资本深化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见，税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可以在不大幅降低政府税收的前提下提高企业的资本深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这为“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的政策的推动从资本深化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四）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
　　加速折旧政策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的产能利用率水平，另一方面降低了资本深化程度，综合以上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得出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出水平的总影响，如图3所示：
　　随着加速折旧政策驱动资本利用率不断提高，不仅减轻了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换代速度，增大企业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扩大产出规模，还可以进一步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加速折旧政策抑制了资本深化程度的增加，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从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出水平的总体影响来看，加速折旧政策对经济增长总体上是起到促进作用的。
　　（五）税收政策对资本产出比的影响模拟
　　根据式（20）可以发现，加速折旧率和消费税率对达到稳定状态的资本产出比不产生影响，根据模拟结果，可以发现：资本产出比随企业所得税率的提高而减小，也随增值税率的提高而减小。资本产出比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大小反向相关，其大小衡量了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促进作用的大小。
　　企业所得税率和增值税率的降低均会导致资本产出比的增大，即资本边际生产力的下降，使得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持续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低的所得税率与增值税率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这二者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并不兼容，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有所取舍。
　　五、结论
　　长期以来，投资驱动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这种依靠资本的快速积累形成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最终导致了产能利用率低下、资本产出比过高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当前，在面临强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时，政府提出了加速折旧、减税降费和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的政策主张，这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投资驱动是否仍然有效，是我们所关心的焦点所在，本文研究发现： 　　第一，加速折旧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换代速度，增大企业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促进资本利用率的提高，从而使企业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它同样会导致资本深化程度的降低，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虽然加速折旧政策总体上促进了经济产出水平的增加，但在长期来看仍有所瑕疵。
　　第二，为了弥补加速折旧政策造成的资本深化程度降低这一不利情况，降低增值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是一个合适的政策选择，它与加速折旧政策的组合，既提高了资本利用率，又增大了资本深化程度，从而在促进经济短期增长的同时，保证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第三，消费税对产能利用率、資本深化程度、资本产出比均不产生负面效应，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所以，通过“以直接税为主向间接税为主转变”的政策推动，可以在降低增值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的同时，提高消费税率的方式，在无需大幅降低政府税收收入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第四，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和增值税率会导致资本产出比增大，导致资本边际生产力进一步降低，投资效率受到抑制，阻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所以，在当前提高产能利用率和资本深化程度的主要要求下，投资驱动方式已经不再可行，其发展已经到达瓶颈期，需要向创新驱动转变，推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增长（胡鞍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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