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若干思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章寿荣 黎峰

　　[摘要]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内外环境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为高水平开放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新时代高水平开放应更好地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着力提升内生增长能力。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对外开放率先地区，华东地区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特征明显、利用外资规模大且效益较高、对外投资力度较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短板、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有待提升、区域资源整合力度有待加强等发展障碍。应在制造与服务加速融合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依托国内市场潜力加快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长，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有效整合国外要素资源，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优良营商环境，推动华东地区高水平协同开放。
　　[关键词] 新时代   高水平开放   华东地区
　　[中图分类号] F1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0）05-0014-08
　　[基金项目] 江苏社科英才科研项目：贸易摩擦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行为（2019A05）。
　　[作者简介] 章寿荣，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区域现代化、产业经济学;黎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开放型经济。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原有对外开放模式的内在问题及制约日益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的新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因此，研究新时代条件下如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我国开放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内外部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就国内发展环境而言，一是要素成本优势不再。据《国际统计年鉴》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工资水平达到916美元/月，虽然与德国（4662美元/月）、美国（4417美元/月）、日本（2712美元/月）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但已经显著高于孟加拉国（149美元/月）、越南（240美元/月）和泰国（435美元/月）等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高企，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制造基地”的开放模式和发展定位面临转型的迫切需要。二是资金和外汇“双缺口”变为“双盈余”。伴隨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资本密集程度不断提升，2017年资本—劳动比达到1.31万国际元/人，分别为孟加拉国（0.32万国际元/人）、越南（0.35万国际元/人）和泰国（0.79万国际元/人）的4.10倍、3.76倍和1.67倍。2010年起，中国拥有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规模，至2018年，外汇储备约为3万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26.9%。资本和外汇充足意味着中国在加快利用外资政策转型的同时，应更多关注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有效整合全球资源。
　　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集中体现为：一是数字技术革命与数字经济时代即将来临。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物联网、3D 打印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以技术密集、数字密集为特征的新生产要素不断涌现，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领域孕育着重大变革。数字要素禀赋及对数字技术、数字要素的掌握和利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二是逆全球化潮流及新冠疫情冲击了原有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掀起制造环节回归母国的“再工业化”浪潮，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加之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打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三是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彻底“边缘化”中国。先是制定并推行以边境内措施为特征的国际经贸新规则，进而对华发起大规模贸易摩擦，同时签署以非市场经济地位打压中国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USMC），并积极推进与欧盟、日本的三边贸易协定谈判。不可否认的是，发达国家“去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行为及意图，将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威胁。
　　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对外开放面临一系列难题：一是国内要素成本及禀赋结构改变条件下，如何培育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二是面对全球化的“退潮”及发达国家的孤立和打压，如何在推动上游供给及市场需求多元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对外开放新局面;三是针对美国对全球治理体系领导责任的放弃，中国应如何发挥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中的作用，更好担负其大国的责任。以上难题要求中国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模式转型，推进更高水平开放。
　　二、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内涵及特征
　　（一）内涵
　　高水平开放是党中央针对国内外发展形势变化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要求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①。
　　因而，新时代高水平开放的内涵应体现为：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积极开展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出口、进口等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管理方式，以及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内资企业成长和内生增长能力的增强，实现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的统筹协调。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对外开放的安全高效。
　　（二）特征 　　与传统对外开放模式相比，高水平开放的特征在于：首先，在对外开放的目标和利益诉求方面，对内由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统筹国内发展，集中体现为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改革，通过加快改革进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提升国内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统筹和区域间合理分工;对外则由全面融入国际分工升级为争取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应的全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进而把握开放主动权和维护国家安全。
