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现状、分类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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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红燕 郭荣荣 陈鑫
摘要：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关系民生幸福、社会和谐与成功老龄化。基于多源数据发现，老年人对7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主观感知与客观现实不完全吻合，存在深层次的影响因素。文章采用潜类别分析探索了难以直接衡量的老年人感知状况的潜在类别与差异，通过多项Logistic回归考察了社会信任和信息获取对感知类别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状况可分为严重型、部分严重Ⅰ型和Ⅱ型、不严重型4类，分别占比62.5%、18.5%、8.6%、10.4%;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的老人越容易认为民生问题不严重;越依赖从电视中获取信息的老人越容易认为民生问题严重。基于此提出了加强年龄友好型健康支持体系建设，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重塑电视媒体的“积极老龄化”话语体系等建议。
关键词：民生问题感知;社会信任;潜类别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6-0121-010
一、引 言
民生问题感知是居民对其享有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成果的主观评价和心理判断预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解决民生问题、完善民生保障制度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1）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加深与高龄化凸显的当下，老年人的民生问题感知关系着自身心理健康、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关系着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因此，准确把握老年人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感知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与老年需求的契合度，促进老年人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有学者通过构建主、客观民生综合评价指标发现民众对各项民生服务工作的主观感知指标与客观指标存在不一致，居民生计项的客观评价指数总体情况在不断变好，但主观评价得分却逐渐降低。[1]这种主、客观反映不一致的现象在老年人身上更为凸显，在信息化时代，老年人因处于认知功能下降和信息获取能力有限的不利地位，会影响其对于民生问题的感受和对美好生活的体验。
现有的民生问题感知相关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构建民生评价的测度指标，其中大多数都使用客观指标体系，如范如国、张宏娟[2]，刘雪裴[3]等，研究认为民生客观评价在文化教育、医疗健康和居民生计三个方面的得分不断变好，而在生活环境和交通状况两个方面得分有所下降。少数研究纳入了主观指标，但缺少结合客观实际数据进行的综合评价。第二，对主观感知状况进行测量并进一步研究影响主观感知高低的主要因素，如李炜[4]、麻宝斌[5]等，研究发现公众对各项民生服务的总体主观评价基本处于好评区间并呈提升趋势，尤其对社会保障方面的评价有较大提升，但是，对贫富差距方面的评价多年来一直处于低分段。影响因素既包括城镇化、教育程度提升、社会保险覆盖扩大、互联网普及等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也包括城乡、收入层级、职业等级等微观层面。其中针对老年群体民生问题主观感知的相关研究贯穿于老年心理健康与老年社会认知功能领域，例如老年人的社会认知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健康，认知能力越好的老人，心理更倾向于积极。[6]影响老年人社会认知的因素包括生物学因素和社会经济学因素，例如躯体功能状态和自评健康状况良好能显著降低老年人出现社会认知障碍的风险[7];收入增加和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形成积极的社会评价具有促进作用[8]。
以往的研究存在四点不足：（1）多从社会公众整体角度探讨对民生问题的主观认知，针对老年群体的研究较少;（2）对感知内容即各类民生问题的选取各不相同，选取的领域单一;（3）缺少对主观感知与客观现状是否一致的相关研究;（4）分类方法局限，仅可衡量老年人的整体感知状况，未能准确识别老年个体或组别民生问题感知状况的类别特征，可能导致相关民生政策未能实现靶向施策。
基于此，本研究将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老年群体对环境、贫富差距、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七类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状况如何，其主观评价与客观现状是否吻合;（2）根据不同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性感知的差异是否可以将老年人区分为不同的类别;（3）影响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性感知的类别差异的微观原因是什么。
二、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主观感知
