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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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数以亿计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生命周期的性活跃阶段。本文利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的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中并不存在单一的性脚本，在这个群体内部，性脚本呈现出多元图景，但持有人数最多的脚本是，接近一半的人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发生性行为。此外，性别、经常联系人、与母亲关系、获得性知识的途径等是影响其性脚本开放或者保守的主要变量。
　　[关键词] 未婚新生代农民工  性社会化  性脚本  性别差异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ZDA078）和华东理工大学文科培育基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WE1022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淑敏，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人口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1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0）04-0011-15
　　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另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年发布的报告，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其中80%的人为未婚状态。
　　这个庞大的群体正处于生命周期的性活跃阶段。现有研究发现，这个群体性观念开放、婚前性行为发生率高、性行为安全意识差，造成了诸多生殖健康方面的问题。①因此，研究这个群体的性行为赖以发生的性脚本及其内在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关于性脚本的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关于性社会化的研究。性的表达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②它在很大程度上经由性社会化的过程习得并内化。同时，在性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其性脚本。③
　　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和约翰·盖格农（John Gagnon）把性社会化（sexual socialization）定义为一个学习如何赋予性活动以具体意义的过程。④譬如，在很多文化中，性活动被看作爱情的表达，而因为性贪欲或友谊而发生的性行为被视为不可接受的。⑤通过性社会化这个过程，个人获得与性有关的观点、价值以及对行为意义和规则的理解等。
　　虽然朗格尔和杰克逊（L’Engle and Jackson）认为性社会化是一个终身的过程，但是关于性社会化的现有研究，绝大多数针对的是青春期的孩子。⑥然而尽管不具有和青少年同样的性表现，年幼的孩子依然还是暴露于从家庭到社会的性信息中。正如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所说，孩子不会在性白板的状态下进入青春期。⑦
　　父母则被看作孩子性社会化过程中最早的和主要的信息来源。⑧但是，不同的社会化主体对青少年性行为的影响有所不同。家庭和学校被看作传统的社会化主体。研究发现，与家庭和学校有积极联系的青少年通常较少有性行为。⑨而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通常提供催化青少年性活动的信息。当同辈提供的性信息占支配地位时，青少年可能较早发生第一次性行为。⑩大众传媒也提供性行为的榜样。因为媒体中充斥着性内容，暴露于其中会影响观者的态度、观念和行为并在青少年中引发对性交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性行为。①
　　在上述社会化主体的影响下，个体学习性知识和性态度，并开始发展引领其性互动的“性脚本”（sexual scripts）。②
　　第二，性脚本的内涵及其社会建构。盖格农和西蒙认为，性脚本主要是指何为恰当的性行为及在何种情境下可以发生这种行为。③在大多数西方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性脚本主张性行为应该与爱情相联系。④按照盖格农和西蒙的观点，性脚本包括三个层面：文化层面、人际层面和内在层面。文化层面的脚本提供影响性行为的社会规则。人际脚本则是指，在现实互动中，人们按照自身的想法解释文化脚本。人际脚本支配人们在与其性伙伴的互动中表达性行为的方式。内在的脚本是指对反复练习的脚本的内化或个人层面的接受，它是存在于自身内部的性对话，反映了一个人对其性行为和性欲望的理解。⑤盖格农和西蒙认为，如果没有脚本定义情境及策划行为，就不可能有任何性行为发生。⑥内在的脚本创作（intrapsychic scripting）成为自我形成过程的重要部分，并帮助安排人们的性行为。⑦
　　过去几十年来，性脚本理论被做了很多修订，但是其核心概念依然是性受到文化的影响——它决定了什么是性、如何定义性情境，以及如何做出反应。⑧按照女权主义学者汤姆森和斯科特（Thomson and Scott）的看法，性脚本理论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指明了性的社会本质及标签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建构了我们所理解的性。⑨
　　性脚本的概念被广泛用于关于性的研究中。其中性别差异是性脚本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发现，男女的性脚本有着很大的不同。①这种差异被认为源自性的双重标准。研究指出，在性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对孩子有不同的性规则，女孩往往被期望成为性和性活动的守门人。譬如，在拉美裔美国人家庭中，父母更多地和女儿谈论关于性的态度并限制女儿的行为。②而男孩通常被给予了更多性自由。通过普遍的男性霸权的信息，男孩了解到成为性主体的期望，以及通过“得到女孩”以积极应对其对异性的性渴望。③