　　其次，在对外开放的重点及主要抓手方面，一是由要素成本优势转变为超大規模市场优势。不断完善国内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深化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拓宽国内商品市场空间;在彻底打破区域市场壁垒基础上，推动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跨区域、跨行业自由流动，构建统一的要素市场。二是由单向开放走向多元平衡。在继续扩大出口、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基础上，积极发展进口贸易，鼓励企业通过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中间品带动生产率的提升;在继续引进外资、提升外资质量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投资，鼓励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参股、国际产能合作等形式，获取境外先进技术、销售渠道、稀缺资源能源等高级要素，由此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三是由要素开放走向制度开放。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公平市场竞争、数字经济规制等“边境内措施”为重点，通过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的经验复制和推广，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打造一流的国内营商环境，由此实现制度的国际接轨。四是由被动适应全球规则走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一带一路” “两行一金”等制度安排创新全球治理机制，为全球经济稳定和繁荣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再次，在对外开放的激励和政策保障方面，与以往政策导向干预资源配置不同的是，更多强调国内营商环境对国外资金、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的吸引，体现出减少政策干预、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特征。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推动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进一步扩大金融和服务领域开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
　　三、华东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地理区位优势突出的华东地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尤其是浦东大开发和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更是带动了该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华东地区创造了全国47.83%的货物贸易规模、41.31%的实际利用外资和48.96%的对外直接投资。
　　1. 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特征明显
　　首先，从衡量出口偏向的出口依存度（地区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100%）指标来看，2018年中国出口依存度最高的十大省市中，华东地区就占有5席，其中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分列2-5位，山东排名第9，表明华东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表1）。
　　其次，从出口主体的所有制特征来看，2018年中国主要出口省外资出口占比中，上海、江苏两省市的外资企业出口占比超过了一半，明显高于广东45.37%的水平，表明外资企业很大程度上成为华东地区出口的主力军（表2）。
　　2. 利用外资规模大且效益较高
　　凭借地理区位优势及较为发达的工业基础，华东地区成为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热土。按照利用外资存量占全国比重排名，前十大利用外资省份中，华东地区占有5席，分别为第2和第3位的江苏和上海、第5位的浙江、第7位的山东和第9位的福建，很大程度表明华东地区成为在华外资的主要集聚地（表3）。
　　从利用外资的效益来看，外资企业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形成的贡献（外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100%），其中上海高居榜首，其贡献率达到44.42%，江苏紧随其后，福建和浙江分列第4和第8位，其外资企业固定资产形成占比分别为31.66%和21.56%（表4）。
　　此外，在外资企业就业贡献（外资工业企业年底就业人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底就业人数*100%）方面，华东地区有4省市位居外资企业对就业贡献前十，其中上海位居榜首，其外资企业就业贡献高达57.4%，江苏和福建分列第4和第5位，其外资企业创造了工业企业37.57%和35.06%的就业。浙江排名第8，其外资企业就业占比也超过了两成（表5）。
　　3. 对外投资力度相对较大
　　随着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中国各省市均加快对外投资步伐。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前十名省市，华东地区占有5席。具体而言，上海对外投资存量高达1180.69亿美元，占据次席，浙江、山东和江苏分列4-6位，福建对外投资存量为175.67亿美元，位居全国第8位（表6）。
　　根据邓宁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判断一个地区对外投资规模大小应进一步考虑其经济发展阶段。图1显示了考虑经济发展阶段情况下，中国各省市对外投资存量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首先，对外投资存量大小与经济发展阶段显著正相关，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提升，该地区会逐步增加对外投资力度。其次，在考虑经济发展阶段条件下，华东地区上海、山东和浙江三省市位于拟合线以上，表明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其对外投资规模相对较大。
　　
　　四、华东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
　　近年来，华东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然在对外贸易结构、企业主体培育、营商环境建设、区域资源整合等方面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障碍。
　　（一）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
　　作为外商投资和出口制造的集聚地，华东地区货物贸易规模约占全国一半，但服务贸易的发展却相对滞后。2018年，华东地区的上海、浙江、山东、福建等发达地区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并不高，作为长三角和华东地区的龙头，上海的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仅略高于北京，只占到广东的13.64%。进一步从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来看，华东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建筑、运输、旅行等传统服务门类，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等新兴服务门类的出口占比仍相对较低。由此很大程度上表明，华东地区出口贸易结构并不合理，服务贸易尤其是现代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仍有待进一步转型升级（表7）。 　　（二）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短板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利用外资是一把双刃剑。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利于制造和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有效拉动地区经济总量和就业规模，但过多依赖外资企业和出口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会抑制本地民营经济成长。
　　从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前20名的区域分布来看（表8），中国民营企业前10强仅有两家来自华东地区，前20强中也只有8家华东地区的民营企业。由此可见，相对于广东、北京等省市，华东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滞后。
　　（三）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有待提升
　　市场边界的扩大、生产专业化分工的深化，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整合国外资源要素，是提升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其中，成本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延长国内边际产业生命周期、优化国内资源配置;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能获取国内稀缺的战略资源，保障国内生产供应;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能扩大市场空间，推动国际专业化分工;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能获取国外研发资源要素，提升国内技术水平。
　　在对商务部《对外投资企业名录》整理的基础上，汇总华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导向（图2），华东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为市场导向，即为应对传统市场贸易摩擦而开拓出口市场多元化;其次为资源导向，即获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能源及初级原材料;第三为工程承包，即承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最后才是成本导向，即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目的而进行生产布局和产业转移。
　　（四）区域资源整合力度有待加强
　　尽管近年来中国华东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但由于行政体制尤其是政绩考核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在发展地方经济动力趋势下，华东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竞相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及IT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重点发展，区域间缺乏协调及资源整合的结果必然是产业同构。
　　苏浙滬三省市产业同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江苏与上海和浙江两地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分别高达0.785和0.752（表9）。由此可见，区域间产业发展目标及资源投入缺乏协同，是华东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有待通过资源整合提升区域对外开放的合力。