与客观现状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并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对社会变迁的反映，成为影响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9]作为“社会人”的老年个体所依循的社会价值观念及其对所处社会环境的认知评价，将构成其追求利益行为的实质性因素，决定其社会选择和行为模式。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增加财政民生支出等措施积极解决民生问题，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那么针对政府积极解决民生问题的努力，老年人是否感受到了呢？下文通过老年人民生问题严重性感知的微观数据和财政民生支出的宏观数据，来对这一问题作直观的考察。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的评价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年数据，问卷中涉及七个感知民生问题严重性的题目，即“您认为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被调查者从0（不严重）到10（非常严重）间进行选择。删除非老年样本后，得出7364位老年人对七项民生问题严重程度的评价结果。（1）从整体来看，七类问题感知的均值均大于0.6，说明老年人对七类民生问题的整体评价较为消极、趋向严重态势，迫切希望能改变民生困境。（2）从民生发展的不同维度来看，老年人对七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从大到小排序为贫富差距>就业>环境>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即对贫富差距问题持最为严重的负向评价，反映了老年人对严峻的贫富差距现象表现出强烈的憂虑和不满。其次为就业问题，说明对就业形势的满意度较低。再次为对环境问题持负向评价，但感知到的严重性略低于就业问题。对医疗问题的评价分值居于中间位置，同时对教育、住房、社会保障问题持较为积极的评价，其中对社会保障工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最高，对教育问题和住房问题严重性感知也较为理想。 老年群体对民生问题的感知状况以实际获得的公共服务为基础，是对于客观公共服务提供状况的映射。那么，主观感知与客观现实是否一致呢？
从客观指标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8—201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4的警戒线水平之上，尤其2008—2010年更是均保持在0.48的高位警戒线上。（1）反映了目前贫富差距急剧分化的客观现实，该现状与老年人所感知到的“贫富差距”问题最为严重的主观评价相符。
图1为2008—2018年节能环保、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六项财政支出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定基增长率的差值变化情况，图中表明：（1）从财政民生支出增长速度的大小来看，医疗和节能环保支出两条曲线始终位于0刻度线以上、住房和就业支出两条曲线始终位于0刻度线以下，说明前两项的民生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始终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后两项则始终小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速度，且医疗支出的差值曲线自2010年后始终高于其余五条曲线，说明财政医疗支出增长率超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的部分远远大于其他五项;就业支出差值曲线自2011年后始终低于其余五条曲线，说明财政就业支出增长率在六项民生财政支出增长率中最小。（2）从增长速度的变化趋势来看，医疗支出的差值曲线变化幅度最大，呈加速上升态势并居于首位;其次为环保支出曲线，呈波动上升态势居第二位;社会保障支出差值曲线自2015年起位于0刻度线以上、呈稳步上升态势达到第三位，说明该项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不断提高。
综合来看，财政各类别支出的客观现状与老年人对于各类别的主观感受存在差异：老年人对住房问题持较为积极的正向评价，但该项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并不快，始终小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长速率;老年人感知到问题严重性最低的是社会保障，而非6大民生财政支出中增长速度最快和变动幅度最大的医疗支出。同时，主客观指标间也存在一致性：老年人认为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的严重性较小，与该两项财政支出增长率自2015年后始终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速率的现状相符;老年人对就业形势评价较低，也与该项支出增长率在6项民生财政增长率中最小的现状相符。
综上，老年人对7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主观感知现状与客观现实有吻合之处，但也存在不一致状况。基尼系数反映的过高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问题”最为严重的主观评价基本相符;而财政各类别支出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定基增长率差值反映的客观现实与主观感知结果间存在差异，且在同一个客观指标下，认为该民生问题严重与不严重的老年人数之间相差很大。即客观条件并非决定主观感知的唯一要素，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探究。
三、研究设计
老年人对于民生问题的主观感受既受到客观现实的影响，也与老年人自身特质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接下来将采用微观数据，深入老年群体内部探讨老年人对于民生问题感知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主观感受与客观现实不相符的深层次根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使用两种计量方法。首先，由于老年人对于民生问题的感知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属于难以直接测量的潜变量，所以需要通过可以直接测量的显变量（上述7个民生问题变量）来综合测量。此外，由于老年群体对民生问题严重性评价的标准不同，感知状况具有水平和结构上的差异，使得相同得分的主观评价可能在不同老年人之间不具备可比性：乐观的老人倾向于低估问题严重性，悲观的老人倾向于高估问题严重性。为更好地解决以上问题，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对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差异进行分类。LCA是一种对异质性样本用概率来分类的方法，通过间断的潜在类别变量来解释外显变量（在本文中就是7个民生问题变量）间的关联。其基本假设是，多个外显变量各种反应的概率分布可以由少数互斥的潜在类别来解释，每种潜在类别对各外显变量的反应概率都有特定的模式或特征向量。[10]LCA充分考虑到了测量样本间结构上的差异，能够保证划分出来的各类之间差异最大而类别内部差异最小，同时也不再要求外显变量和潜在变量都为连续变量。即老年人个体间的民生问题感知差异观测值并不是或不仅仅是量的差异，也可能是群体之间质的差异。