　　20世紀末，性脚本理论也被用来研究在大学生中出现的“约炮文化”（hooking up culture）。“约炮”被用来指称包括亲吻、抚摸和性交在内的活动。④Marit Ann Berntson 等研究发现，与亲密朋友约炮的学生更可能参与性交活动。⑤这说明，同辈特别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即重要他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与同辈交流关于性规则的过程中，大学生们积极建构着其个体化的性脚本。 　　国内性社会学研究领域，潘绥铭教授和他的学生先后通过对“性工作者”、男女同性恋和青少年等群体的调查，发现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并指出中国已于21世纪初完成了性革命。⑥此外，他在长期研究中关于研究方法的应用、实践和反思以及关于性社会学研究视角——性的主体建构视角的提出，对性社会学在中国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李银河则对同性恋、女性的情感和性等做了诸多研究与探讨。⑦⑧然而，在这些研究中，缺少对新生代农民工“性”的关注。当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也主要聚焦于流动人口的性行为与生殖健康的关系，⑨⑩缺少对其性脚本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与分析。
　　综上，已有研究对性脚本不同层面的探讨主要包括：第一，性脚本的内涵;第二，文化及性社会化的不同主体如家庭、朋辈群体等对性脚本建构的影响;第三，性脚本的性别差异及其内在动力等。但是，笔者认为，在性脚本的研究领域，尚需要思考的是：第一，自盖格农和西蒙20世纪80年代提出性脚本理论至今，30多年来性社会化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从无网络社会到网络化社会，从单一媒体环境到媒体化环境，那么在此背景下是否出现了影响性脚本构建的新的动力因素？第二，在对西方文化中非流动群体（青少年）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性脚本理论，如果被用来研究处于乡城流动过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那么其已有结论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实践？
　　基于此，在借鉴上述西方学者对性脚本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运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性别隔离行业新生代农民工择偶研究”的调查数据，对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二、 研究假设和研究数据
　　（一） 研究假设
　　根据上述西方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本文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相关假设，来检验其是否符合中国实践。首先，本文检验以下观点是否得到本研究的支持：
　　朗格尔等学者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化主体对青少年性行为的影响有所不同。家庭和学校是传统的社会化主体（这具体表现为，与家庭和学校有积极联系的青少年通常较少有性行为，因为通过被灌输不赞成态度，青少年可能内化那些主张较晚性行为的价值和标准，从而推迟性行为），而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通常提供催化青少年性活动的信息。从而得到：
　　假设1：与家庭联系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相对比较保守，而与同辈群体或大众传媒保持更多联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相对更为开放。
　　其次，本文将检验性脚本的性别差异观点。自盖格农和西蒙发现性脚本的性别差异以来，不断有研究指出，男女的性脚本有着很大的不同。男性的性脚本往往表现为，积极寻求性伙伴，为了愉悦而寻求性等。而女性的性脚本表现为，被动等待而非积极寻求性伙伴，渴望爱而非性等。由此得到：
　　假设2：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性脚本相对于男性来说较为被动和保守。
　　再次，本文将检验性行为与爱情相联系的观点。上述现有研究指出，在大多数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性脚本主张性行为应该与爱情相联系，而因为性贪欲或友谊而发生的性行为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考虑到近20年来中国婚姻文化和婚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情感因素在两性关系和婚姻缔结中日益重要，从而得到：
　　假设3：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被普遍接受的性脚本主张性行为应该与爱情相联系。
　　（二） 研究数据与关键变量
　　1. 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性别隔离行业新生代农民工择偶研究”。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笔者和课题组在上海市和江苏省等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其中，问卷发放对象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为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未婚人口，问卷发放地点在上海市松江区（进出口加工区）、金山区、奉贤区以及江苏省昆山市等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区域，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114份。问卷数据使用Epidata软件录入，生成数据利用StataMP 14.0进行处理与分析。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4%，女性占36%，主要为分布于电子产品加工业（78.4%）及纺织、服装和文具制造业（11.8%）的流水线工人。男性平均年龄为23.95岁，女性为22.17岁。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为35.4%，高中文化程度者为45.3%，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为17.4%，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1.9%。
　　2. 关键变量
　　调查中所使用的关键变量如表1所示。
　　三、 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前述研究对性脚本的界定与笔者对变量的定义，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即“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发生性行为”以及“是否在意恋爱对象之前有过性行为”。
　　（一） 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
　　关于“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表2显示：22.2%的人表示“赞成，喜欢就好”，36.8%的人也表示赞成，但只限于“跟另一半”，另外29.6%的人表示“理解，但自己不会做”，还有11.4%的人明确表示反对。也就是说，高达88.6%的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对婚前性行为持不反对态度，其中59.0%的人明确表示“赞成”。
