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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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 妤 郑婷婷
摘要:本文在Simunie审计收费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2年到2006年广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广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发现,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不显著相关,且相关关系为负,审计费用与公司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类型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审计费用 盈余管理 非经常性损益
一、引言
在资本市场与会计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盈余管理问题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许多学者研究表明我国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现象,这在上市公司尤为明显。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也有人认为注册会计师没能够起到经济监督的作用,甚至有的注册会计师还与企业管理当局合作。因为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有的注册会计师会因为客户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而做出不适当的让步。被认为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对其进行审计的审计费用会增加,这时注册会计师理应考虑从高风险的审计项目中退出,但目前我国的审计市场竞争激烈,一些规模小的会计师事务所会因为生存压力而不愿意放弃本来就不多的客户(李东平等,2001)。本文重点关注了广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的相关性。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国外关于审计费用的研究已有多年。Simunic(1980)最早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可能影响审计收费的十大因素,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是决定审计收费的最重要因素,其次的影响因素为控股子公司个数、行业类型、资产负债率、前两年的盈亏状况、审计意见的类型以及上市公司的内部审计成本等,而会计收益率、审计任期和事务所规模等因素在回归方程中并不显著。DeAngelo(1981)认为现任注册会计师在初次接受业务时采取低于成本的定价方式是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从客户获取准租金(包括原始资产的验证和了解客户情况所发生的成本等)。随后,很多学者从某个特殊因素与审计费用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些因素包括会计师事务所规模、非审计业务收费等。Mark DeFond(2000)通过对为香港348家上市公司聘请“六大”与“非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进行研究,发现“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声誉以及专业胜任能力方面较高,收取的审计费用较高,而且香港本地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要比六大的审计收费要低很多。Simunic(1984)研究了1976年至1977年的263家上市公司后发现,非审计收费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他认为非审计收费的存在降低了审计收费的单位成本,因此会导致总体审计收费的降低。对于盈余管理的文献,从国外来看可以发现盈余管理有两个重要的动机。一个是Defond和Jiambalvo(1994)发现管理者通过应计利润将一部分收益提前确认来掩盖企业的不良业绩,或将一部分优良业绩递延到未来年份确认。另一个动机是Kellogg(1991)发现的通过增加净利润促使公司股票价格增加来增加公司的市场价值。
(二)国内文献 我国的审计费用影响因素方面,王振林(2002)发现上市公司的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等特征构成了影响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而客户的风险不具有重要的影响。韩厚军、周生春(2003)发现上市公司的公司总资产、子公司个数、资产负债率、审计意见类型等因素显著相关,至于审计风险在2000年与审计费用不相关,而在2001年审计风险与审计费用显著相关。张继勋、陈颖、吴璇(2005),张艳、李书锋(2004),刘斌、叶建中、廖莹毅(2003),王善平、李斌(2004),夏孟余(2005)等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风险因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漆江娜(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审计收费显著高于本土事务所,并将其原因解释为一方面是我国审计市场具有对高品牌事务所的内在需求,更愿意聘请高品牌事务所并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尤其是大规模、业绩好、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公司。另一方面是“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凭借其实力获得了我国的大客户市场,在大客户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伍利娜(2003)也发现是否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将显著正向影响年度审计费用。对于盈余管理的文献,从国内来看,我国的盈余管理行为无论是发行股票、配股还是特殊处理,都存在大量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表现为虚假确认收入和费用、利用关联方交易、利用非经常性收益和变更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魏明海,2000)。在我国特有的监管制度下,退市、配股等契约使经理人员对盈余管理有着强烈的动机,且这些契约只是通过净资产收益率的刚性指标加以衡量,同时也规定了几个临界点,只要上市公司达到该临界点,上市公司就能避免退市或获得配股资格。
从国内外的文献可以发现,对审计费用的研究是从审计费用的一般影响因素开始,逐步深化到某些具体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影响审计费用的潜在因素。结合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由于盈余管理比财务报表中的其它要素更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它们较难审计和容易被操纵,所以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审计努力和审计时间,搜集更多的审计证据来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由此为补偿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成本将导致较高的审计费用。因此本文从影响审计费用的一般影响因素上建立模型来初步研究盈余管理与审计费用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公司规模是审计收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而言,上市公司在制定会计师事务所报酬时都会将公司期末资产总额、合并会计报表数等指标一起与审计费用纳入考虑范围,并且要参考同类公司的收费标准,然后由事务所报价,最后由上市公司和事务所双方协商确定审计费用。由此可见,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是影响审计收费的重要因素。
假设1:广西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与年度财务审计费用正相关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其品牌及高质量服务,其审计收费比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相应要高。关于这方面,国内外的学者都做过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国际“四大”的审计收费较高。如Mark DeFond(2000)对为香港348家上市公司审计的审计收费研究发现,“六大”在事务所声誉以及专业胜任能力较高,收取的审计费用较高。漆江娜(2004)研究表明“四大”的审计收费显著高于本土事务所。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广西上市公司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审计费用正相关
在资本市场,如果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等业绩未达到投资者的预期,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可能会下跌;如果公司的盈余业绩与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挂钩时,业绩的下降将影响管理人员的报酬。因此,公司管理者有动力为了稳定股价和保证自身利益而采取种种盈余管理的手段。同时由于机制的不健全,上市公司存在过度“圈钱”融资的现象。证监会对此已出台了一系列主要基于会计指标(ROE)的配股资格规定,以提高再融资的“门槛”。上市公司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会想方设法使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保上市交易资格(简称“保牌”)线或配股资格(简称“保配”)线(伍利娜,2003)。夏立军、杨海斌(2002)发现位于微利区间的公司的盈余管理更容易招致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而位于配股区间的公司的盈余管理则不易招致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这是因为净资产收益率处于
