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遗诏研究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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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遗诏作为中国古代王朝的皇位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道诏令，亦被认为是新君继位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回顾遗诏相关的学术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遗诏研究的检视总结，遗诏的真伪问题是遗诏研究最受关注的问题。目前大部分的研究是将遗诏放在新君登基前后的政局变化、皇位争夺与政策变化中，探究遗诏发挥的作用。另外，也出现研究遗诏的历史书写与皇帝个人意志的关系，相当具有新意。总的来看，遗诏研究不仅在数量上不多，而且质量也参差不齐，对于遗诏的深度研究不够，对一些关键的具体问题的探究相当欠缺。
　　关键词：遗诏;皇帝;皇位传承
　　遗诏作为皇帝生命历程的最后一道诏书，也是绝大部分皇帝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道命令。一般来说，遗诏是用来保证在皇帝驾崩后皇权的安全转移。在中国古代，皇帝身为天子，受命于天，这为皇帝增添了一层神圣性。皇权看似强大无比，却存在一个致命弱点，那便是皇位传承。皇权在现实政治运作中需要一个“身体”支撑，而皇帝个人又是一个脆弱且有限的自然生命体，所以需要确立皇储进行皇位继承。皇位传承就是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所以无法真正保障皇位继承的有序性与和平性。围绕皇权继承展开的政治斗争不仅关系着各方政治势力的消长，更关系着政治局中人的身家性命。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皇权的斗争必然是激烈且残酷的。而斗争的激烈程度又可能会引发政局动荡，其一旦超出专制王朝的承受范围，便会危及王朝的存在基础。①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此等实例数不胜数。因此，在这种家天下式的传承模式中，皇位的和平传承是关系到王朝政权的生死大事。
　　周代的传位以嫡以长，这一继位原则的创立是为了明确皇位继承的范围与次序，以避免上述所说的王朝内部斗争消耗过大。此后，历代大体遵奉其为立储原则。不过，细细检视两千余年的皇位传承史，以嫡以长即位的皇帝并不多见，这既与各个王朝的“政治性格”有关②，也与皇帝自身好恶及朝堂各方政治力量的政治博弈有关。通常来说，皇帝的个人意志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在中国传统家天下的意识中，皇帝选择储君既是国事，又是家事，皇帝自身意愿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便是遗诏。遗诏首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新君继位是否体现皇帝自身的意愿，这也是许多学者在探讨皇位继承和朝局角力的角度和证据之一。而检视遗诏的有关历史，便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遗诏作为皇帝的遗命往往并不是出于皇帝本意。
　　古人对于皇帝遗诏非常感兴趣，尤其是一些关于遗诏的脍炙人口的故事。例如，清朝毕沅在谈到宋太宗继位时直接认为宋太祖遗诏为假，是史臣为了给太宗“打掩护”，“史以纪实，不可深文周纳，亦无庸过为前人掩护，读正史者宜得其定论矣”。而近代讨论最多的就是民间一直议论纷纷的雍正继位之异闻传说。关于雍正帝继位的相关问题，孟森先生曾经重点辨析过康熙帝遗照的真假，指出民间所传的改“十四皇子”为“于四皇子”纯粹是由雍正政敌制造的谣言而已，后流入民间成为宫廷秘史。而王锺翰先生以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康熙遗诏原件与《圣祖仁皇帝实录》所载康熙五十六年的面谕对比，认为康熙遗诏乃“世宗一手遮天篡改而成”。对此，杨启樵认为遗诏由新君于御前大臣前撰写是清朝惯例，不足以据此判断雍正继位不是出于康熙本意。还有在宋太祖太宗的斧声烛影上，邓广铭先生明确断言，“当太宗即位之初，想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没有宣布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之疑”，宋太宗即位时是没有任何遗诏的。