其次，使用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探讨影响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状况呈现不同类别的主要因素。将上述潜类别分析的分类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和信息获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口学特征和精神面貌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多项式Logistic回归来分析老年人感知状况存在差异的原因。
（二）多项式Logistic回归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社会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是减少社会交往复杂性的简化机制（Luhmann，1979）;是社会运作的润滑剂，是民主社会良性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Eric M.Uslander，2002）。吉登斯综合运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全面构建了系统的信任理论，探讨了现代“风险社会”条件下信任的起源、本质、类型及功能[11]：他认为信任起源于人类个体的“本体性安全”需求，这种基本信任以一种本质的方式与时空的人际组织相联结，以满足安全感这样一种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社会信任的本质则是对他人或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并据此确定了将信任划分为“人对人的信任”和“人对系统的信任”两种类型，前者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信赖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对系统原则正确性的信赖基础上，此处的系统指社会关系从属的规则系统或制度系统。随着高级现代性的风险时代的到来，信任则是社会团结之本源、社会秩序扩展之基础，即积極或主动的社会信任意味着一种能动性政治，能够增加社会关系的“透明度”，从而造就新式的社会团结;同时信任与风险紧紧地相互捆绑在一起，信任关系能够解决由于时空限制带来的社会秩序问题。因此，社会信任是影响个体生活的重要因素，个体对客观事物的评判易受对他人和对系统信任度的左右。 综上，基于吉登斯社会信任理论提出假设H1：老年人对他人、对系统的信任度影响其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状况，社会信任度越高的老人认为民生问题不严重的可能性越大。
2.电视信息获取
电视媒介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准社会交往、想象的社会参与感与心理的慰藉，而电视的老龄化话语也会影响老人的自我认知及社会认知。[12]伯格纳提出的“涵化理论”对电视等大众媒介生产和传输意识形态的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电视成为大量观众的主宰信息源，其主要功能是社会控制以及维持社会现状。该理论的中心内容为：电视观众形成的有关社会现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这种倾向在收看电视时间多的人中间要比收看电视时间较少的人中间更为明显。[13]换句话说，大众媒介提示的符号现实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种倾向性，经常观看電视的人倾向认同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对现实世界的歪曲描绘。[14]与年轻人的流动特征不同，电视的客厅文化属性契合老人对闲暇时间的分配诉求。电视因其使用门槛低、声画统一的特点，仍然是我国第一大媒体且使用群体日渐“老龄化”。然而目前媒介场域存在的“老龄化风险话语”不利于形成老年人对自我和社会的积极认知。老年群体由于其低行动力、低消费力和低社会价值，导致了在电视上的低能见度，且形象常被标签化和污名化为丑陋、生病、失败和不快乐。老年人接触到此类信息越多，越易受所传播内容和思想的影响，使其形成对社会的负向主观认知。
综上，基于伯格纳涵化理论提出假设H2：目前“轻老重青”的大众媒体信息服务取向和老龄化风险的媒介话语强化了老年人衰弱、无能的刻板印象，在该氛围下，老年人对社会的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间会产生很大的偏离，越依赖从电视中获取信息的老人，越易产生负向的社会认知评价。
（三）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源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CFPS旨在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状况，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调查于2010年正式开展，每两年调查一次，本文选取2018年的家庭和成人数据库，剔除回答不完整的样本，保留年龄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相关数据。最终获得7364个有效样本，平均年龄为67.8岁。
1.潜类别分析中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显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如前所述，老年人对于民生问题感知的类别是潜类别变量，难以直接衡量，此处用7个民生问题显变量来进行衡量。老年人对民生问题感知显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2.多项式Logistic回归的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性感知状况的类别”，该变量由潜分类分析的结果得到。