“保牌”区间的公司的财务风险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的风险往往较大,注册会计师对这类公司会从严处理;而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配”区间的公司的财务风险和审计风险都相对较小,故上市公司易使审计双方达成某种默契。伍利娜(2003)认为审计结果的不同可能直接影响到审计费用的不同:上市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的同时,若能得到审计师的配合,则可能会以较高的价格履行审计合约;而若得不到审计师的配合,则审计服务的酬劳可能会较低。根据伍利娜的观点,本文提出:
假设3:广西上市公司当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处于(6%,7%1区间即配股线的与当年的财务审计费用正相关,净资产收益率处于(0,2%)区间即保牌线的与当年财务审计费用负相关
此外,公司的存货资产越多,注册会计师审计时盘点的工作量越大。应收账款比例越高,注册会计师函证的工作量也越大。由此审计成本必然增加,从而导致审计收费相应提高。因此本文将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二)样本选择 由于是对广西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选取了2002年至2006年在市的广西上市公司的作为初选样本。本文的审计费甩、企业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数、非经常性损益样本数据和其它财务数据等均根据《新浪财经》的公开年报信息逐家整理得到,数据的处理使用SPSS软件。在样本筛选的过程中,本文遵循以下原则:每年的样本只包括当年在市的上市公司,当年未上市的公司不包括在内;样本数据都是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年报审计费用,只披露“部分审计费用”或不披露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不包括在内。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所收集的样本中,大部分公司的审计费用是否包括差旅费用并不明确,而由于差旅费所占年度审计费用的比例不大,因此本文忽略差旅费的影响。剔除上述不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上市公司后,本文每年的样本数如下:2002年的样本数为19家上市公司,2003年样本数为21家上市公司,2004年、2005年、2006年样本数均为22家上市公司。
(三)变量选取 关于盈余管理,由于应计利润分离法能够应用于研究不同领域,我国也大都应用应计润分离法计量盈余管理。然而,国外已有的应计利润分离法的各种模型能否适用于我国的证券市场以及那种模型更优尚没有文献涉及(夏立军,2002)。Haw(1998)研究表明,国外的盈余管理模型在我国不使用,如Jone模型在我国并不适用,我国的盈余管理是通过线下项目进行的。在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一些上市公司为了达到良好的业绩会通过一系列线下项目来操纵利润(陈信元、原红旗,1998),主要包括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净额和补贴收入等。陈晓、李静(2001)发现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了本地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比如对上市公司提供大量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证监会于2004年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4年修订),明确规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影响了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项收入、支出。因此,本文采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除以总资产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此外,本文还用“保牌”线和“保配”线(即假设3)两个指标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1)因变量。LnFEE: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2)解释变量。LnASSET:当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预期符号为正。SUBS: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数,预期符号为正。FIRM:哑变量,当会计师事务所属于“四大”时为1,不属于则为0;预期符号为正。INV:当年存货与当年总资产的比值,预期符号为正。REV:当年应收账款与当年总资产的比值,预期符号为正。EI:当年非经常性损益绝对值与总资产的比值,预期符号为正。Right:哑变量,当6%(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资产收益率<7%时为1,否则为0,预期符号为正。List:哑变量,当年度0<净资产收益率2%时为1,否则为0,预期符号为负;
(四)研究模型 本文借鉴Simunic得审计收费模型,用多元回归方程对审计费用和盈余管理进行实证检验,结合广西上市公司的特点,本文根据上述研究设计构建如下模型:
LnWEE=b1+b2*LnASSET+b3*SUBS+b4*FIRM+b5*INV+b6*REV+b7*EI+b8*RIGHT+b9*LIST+ε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样本描述性统计,年报审计费用的最小值为15万,最大值为100万,平均值为30多万,审计费用的差距较大。总资产的规模平均值为17亿多,中位数为12亿多,说明广西资产规模较大型的上市公司并不多,资产规模中小型的偏多。广西上市公司平均拥有5家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存货与总资产的比率的均值为0.205,应收账款与总资产比率的平均值为0.07。从非经常性损益与总资产的比率的平均值和中位数为0.01和0.002、最大值为0.175、标准差为2.789的情况看,说明广西各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与总资产的比率的差额较大,有的上市公司的比率较大,有的较小a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是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广西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与会计师事务所类型和上市公司规模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将2002年至2006年的数据带入审计收费的回归方程,运用SPS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回归结果见(表3)。(表3)是对检验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中所有自变量的VIF值都小于墨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四可以看出,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不显著相关,并且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的相关性与假设恰恰相反。审计费用与非经常性损益对总资产比率负相关,审计费用与配股线负相关,与“保配”线正相关。这说明广西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并不明显。还可看出,审计费用与总资产规模显著正相关,说明广西的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是影响审计费用的主要因素,这符合假设1,假设1成立。但广西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与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数不显著相关,相关性为负。另外,审计费用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类型显著正相关,假设2成立。四大在国际审计市场中凭借其优越的声誉,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收费比国内的事务所要高,这在广西上市的公司也有反映。最后,存货、应收账款与总资产的比例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其中应收账款与总资产的比率的相关性比存货与总资产比率的相关性要大,但相关性都不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也说明注册会计师可能较为注重应收账款所带来的风险。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广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作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广西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负相关,与假设恰恰相反。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本文对盈余管理的衡量不够详细,从而出现盈余管理在总体上与审计费用不相关,如果对盈余管理细分为调增收益和调减收益不同方向的多变量分析,可能会有更清晰地认识。这也是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广西上市公司对年度审计费用披露的并不详细,并且有的披露口径也各不相同。审计费用是否是完全合理的都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外,本文还研究发现,影响广西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因素有公司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类型、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率。
本文提出的建议是,广西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披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披露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真正做到“有法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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