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源型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程　磊

　　摘要:文章从“区域创新产出能力”的角度选取7个有代表性的指标,分别进行省际和市际两个区域层面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并对各省域及市域的外源型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回归模型检验,认为目前中国的外源型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外资的引进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关键词:区域创新能力;外源型经济;正相关
　　
　　最近几年,经济总量居全国首位的广东省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和困难。许多研究者将其根源归结于一直以来广东经济赖以发展的“外源型经济模式”。因此他们认为:广东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阻碍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且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副作用。但是,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来看,外源型经济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是存在争议的。
　　在二者关系的具体研究中,研究结果也都不尽相同。针对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和新矛盾,本文将结合相关理论与实际经济数据来讨论和验证二者的相关性。以2006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省际截面数据为主分析各省的创新能力,并对各省的外源程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讨论二者的相关性。同时,为了更具一般性,本文还将用同样的分析方法结合珠三角、长三角和温州等26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来对结论作一定的验证和补充。
　　
　　一、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及测算
　　
　　简单地说,创新就是利用已存在的自然资源创造新东西的一种手段;是知识的商业化、知识的利用过程,可理解为“成功地利用新的知识”。区域创新就是“区域成功地利用新知识”,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成功地利用新知识的能力”,即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
　　
　　(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在评价区域创新能力大小时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单纯用区域专利申请数量的多少作为创新的产出来衡量指标是片面的。发明和科技成果是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但是科学技术的突破并不一定能转化为以经济活动为本质的区域创新。因此,无论是知识还是技术的专利和科技成果,都要与相应的创新网络、创新经济绩效一同作为评价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
　　第二,创新能力不等于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用单一指标固然无法客观地衡量区域创新能力,但是也并不等于用尽量多的指标加权得到的结果就是完美的。很多研究者在选择评估创新能力大小的指标时,将影响创新能力的因素大量地纳入到评价体系,特别是将经济增长、经费投入等一些用于解释创新能力的变量直接当成了创新能力,这是值得商榷的。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在参考《中国区域能力报告》的基础上,选取7个二级指标并赋予相应权重进行计算。笔者侧重从“产出能力”角度来评价一个区域创新能力的高低。评价“产出能力”包括创新产出(知识创新+企业创新权重0.20+0.25)、产出的绩效(创新绩效权重0.30)以及将产出转化为生产绩效的网络(创新网络权重0.25)。产出方面,本文采用传统的专利授权数量指标来衡量,其中,发明专利的授权数代表知识创新、实用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数代表企业创新;创新绩效(主要是工业企业的绩效)则用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工业增加值来衡量;电信、互联网、电脑的普及程度则被看成是将专利产出转化为生产绩效的网络基础,用来衡量创新网络(见表1)。
　　
　　(二)创新能力测算结果分析
　　1、知识创新:排名前8位的省市依次是北京100.00、上海61.89、天津38.00、浙江11.26、广东10.22、辽宁9.64、江苏8.22、吉林5.99,靠后的依次为西藏0.00、江西0.48、广西0.60、安徽0.83、内蒙古0.86、海南0.93。
　　2、企业创新:排名前8位的省市依次是上海100.00、浙江76.63、北京60.23、广东56.47、天津37.81、江苏29.24、福建20.84、山东19.32,靠后的依次为青海0.00、海南1.68、甘肃1.85、西藏1.86、广西1.90、云南2.14。
　　3、创新网络:排名前8位的依次是北京100.00、上海93.72、广东76.10、天津65.40、浙江61.81、福建50.16、江苏38.83、重庆34.15;靠后的依次为西藏5.24、贵州7.89、甘肃11.18、安徽11.83、青海14.22、云南14.34。
　　4、创新绩效:排名前8位的依次是天津82.71、上海80.94、新疆49.57、内蒙古48.46、北京44.49、黑龙江42.91、山东42.17、江苏40.73;靠后的依次为西藏1.54、重庆9.71、甘肃10.19、江西10.60、贵州11.28、广西14.07。
　　5、综合评价:上海85.09、北京73.40、天津58.21、广东43.53、浙江43.41、江苏30.88成为创新能力综合得分最高的6个省份;西藏2.24、贵州6.10、甘肃6.58、江西8.03、安徽8.14、宁夏10.11则排名垫底。
　　依照这一评价体系,笔者又将珠三角9个地级市和长三角16个市以及内源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温州市共26个样本,输入数据进行计算,结果上海81.84、深圳74.52、佛山49.62、广州46.92、杭州44.74、南京42.94、苏州38.31、珠海34.08、无锡32.93、宁波29.01成为创新能力综合得分的前十位城市。而无论是内源型经济典型城市温州还是外源型经济典型城市东莞均未进入创新能力前十位。
　　