张荫麟先生也认为太祖之死因仍是悬案，宋太宗继位并无太祖正式传授，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亦没有记载太祖遗诏，便可以确知太宗是非正常继位的。张其凡更进一步指出正因为宋太宗无太祖的遗命而继位，所以后来出现的宋太祖遗诏是太宗为了自己即位合法性所“创造”的。不过王育济依据《宋会要择稿》中首次发现的宋太祖遗诏并和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相关记载对照，认为太宗即位未有遗诏定论未必确实，其相关的推论必须加以修正。
　　除了判断遗诏的真假之外，还有不少学者从遗诏出发对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探讨，使传统的政治史别开新面。张金龙通过对齐武帝遗诏及其身后政局的演变，得出齐武帝临终前最关注的是尚书省的调整与北边防务两件大事，却导致其任命的顾命大臣与禁军权柄变动，使其生前的构想落空。曾现江从唐高宗晚年政局的政治情势出发，认为高宗与武则天在皇位传承等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并由此论证高宗遗诏应该是按武则天的意愿写成的，从而对其后发生的诸如中宗睿宗之废立等事件提出新的看法。北宋时期曾出现五位女主垂帘听政，而自真宗遗诏始，其后凡是出现女主垂帘听政的情况时，遗诏中基本上都有“军国事权取兼皇太后处分”之语。那么遗诏与太后听政有何关系？对此，徐红苑认为遗诏既是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来源，又是限制其权力过分膨胀的来源之一。毛佩琦认为在明朝新君继位的改元更化过程中，可以通过遗诏革除前朝弊政，而群臣也可以借之谏行新君，从而使皇帝在继位后对前朝政事之误可以改弦更张。台湾学者张哲郎针对明朝历代皇帝遗诏的论述也颇为详细，在其文中判定明代皇帝遗诏除个别例外，基本上是官样文章，缺乏实际意義，并且偏重讨论明代的遗诏与“政权转移”之关系。而赵轶峰认为在明代皇位轮替时，有皇帝遗诏和新君即位诏公布，这两种诏书前后相接，以向天下宣示皇位交接，这既可以表明新帝继位的合法性，又可能借机做出必要的政令更革。赵轶峰还通过明代历任皇帝的遗诏与即位诏来辨析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文臣在起草遗诏中加入自身的意图、明朝为何没有后宫干政等问题。①田澍通过遗诏来重新审视明朝嘉靖继位之初的大礼议，其将大礼议的争论核心放在对明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上，认为在大礼议中，张璁以武宗遗诏为利器，打破了杨廷和等人一手操纵的廷议，并通过重新解读武宗遗诏的文本逻辑和内容，有力地挑战了杨廷和等人不顾嘉靖继位的实情而要求世宗依照汉宋旧例改换父母的意图，维护了嘉靖与其生父的父子关系。②洪早清则对明代皇帝遗诏和即位诏的起草者内阁阁臣进行分析，认为明代阁臣是遗诏和即位诏的实际“创造者”，他们在代皇帝起草遗诏实际上就是在“代王言”。洪早清是极少数从遗诏和即位诏的起草者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其观点颇为新颖，对于遗诏的起草者与遗诏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起草者与包括皇帝在内的各个政治势力的互动有所揭示。 　　姚念慈从实证史学的角度出发，以极其细密的资料对比辨析与史实论证，将清世祖遗诏置于清初顺治朝的政治变革的大背景之中。世祖执政时试图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内三院内阁等中枢机关做出调整，并调和满洲亲贵与汉人大学士之间的关系，希望形成以内院总览政令，六部责成庶务，并结合满族亲贵协调国事的权力格局，却引起了满洲八旗亲贵的强烈反弹。因此，世祖遗诏是在顺治突然逝世之时，以内大臣为代表的满洲亲贵掌控中枢政权，孝庄太后和索尼等人为遏制顺治生前推动汉化的趋势，将与顺治生前政治意愿不符的所谓遗诏强加在其身后。姚念慈在文中对史料进行逐条辨析，还寻找不同史料之间的偏差及偏差出现的原因，其论证之绵密、逻辑之严谨，使其所持之论难寻破绽。咸丰皇帝遗诏体现了咸丰临终前对未来政局的安排，即通过两宫皇太后与肃顺为首八大臣互相牵制来防止出现权臣干政与后宫干政的政治意图。实际上因为遗诏并未对两方的权力边界做出清晰的划分，双方在权力争夺上又是势同水火，最终只能走向二者存一的结局。③
