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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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抚州市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结构、生活水平、土地结构和土地利用投入产出4个方面,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协调发展模型为研究方法,对抚州市2007—2016年人口与土地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抚州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呈重度失调向中度协调发展趋势;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状态由重度失调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向初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型阶段转变;抚州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速度相对一致,但人口城镇化速度稍显不足。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模型;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20)01-0159-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20.01.03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Taking Fuzhou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four aspect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living standards, land structure, and land-use input-output,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was constructed, and us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in Fuzhou from 2007 to 2016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Fuzhou city has developed from serious disorder to a moderate one. The stat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has shifted from a lagging type of severely imbalanced land lagging type of primary coordination population lagging type. Fuzhou's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rate are relatively consistent, but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is slightly insufficient.
Key word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odel; entropy method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在获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城镇化的质量较低且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地方政府单方面追求城市扩张和人口增加,忽视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以及对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有效引导,吸引了相关领域学者对中国城镇化的特征、理论及驱动因素[1-5]、对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6,7]等方面进行研究。学者们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理论,通过运用三角模型、线性回归模型以及聚类分析等多种定量测度方法,在城镇化的空间差异性、协调性、主要驱动因素[5,8-18]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有学者指出,中国城镇化增速表现为土地城镇化增速相较于人口城镇化的增速过快[2]。范进等[10]则认为导致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失衡、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是政府推出的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等相关政策制度。
目前,有关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城镇化程度较高且经济发达的城市聚集区,针对国内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故选取江西省抚州市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中部地区的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进行研究。选取人口构成、生活水平作为抚州市人口城镇化的相关指标,土地结构和土地利用投入产出作为抚州市土地城镇化的相关指标。计算得出二者的城镇化指数,运用协调发展模型对抚州市的城镇化演变、发展度、协调度、协调阶段进行分析,得出影响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因素,并提出可行的优化对策。
1 研究方法与模型
1.1 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城镇化概念,结合已有研究的城镇化评价指标[9-18],依照合理性、层次性、逻辑性的原则,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表1)。
1.2 数据处理
1.2.1 標准化处理 对收集到的指标数据进行矩阵化处理,得到原始数据矩阵R。由于不同指标量纲对评价结果存在影响,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1.2.5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类型划分 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协调发展类型划分为协调区、过渡区、失调区3大区间,其中包括10小类3种基本类型(表2)。 2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抚州市位于江西省东部,地处北纬26°29′—28°30′、东经115°35′—117°18′。抚州市总面积18 816.92 km2,占江西省总面积的11.27%。抚州市地处国家环鄱阳湖经济区腹地,为南昌远郊、闽台近邻,区位优势明显,是国务院确定的海西经济区20个城市之一,南昌大都市圈重要城市之一,国家战略区域发展规划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9个重要城市之一。
2.2 数据来源
选取抚州市为研究对象,以2007—2016年为研究区间。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2007—2016年的《抚州市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和相关政府公报,对于部分无法直接获得的数据,根据年鉴数据或政府公报数据计算获取。
3 结果与分析
3.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
运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的各指标权重以及抚州市2007—2016年的原始数据,f(α)、g(β)、T、C、D及相应的发展类型结果见表3。
3.2 结果分析
3.2.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演变特征分析 由表3可知,2007—2016年抚州市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图1),但从内部结构来看,各因素的贡献情况不同。人口城镇化方面,由图2可以看出,抚州市人口城镇化中人口构成和生活水平2个因素在2007—2016年间整体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人口构成的增长十分缓慢,增长趋势最显著的是生活水平。土地城镇化方面,由图3可以看出,抚州市土地城镇化中土地结构在2008—2011年增长明显,2010年以后趋于平缓,变化不明显;而投入产出的变化明显,对土地城镇化的促进起主要作用。
3.2.2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由表3和图1可知,2007—2016年抚州市城镇化协调发展状态可分为3个阶段。
失调阶段(2007—2010年)。这一阶段土地城镇化指数、人口城镇化指数、二者发展度、协调发展度偏低。2007—2009年处于土地城镇化滞后阶段,造成滞后的主要原因为地均二三产业产值减少。2010年地均二三产业产值增加,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转变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阶段。