　　二、区域外源程度的评价指标及测算
　　
　　外源型经济是指主要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本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又称为“外生性”经济发展模式。内源型经济是指主要依靠本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又称“内生性”经济发展模式。
　　外源型经济程度的大小,主要是由通过国外资金和技术的引进规模来表现的,因此本文评价各地区的外源程度,重点考虑资金和技术两个方面。资金引进主要通过国外直接投资(FDI)来实现,技术引进一般来说则通过许可贸易、承包工程合同、补偿贸易等方式实现。但是,统一的技术引进数量的指标还没有形成,而无论是国外产品、设备、技术、服务的引进都是一种进口行为,大量的技术也都是蕴含在进口的产品和设备中,因此,本文将用各地的进口额来代表其技术引进的程度。按照相同的计算方法得出各地区人均FDI和人均进口额得分,取二者平均值得到外源型经济程度的综合得分。
　　通过人均FDI和人均进口额指标,测算的省际外源型经济程度最高的前10位依次是:上海100.00、天津67.06、北京51.08、广东37.59、江苏37.09、浙江28.47、福建25.31、山东16.71、海南12.08、江西7.71;靠后的分别是西藏0.00、贵州0.52、甘肃0.70、云南0.97、广西1.55、四川1.73等省份。
　　同样的方法,珠三角长三角各市的外源型经济程度排前十的依次为:苏州100、珠海74.54、深圳64.69、上海45.23、无锡38.48、东莞34.15、宁波32.18、广州27.05、中山25.95、惠州24.97;处于末位的依次为温州1.48、舟山1.54、台州2.19、泰州3.64、扬州5.49、肇庆7.56。总体说来,珠三角城市外源型程度要高过长三角。

　　
　　三、相关性分析与实证检验
　　
　　大量直观的数据告诉我们,外商直接投资程度高、对外开放度高的地区,其创新能力相应更高:典型外源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广东省、还有三资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超过80%的上海市,其创新能力都强于依靠内源发展起来的浙江省;两大三角洲地区26个城市创新能力前13位的城市中,有12个城市其外源程度也排在前13位,内源经济最典型的浙江省温州市其创新能力也排在主要依靠外源型经济发展的城市(如苏州、宁波、东莞)之后。本文将运用一元回归进一步验证这一关系。
　　上述对省际和市际的区域创新能力及外源型程度进行了评估,为了验证二者之间的正或负相关关系,本文建立以下一元回归模型:
　　RICit+1=β0+β1OSEit… ①
　　其中,RIC:区域创新能力;OSE:外源程度大小。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资金、技术的投入到创新能力的释放需要时间,因此,在分析时考虑了滞差的因素,采用了1年的滞差,即用上文计算所得的2005年外源程度得分和2006年区域创新能力得分两组数据进行回归。用SPSS16.0分析软件,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见表2、表3):
　　据此,得到模型方程:RICit+1=10.703+0.799OSEit,方程表明,在省域基本单元中,外源型程度与区域创新能力是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99。在对省际数据进行回归之后,我们又用珠三角、长三角26个市的相同指标做了同样的回归分析,二者均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如省际层面显著。
　　
　　四、结论及其解读
　　
　　第一,数据表明无论是以省为基本地域单元,还是以市为基本单元,区域创新能力与外源经济程度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在省际范围内,区域创新能力与外源经济程度正相关更为显著。格申克龙提出的后起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的后发优势理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适用。
　　第二,外源型经济模式并不是造成地区产业链低下,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源。充裕的民间资本引领浙江经济进入飞跃发展的时代,但是同样处在产业技术与资本密集度低、投资领域相对狭窄、投资规模不经济的尴尬处境。同广东“嵌入式”发展形成的众多生产所谓低附加值产品的“专业镇”一样,浙江大量作坊式生产集聚起来的“块状经济”,虽然根植性强,但同样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因此,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链低端制造的产业特征不应该被看成是外源型经济过错,而是一个劳动力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然和必经之路。
　　第三,我们不应该把外源型经济看作威胁和隐患加以排斥,更不能因为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就把外源型经济推出。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学习成本小于创新成本,外源型经济模式对内部的自主创新有某种程度的抑制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转向技术的自我创新阶段。而国外资本和产品、技术的引进恰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赶超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在学习借鉴中创新,这比关起门来自我发展要好得多,也要快得多。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外资引进的质量,在培养政府、企业的创新意识上下功夫才是外源型经济模式发展地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朱海就.区域创新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研究[J].科研管理,2004(3).
　　2、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R].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2007.
　　3、徐群.外源经济和内源经济的利弊分析[J].商业经济,2004(11).
　　4、丁力.广东:后外源型经济隐忧[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6(7).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43546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