　　前述之文章大都围绕将遗诏作为皇位传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或从遗诏出发探究皇位更替前后的政局变化。而在以遗诏为主题的文章中也有新意之作，如台湾学者探讨清代遗诏制作与颁布机制的沿革，同时从历史书写的角度讨论清朝遗诏和帝王的自我认识与历史定位。张哲郎认为清代皇帝遗诏的制作过程与书写内容反映了嘉庆以后的遗诏多是在皇帝驾崩后由臣工沿袭往例撰写，其中基本不见皇帝的个人意志。遗诏的书写逐渐固定化，反映了从早期皇帝对国家机器的掌控，到嘉道以后皇帝处在整个官僚机器的牵制之下。张哲郎还探讨了遗诏是如何通过各种制式的管道下达地方，使率土之滨的所有臣民皆得以恭听遗诏为大行皇帝服丧。而遗诏颁布时在地方所引起的政治涟漪和一般百姓对遗诏的解读与集体记忆，这一点相当具有新意。洪锦淳则围绕《史记》《汉书》中唯一全文收录的皇帝遗诏—汉文帝遗诏进行分析，以史学大家司马迁与班固下笔时思考之缜密细腻，两人为何会如此特殊对待汉文帝遗诏;而司马迁与班固通过对汉文帝遗诏的书写方式体现了汉文帝怎样的思想归趣和生命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史记》《汉书》中汉文帝书写在司马迁与班固史学上的意义。尤佳从景帝遺诏所载赐爵事为例，认为汉朝中央对诸侯王从不滥赐爵级，不愿轻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对王侯赏赐以金钱与封户为主。④
　　日本学者金子修一通过探讨自汉代至唐代遗诏内容等方面变迁的问题，指出汉代的遗诏里除确立储君外，只有关于大行皇帝的丧服以日易月、丧葬俭薄的内容。而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出现指命非皇太子者作为后继皇帝的遗诏，并且出现一段夸赞储君天资和德行的话语，用意是在于保证继位皇帝统治的合法性。到唐朝时，皇帝遗诏会传达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可以确认新君是依据先帝遗诏继位的。这一变迁表示遗诏在唐代通过程序化的内容叙述，强化了皇位继承的同姓之间传承理论。①金子修一还在文中提到皇帝即位仪式前进行的向群臣宣达遗诏的环节，是在向各方证明皇太子继承皇位的正当性。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日本学者研究的皇帝即位礼仪，即异姓王朝的禅让与王朝内同姓皇位继承中皇帝即位礼仪的差异问题，尾形勇先生认为在唐代将皇帝遗诏与新君授册书两者的组合固定下来，用此来破除前代异姓禅位时所宣扬有关皇帝之位是源于天命的理论，从而强化同姓之间皇位继承的理论。
　　遗诏是一个专制王朝最高权力代际传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然而回顾其相关研究，以遗诏作为主体出发的研究数量相对不多，拥有新方法、新视角、新思路的文章更为稀少。遗诏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中习焉不察之物。作为奉行“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原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在有关皇帝继位前后的直接表述中，遗诏多是召翰林学士某某草诏或某某宣读遗制而已。如在神宗继位之际，只有“百官入福宁殿，发哀，听遗制”一语，此外并未有一处直接与遗诏相关，由此来看，遗诏在神宗继位时如例行的一道程序。可遗诏在某些关键时刻又十分重要，如在真宗遗诏中的“军国事权取兼皇太后处分”，可视为章献皇后未来垂帘的法理依据。王曾与丁谓又在草遗制过程中为了“权”之一字存废争执甚激，由此可见遗诏的文本内容又与朝堂政治变动有莫大干系。对于仁宗、神宗继位前后学术界各有研究，而从遗诏的视角出发思考两者之间所反映的遗诏作用的矛盾如何解释，这又与北宋的皇权和政治生态有何关系，学术界却是没有论述。又如英宗继位时，其前后并不平顺，仁宗驾崩时“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草遗制，珪惶惧不知所为，韩琦谓珪曰大行皇帝在位凡几年？珪悟，乃下笔”，作为英宗继位的关键人物韩琦，他对王珪说的话语应作何解，恐怕要从王珪的遗制起草者的角度出发解释。笔者认为皇帝遗诏研究还有不少值得推进的空间。通过探究遗诏作为皇帝意志的体现与皇位传承中不可或缺之物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相关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王朝中的一大问题—皇权如何实现和平转移的相关研究应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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