　　五、新时代推进华东地区
　　高水平开放的思路及路径
　　（一）新时代推进华东地区高水平开放的思路
　　以数字化技术推动国内生产制造改造升级及商业模式创新，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基础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在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基础上，大力引进研发型、总部型外商直接投资，以外资质量提升带动国内技术进步;紧抓“一带一路”建设历史机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境外园区建设，有序推动国内部分成本敏感型生产环节转移，以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效率的提升促进国内企业成长;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充分发挥开放对国内体制机制改革的倒逼作用，在扩大制度性开放基础上推动国内制度与国际经贸新规则接轨;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协同推进对外开放，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二）新时代推进华东地区高水平开放的路径选择
　　1. 加快制造与服务融合，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
　　在发展信息通讯技术、完善国内营商环境基础上，鼓励企业将非核心生产环节进行外包，为国内金融保险、科技研发、信息服务、商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此基础上，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企业，综合应用虚拟设计制造、智能测控、精益管理以及集成协同等技术，提升创新商业运营模式，引导制造业企业从产品供应商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支持数字服务重大项目，搭建数字贸易交易促进平台，积极鼓励制造企业依托数字技术，加快发展以“互联网+”为特征的跨境电子商务。
　　2. 依托国内市场潜力，加快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长
　　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准入门槛，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加大对民营企业政策扶持力度，尤其是面临全球经济衰退及疫情的迅速蔓延，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拓宽融资贷款渠道，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基于国内市场潜力积极开展国内价值链分工，充分发挥区域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培育内资龙头企业、打造国内自主品牌和产品、提升中间品国内配套能力。此外，引导外资企业本土化采购以延伸价值链国内环节，警惕外资进入及其市场并购行为对民营企业的冲击。
　　3. 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有效整合国外要素资源
　　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布局，鼓励有实力的制造企业在境外开展并购和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实验基地和全球营销及服务体系，搭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大力推进境外园区建设，引导生产制造企业有序向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打造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依托国内市场潜力扩大进口贸易规模，以市场需求和营销渠道优势整合全球生产价值链。同时，进一步调整进口贸易结构，提升高质量最终消费和中间品进口比重。
　　4. 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优良营商环境
　　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国内体制机制创新的倒逼作用，以先易后难、先大后小、先重后轻的方式推进重点与优先议题和领域的深化改革。一是有关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如单一窗口、电子口岸和实施《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等;二是有关投资便利化的改革，如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事中事后监管、行政审批制改革等;三是协调华东地区五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及分工，尽快出台有功能特色和区域特点的建设方案，加快自贸试验区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复制、推广。
　　5. 推动华东地区各省市高水平协同开放 　　鼓励上海、宁波、青岛等海关为安徽、江西等内陆地区企业出口在仓储、物流、通关等方面提供便利。同样，推动华东地区各省市在中欧班列线路及物流运输方面的资源共享，最大程度降低贸易成本。在利用外资方面，鼓励经济更为发达的苏浙沪地区可与安徽、江西联合建设互利共赢的“飞地产业园区”，从而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内优化资源配置。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建议尝试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华东地区各省市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以产业链的形式“走出去”，由此增强“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的竞争力和经营绩效。
　　[参考文献]
　　[1] 盛斌， 黎峰. 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在哪里[J]. 国际经济评论， 2017（1）： 129-140.
　　[2] 盛斌， 王璐瑶.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角色与贡献[J]. 江海学刊， 2017（1）： 83-87.
　　[3] 张二震， 戴翔. 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7）： 6-12.
　　Some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conomy in East China
　　Zhang Shourong， Li Feng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0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opening up has taken on a series of new features， which endowing the high-level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with new connotation of the era， that is， the high-level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tter balance the external opening up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strive to enhance the endogenous growth capacity. As China’s most dynamic economy and the first region to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East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led export-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is large and efficient， and the intens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 relatively large.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is relatively lagg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has shortcomings，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resource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We should develop trade in services and digital trade based on the accelerated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domestic private enterprises relying on the potential of the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e foreign factors and resources by expand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mport trad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and create a sound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e high-level coordinated opening-up among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east China.
　　Key words： The New Era; High-level Opening-up; East China
　　（收稿日期：2020-09-25   責任编辑：罗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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