　　表2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婚前性行为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超过三分之二（73.4%）的调查对象认为工友中婚前性行为很普遍。
　　（二） 是否在意恋爱对象之前有过性行为
　　表2显示，超过一半（51.1%）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在意恋爱对象之前有过性行为”，48.9% 的人“在意”戀爱对象之前有过性行为。
　　（三）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生性行为
　　表2显示，34.2%的未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发生性行为;14.0%的人认为，性行为的发生“凭感觉、随缘”;16.2%的人认为，在“双方相爱”的情况下可以发生性行为。此外，认为在“确定了未婚夫/妻关系”和“结婚后”才可以发生性行为的人分别是19.8%和15.8%。 　　整体来看，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呈现出三重图景：第一，高达48.2%的人认为，只要“双方同意”或“有感觉”，就可以发生性行为。也就是说，在身体冲动、生理兴奋和感官愉悦之外，性可能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东西。第二，16.2%的人认为，“双方相爱”时可以发生性行为，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说性行为是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第三，还有35.6%的人认为，应该在“确定了未婚夫/妻关系”或“结婚后”发生性行为，对他们来说，性行为的发生应该遵守行为禁忌和行为规范，是一种只有在稳定的、有保障的伴侣关系中才可以发生的行为。
　　由此，在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中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性脚本，在这个群体内部，性脚本呈现出多元性：对约三分之一的人而言，性应该是婚姻关系确定之后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一种契约行为，他们以此脚本来指导自己的性行为;对大约六分之一的人来说，婚前性行为是一种相爱状态下的自然表达，也是他们用来指导自己性行为的脚本;对另外接近一半的人来说，性可能更多意味着生理的兴奋和感官上的愉悦，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发生，这是新生代农民工中持有人数最多的脚本。
　　由此可以发现，本文的分析无法验证假设3：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被普遍接受的性脚本主张性行为应该与爱情相联系。虽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大约六分之一的人认同性行为应该与爱情相联系，但这不是为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的主流的性脚本。
　　四、 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本文针对性脚本操作化后得到的三个因变量，即“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发生性行为”以及“是否在意恋爱对象之前有过性行为”建立了三个回归模型。总体来看，自变量中性别、经常联系人、与母亲关系、获得性知识的途径以及年龄和收入，几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模型因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
　　（一） 性别
　　从表3可以看出，性别变量在三个模型中，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的各个维度都具有显著性影响，体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具体来讲，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更加保守（OR=0.54，p<0.01）;在发生性行为的条件上，女性较男性更加谨慎（OR=2.281，p<0.01）;对于是否在意对方之前有过性行为的问题，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选择“在意”的可能性也更高（RRR=1.357，p<0.1）。总体而言，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在性脚本的三个维度上都显得更加保守。
　　关于“如何看待婚前性行为”（模型1），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17.7%的女性表示“反对”，比男性高约10个百分点;持“理解，但自己不会做”态度的女性为37.1%，高于男性约12个百分点;另外30.3%的女性“赞成”婚前性行为，但只限于“跟另一半”，低于男性10个百分点;还有14.9%的女性对婚前性行为“赞成”，认为“喜欢就好”，低于男性11.4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对婚前性行为持不反对态度的男性为92.1%，女性为82.3%，男性高出女性约10个百分点。其中明确表示赞成的男性为66.9%，女性为45.2%，男性高出女性21.7个百分点。
　　关于“是否在意恋爱对象之前有过性行为”（模型3），表4显示，“不在意”的女性为43.3%，男性为55.4%，男性高出女性12.1个百分点。
　　关于“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生性行为”（模型2），如表4所示，认为要“凭感觉、随缘”的男性为17.2%，表示“双方同意即可”的男性为39.4%，分别高出女性约9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认为恋人之间的性行为应该是在“双方相爱”情况下发生的男性、女性分别为17.2%和14.4%。认为应该“在确定了未婚夫/妻关系之后”和“结婚后”发生性行为的女性分别为26.5%和25.8%，分别高出男性约10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 56.6%的男性认为“凭感觉”或“双方同意”即可发生性行为，高于女性约22个百分点;而52.3%的女性认为应该“在确定了夫妻关系”或“结婚后”发生性行为，高出男性约2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性脚本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男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更加开放，女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相对比较保守。