核心解释变量有两个，其一为社会信任。根据理论基础中“社会信任”的本质及类型，将社会信任变量拆解为“对他人的信任”和“对系统的信任”。因吉登斯社会信任理论中提及的“系统”是抽象的规则系统概念，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老年人对各项民生工作的感知状况，而公民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度是相信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令人满意运作的一个指标[15]，因此使用问卷中“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度”测量对系统的信任度、使用“喜欢信任还是怀疑别人”测量对他人的信任度。其二为电视信息获取，用问卷中“电视对您获取信息的重要性”进行测量。
同时根据麻宝斌[16]、岳经纶[17]、李路路[18]等的研究，将性别、户籍状况、是否是党员、受教育水平、有无配偶、在本地社会地位等人口学特征和自评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等精神面貌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四、LCA及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一）潜分类结果
潜在类别数量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其模型的拟合值指标和熵值（Entropy）。表3展示了利用潜类别分析拟合的2～7个类别的模型统计量。Nylund等人建议优先考虑BIC的值[19]，同时熵值表示模型分类正确率与错误率的差异，其指标越大表示分类正确率越高。统计结果显示4类、5类相对较好，但5类中其中某个分类比例过小且熵值小于4类，因此将老年人民生感知类别分为四种模式最为合适。
LCA的估计结果包括潜类别概率参数和条件概率参数：前者指各类别人数占全体老人的比例;后者指各类别组内个体在测量问题上选1的概率，条件概率越大代表老人认为此类民生问题越严重。表4和图2分别为老年人对民生问题感知状况四类别模型的潜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表与折线图。
如图2、表4，第一类为“问题感知严重型”，7个问题的观测值皆最高，即认为民生问题比较严重。第四类与之相反，为“问题感知不严重型”，在7个问题上的观测值皆最低，即认为民生问题的严重程度处于较低水平。中间两类群体观测值曲线存在交叠，“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Ⅰ型”的条件概率曲线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四项问题的观测值均低于Ⅱ型，说明Ⅰ型群体内部选择该四类民生问题较为严重（选1）的概率小于Ⅱ型，即Ⅰ型老年人对该四类民生问题的正向评价高于Ⅱ型;同时“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Ⅱ型”的观测值曲线在贫富差距、环境、就业三项的分值均低于Ⅰ型，即Ⅱ型老年人所感知到的此三类民生问题的严重性低于Ⅰ型。
从潜类别概率分布来看，第一类群体占比最高达62.5%，即超半数调查对象认为七项民生问题在我国均较为严重，民生领域积累较多欠账;中间两类群体占比27.1%，Ⅰ型占比18.5%、Ⅱ型占比8.6%;第四类群体占比居于次低为10.4%，说明感知民生问题严重程度较轻的群体仅为一成。
从条件概率来看，首先，第一、二、四类群体内部均在“贫富差距”项上出现了选择“较为严重”的最高概率，且在“社会保障”项的概率较低。同时根据潜类别概率，该三类群体占比总和达91.4%，说明九成老年人认为贫富差距在我国最为严重，而社会保障问题的严重性较轻微。该结果与李炜基于CSS2006—2017数据通过分析社会公平感结构与变动趋势的研究结论一致：民众对经济公平的评估最低、对社会保障待遇的评估始终处于上升态势。其次，第三类“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Ⅱ型”群体的观测值曲线在“医疗”项出现了最高点，即该群体内部认为医疗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问题。再次，“问题感知不严重型”群体在“教育”项选择“较为严重”的概率最低，说明此类群体内部认为教育问题在我国的严重性最小。 （二）回归结果：社会信任与电视信息获取的影响
为精确筛选哪些因素影响了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类别，以及影响效果如何，需在潜类别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多项式回归分析。首先将上文所述人口学特征和精神面貌两类控制变量逐一进行卡方检验或者单变量回归;其次以控制变量为基础，将潜分类的四个类别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社会信任和电视信息获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多项式回归，并以“问题感知严重”型群体作为参照组，设“问题感知严重型”=0、“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Ⅰ型”=1、“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Ⅱ型”=2、“问题感知不严重型”=3。回归结果见表5。
回归结果发现：1.社会信任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状况，社会信任程度越高的老人越容易呈现出民生问题较不严重的感知状况，验证了H1假设。从两个测量指标来看：（1）对他人信任度较高的老人对民生问题的感知状况呈现“问题不严重型”的可能性是“问题感知严重型”群体的1.528倍。对此的解释是，对他人信任度的提高有利于缓解社会交往压力，进而提升社交安全感和主观幸福感，同时促使其在人际交往的互动中获取信息资源和提高认知能力，因此对他人信任程度越高的老人越能产生对民生问题的积极评价。该结果与王磊[20]、张文宏[21]、詹婧[22]等的研究结论如出一辙，即信任他人对老年人的社会认知和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效应。（2）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度较高的老人对民生问题的感知状况呈现“问题不严重型”的可能性是“问题感知严重型”群体的1.489倍，对此的解释是，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23]，老人对政府的高信任度说明其信任政府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并成为与政府之间互动的润滑剂，进而促使其对政府绩效作出积极评价。该结论与祁玲玲[24]、刘明明[25]等的研究发现相吻合，即提高对政府的信任有利于形成对各项民生工作的高认同感和幸福感。