过渡阶段(2011—2014年)。2011年协调发展度D为0.443 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入由失调转向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其中2011—2012年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阶段,地均二三产业产值以及地均用电量大幅增加,2013—2014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速度开始波动上升,并处于基本一致的状态。
协调阶段(2015—2016年)。2015年协调发展度达D到0.640 6,超过0.6,进入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速度基本在小范围内波动,且从图1可看出两者基本处于线性重合的状态。
失调阶段处于中部崛起战略的初步阶段,抚州市对于周边地区人口的吸引力增加,但由于抚州市二三产业较弱、土地利用不足等因素,该阶段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于失调状态。过渡阶段处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期,抚州市二三产业产值扩大,城市向外扩张,就业机会增加,周边村镇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协调阶段抚州市二三产业产值持续增加、高新区设立、东乡县撤县改区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抚州市对周边地区人口的吸引力持续增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保持基本协调的状态。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对2007—2016年抚州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测度,探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与土地的协调演化特征与阶段类型,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抚州市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总体上表现为重度失调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向初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型过渡。2007—2016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存在失调阶段(2007—2010年)、过渡阶段(2011—2014年)、协调阶段(2015—2016年)3个发展阶段。
第二,抚州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在总体上呈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说明抚州市人口增长不足,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较弱。
第三,抚州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速度相对一致,但这一协调情况是由于高新区设立和東乡县撤县改区带来了大量的城镇人口以及城镇面积的增加。当地政府依然需要加强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吸引周边及其他地区人口定居,合理地扩展城市范围。
4.2 建议
2007年以来,抚州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由重度失调土地城镇化滞后型向初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型转变,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速度保持稳定增长,但人口城镇化速度相对较慢。为了保持抚州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良好趋势,提出如下建议。
1)在人口城镇化方面,抚州市是南昌大都市圈的三大城镇群组之一,环鄱阳湖城市群重要成员之一,因此增加人口聚集对于抚州市的发展尤为重要。第一,优化户籍制度,提高抚州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改善抚州市目前人口基数不高的现状,同时解决城市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无法享有同等报酬、社会保障权利等问题;第二,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通过人才引进、吸引外来企业投资建厂,加大对本地高校如东华理工大学、抚州职业技术学院、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等的扶持力度,留住高质量人口;第三,解决“新三农”问题,改善贫困地区农村生产生活水平。
2)在土地城镇化方面,第一,提高抚州市土地市场化水平,通过吸引外来开发商、扶持本土企业等方式,增加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增加城市土地市场供应,降低土地市场垄断;第二,对于被征地的农户,政府要给予同市场价格相符的合理补偿;第三,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基础上,实现城镇规模合理有规划的扩张。 参考文献:
[1] 姚士谋,张平宇,余 成,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2014,34(6):641-647.
[2] 陆大道,姚士谋,李国平,等.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综合分析[J].经济地理,2007,27(6):883-887.
[3] 张荣天,焦华富.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综述与展望[J].世界地理研究,2016,25(1):59-66.
[4] WEI Y D,YE X. Urbanization,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hina[J].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2014,28(4):757-765.
[5] LIN X Q,WANG Y,WANG S J,et al.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drivingforce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5,25(5):545-558.
[6] 崔许锋,张光宏,李 飞.城镇化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空间分异研究——基于土地城镇化的“人口-经济”二元驱动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10):62-67.
[7] 刘 浩,张 毅,郑文升.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城市化的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以环渤海地区城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1,30(10):1805-1817.
[8] 边 雪,陈昊宇,曹广忠.基于人口、产业和用地结构关系的城镇化模式类型及演进特征——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3,32(12):2281-2291.
[9] 胡伟艳,张安录,渠丽萍.人口、就业与土地非农化的相互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5):104-110.
[10] 范 进,赵定涛.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学家,2012(5):61-67.
[11] 孙丽萍,杨 筠.中国西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时空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7,36(3):55-58.
[12] 蔡 臣,李 晓,赵颖文,等.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四川省川西地区为例[J].江西农业学报,2015, 27(11):124-128.
[13] 郭施宏,王富喜,高 明.山东半岛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研究[J].經济地理,2014,34(3):72-78.
[14] 潘爱民,刘友金.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特征及差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4,34(5):63-68.
[15] 郭付友,李诚固,陈 才,等.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J].经济地理,2015,35(9):49-56.
[16] 王云霞,南 灵.西安市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34(2):85-90.
[17] 王富喜,毛爱华,李赫龙,等.基于熵值法的山东省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J].地理科学,2013,33(11):1323-1329.
[18] 李文正.陕南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提升策略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3,25(6):1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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