2.电视信息获取显著负向影响老年人对民生问题的感知状况，认为电视对获取信息更重要的老人越容易感知到民生问题较为严重，验证了H2假设。从测量指标来看，认为从电视获取信息比较重要的老人对民生问题的感知状况呈现“问题不严重型”的可能性是“问题感知严重型”群體的0.682倍，将其解释为，越依赖从电视中获取信息的老人越有可能通过电视构造的环境来了解周围的社会，因而更容易受到“电视世界”的影响。在当下青年文化、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主导的媒介市场环境中，电视对老年人负面形象的建构与老龄化风险的话语形塑使其沦为低能见度的群体，不利于形成老年人对社会民生问题的积极认知。该结果与Eriksson-Backa K[26]、李菲[27]等的研究存在异曲同工之处，即老年群体对信息的环境空间及手段的需求，会影响其对信息的评估、理解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客观事物作出主观判断的能力。
3.控制变量中，男性、农业户籍、低受教育水平、自评健康状况良好、对生活满意度较高的群体呈现“问题严重程度较轻”型感知状况的可能性更高，这与王阿妮[28]、崔红志[29]、徐鹏[30]等的研究结果相符。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可信度，采取替换指标的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使用与社会信任及信息获取的三个测量指标内容相似度较高的指标进行替换，“喜欢信任还是怀疑别人”被替换为“对陌生人信任度”、“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度”被替换为“对本县市政府评价”、“电视获取信息重要性”被替换为“广播获取信息重要性”并再次放入回归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3），原指标替换后，老年人民生感知分类的估计系数虽然大小有些变化，但是符号与显著性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可以说明上文潜分类结果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稳健的。
（四）差异性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老年人对于民生问题感知状况类别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性，下文区分不同户籍、不同社会地位及不同性别，对于社会信任和电视信息获取因素对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状况的影响的差异性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3）：
1.对本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在影响农村和非农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状况方面存在差异：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度高的非农老人出现“问题感知不严重型”状况的可能性更高，是“问题感知严重型”的1.897倍，而农村老人则为1.351倍，即相比于农村老人，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度越高的非农老人越有可能感知到民生问题不严重。
2.对他人的信任度在影响不同社会地位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状况的表现上存在差异：社会地位较低时，对他人信任度高的老人出现“问题感知不严重型”状况的可能性更高，是“问题感知严重型”的1.578倍，而社会地位较高时相应数据为1.499倍。即信任他人对产生正向民生问题评价的促进作用在社会地位低的老人身上更为明显。
3.社会信任两项指标和电视信息获取在影响不同性别老年人民生问题感知状况的表现上存在差异：对他人信任度高的男性老人出现“问题感知不严重型”状况的可能性更高，是“问题感知严重型”的1.717倍，而女性老人则为1.350倍;对本地政府官员信任度越高的男性老人出现“问题感知不严重型”状况的可能性更高，是“问题感知严重型”的1.612倍，而女性老人则为1.343倍;从电视中获取信息越多的女性老人越容易认为民生问题较为严重，呈现出“问题感知不严重型”状况的可能性是“问题感知严重型”的0.577倍，而男性老人则为0.817倍。
五、总 结
准确把握老年人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感知状况，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老年群体公共服务感知绩效评估模式，以提高公共服务与老年需求的契合度，促进民生保障制度的完善与积极老龄化目标的实现。本文利用财政民生支出数据和CFPS2018调查的微观数据，运用潜类别分析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方法对老年人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状况类别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的发现有：
第一，老年人对七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主观感知结果与客观现实不完全吻合。问题感知按严重性从大到小排序的结果为贫富差距>就业>环境>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基尼系数反映的过高收入差距与老年人所感知到“贫富差距问题”最为严重的结果相符;然而，财政各类别支出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定基增长率差值反映的客观现实与主观感知间存在差异。例如老年人感知到问题严重性最低的是社会保障，而非六大民生财政支出中增长速度最快和变动幅度最大的医疗支出，且在同一客观指标下，认为该民生问题严重与不严重的老人人数之间相差很大。即客观条件并非决定主观感受的唯一要素。 第二，老年人对七类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状况存在系统的类别差异。从潜类别概率来看，可将老年人对民生问题的感知状况分为四类：问题感知严重型、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Ⅰ型、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Ⅱ型、问题感知不严重型，分别占比62.5%、18.5%、8.6%、10.4%。这反映了超六成老人对民生事业的评价较为消极，迫切希望能改变民生困境，说明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程度的感知状况整体呈较为严重态势;仅有一成群体感知到民生问题严重程度较轻;中间两类矛盾型群体占比约四分之一，重点关注其评价较低的领域将有利于把握促使该类型老人转向问题感知不严重型的因素。
第三，从潜分类的条件概率来看，首先，第一、二、四类群体内部均在“贫富差距”项上出现了选择“较为严重”的最高概率，且在“社会保障”项的概率较低。这体现了在七项民生领域中，绝大多数老年群体对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给予重点关注和较高敏感度，并对前者呈现出的问题持有高度担忧和消极态度，对后者的发展现状持有高度赞同和积极态度。其次，“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Ⅱ型”群体的条件概率曲线在“医疗”项出现了最高点，即该群体认为医疗问题最为严重;占比超六成的第一类“民生问题感知严重型”群体的条件概率曲线在此项出现了次高点，说明该群体认为医疗问题比较严重。再次，“问题感知不严重型”群体在“教育”项选择“较为严重”的概率最低，说明此类群体对教育工作的认可度最高。
第四，社会信任和电视信息获取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对民生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状况，前者呈显著正向影响，对他人和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的老人越有可能呈现出民生问题不严重的感知状况;后者呈显著负向影响，在目前“轻老重青”的大众媒体信息服务取向和老龄化风险的媒介话语氛围下，越依赖从电视中获取信息的老人越容易认为民生问题较为严重。同时该两项因素对老年人民生问题的感知类别在不同户籍、社会地位、性别方面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针对超六成老年人认为民生问题较为严重的整体感知现状，应高度重视老年人在贫富差距问题上普遍达成的严重性最高的消极评价。全面认识贫富差距，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进而缩小社会整体的收入差距。同时多措并举提升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水平，既要通过划转国有资本等措施增加社保基金筹资来源，提高养老金给付水平;也要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并宣传孝老、敬老文化，通过鼓励灵活工作时间，给予家庭照护者现金补贴、照护假、喘息假等家庭主义政策支持家庭养老服务。[31]
第二，针对老年人对医疗问题严重性的主观感知结果与客观现实不相吻合的现状，应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水平，严格药品监管等。同时加强年龄友好型健康支持体系建设，如推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建立综合、连续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构建覆盖城乡的老年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完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等。
第三，针对潜分类结果显示的中间两类矛盾型群体占比和达27.1%的现状，应重点关注其评价较低的领域将有利于把握促使该老人转向问题感知不严重型的因素。占比居第二位的“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Ⅰ型”群體对环境、就业问题的评价较为消极，“问题感知部分严重Ⅱ型”群体则感知到住房问题较为严重。应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突出依法、科学、精准治污，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对重点行业和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增加保障房建设规模，让城市更宜业宜居。
第四，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建立和完善社会的信任机制，累积信任合作的现代意识、形成互信的氛围，鼓励企业、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志愿者团体深入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医疗、资金等方面的援助，有效满足老年人的相关需求;在城乡社区定期组织开展邻里文化节，增进老年人与街坊邻里的沟通交流，从而有效增进老年人对社会的信任感;构建老年人对政府的信任关系，建立和不断完善组织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增强政治透明度、拓展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途径，以增强对各项民生政策的认同感。
第五，重塑电视媒体的“积极老龄化”话语体系。电视节目能够为老人提供虚拟在场的社会参与感，维持并强化老人的社会意识，电视的老龄话语应逐渐从“老龄化风险话语”向“积极老龄化话语”转变。通过塑造“老年英雄型”“学习型”“活力型”老人形象，鼓励老人无惧年龄、丰富自我，参与并融入社会，有利于其形成正面、积极、肯定的社会认知，最终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2）定基增长率的计算均以2007年为基期。
（3）受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差异性分析结果未能展示，如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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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焦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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