　　这种性脚本的不同直接导致了现实中性行为的性别差异。
　　如表5所示，24.2%的女性和异性发生过性行为，而高达75.8%的女性没有和异性发生过性行为。和异性发生过性行为的男性为55.6%，没有发生过性行为的男性为44.4%。和异性发生过性行为的男性比例高出女性31.4个百分点。
　　此外，關于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表5显示，大多数女性（82.4%）是和“稳定的对象”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是“同事”的女性为5.5%，是“不太熟悉的朋友”的女性为3.3%，和“其他”人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女性为8.8%。与女性相比较，第一次性行为发生时对方为“稳定对象”的男性只有51.8%，比女性低30.6个百分点;第一次性行为发生时对方为“同事”的男性为19.4%，比女性高约14个百分点;第一次性行为发生时对方为“不太熟悉的朋友”的男性为16%，比女性高约13个百分点;第一次性行为发生时对方为“其他”人的男性为12.8%，比女性高4个百分点。
　　总之，无论男女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其第一次性行为发生时对方为“稳定对象”的比例皆最高，但是相比女性，35.4%的男性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为同事和不太熟悉的朋友，高出女性约27个百分点。这说明男性的性行为更为随意，更为开放。
　　整体来看，在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婚前性行为的普遍程度高于女性。和异性发生过性行为的男性比例更高，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的年龄更早，性伙伴数量更多。更多男性认为，“凭感觉”或“双方同意”即可发生性行为，更多男性第一次性行为的对象为同事和不太熟悉的朋友。由此可以判断，男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更加开放，随意性更强，因而其性行为表现得更加活跃，更加主动。相比之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较为保守和谨慎，因而其性行为活跃度较低。 　　因此，上述分析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性脚本相对男性来说，较为被动和保守。
　　（二） 与他人的联系
　　根据表3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与家人及工友联系的紧密程度是影响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的重要变量。相对于“很少与他人联系”的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与工友联系越紧密的，支持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更高（OR=1.591，p<0.05），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生性行为”的问题上，选择保守态度的可能性更小（OR=0.741，p<0.05），因此与工友联系越紧密，其性脚本也越为开放。相反，相对于“很少与他人联系”的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与家人联系更多的人，“在意”恋爱对象之前有过性行为的可能性会增加（RRR=1.336，p<0.1）;同时，与母亲关系愈亲近，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生性行为”的问题上，态度会愈谨慎（OR=0.788，p<0.1），因而与家人联系更紧密的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其性脚本相对更为保守。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男性、女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之间的差异。调查数据显示，和男性相比，女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与家人的联系更多，关系更亲近，也更愿意就感情问题和家人商量。
　　在回答“平时和谁联系较多”时， 选择“家人”的女性为80%，比男性高将近20个百分点。有12.2%的男性平时很少跟人联系，而很少跟人联系的女性为8%。此外，14%的女性进城务工的理由之一是“和父母亲戚一起出来”，而男性仅为2.8%。这说明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女性身边家人和亲戚更多，和家人的联系更频繁，其行为也更容易受到家人的指导和约束。
　　关于和母亲的关系，与男性相比，女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与母亲的关系更为亲近。调查发现，与母亲关系“很疏远”和“比较疏远”的女性为5.0%、男性为6.7%;与母亲关系“一般”的女性为15.2%、男性为18.7%;与母亲关系“较亲近”和“很亲近”的女性为76.8%、男性为68.7%。
　　在回答“择偶时会与谁商量”的问题时，女性表现得更愿意和家人商量。选择与父母、兄妹及同学或朋友商量的女性依次为71.1%、35.9%和32.9%，而男性依次为50.2%、23.1%和21.2%。同时，高达43.1%的男性表示择偶时“自己决定，无须商量”，而表示“无须商量”的女性只有16%。也就是说，择偶过程中女性更依赖由初级关系构建的社会网络。
　　与家人的更多亲近和更频繁联系，不仅给予年轻的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以温暖与情感支持，而且给予流动中的他们一种行为的指导甚至监督。这种初级关系因此构建出制约女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性行为的社会力量，并成为使其性脚本呈现出相对保守和被动特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三） 网络
　　同时，表3的回归分析还表明，在“获得性知识的途径”方面，不同的信息获得途径对于个体性脚本的开放程度具有不同的影响。数据显示，网络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的主要变量，将“网络”作为获取性知识主要渠道的个体，对于婚前性行为持认同态度的可能性会更高（OR=1.294，p<0.1），其性脚本也更为开放。
　　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宏观结构。在智能手机还未出现，互联网尚未被普通公众广泛了解及普遍使用之前，信息主要是以传统渠道为载体进行传播。譬如，刘佛军和张硕勋2000年对大学生性知识来源的调查发现，“报刊杂志”“医学专用书籍”和“同性朋友”是大学生性知识获得的主要渠道。①而李玲等于2015年在对广东省大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其性知识的来源渠道依次为：互联网、学校教育、电视广播、同学朋友和书籍报纸等。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曾经作为性知识主要来源的传统媒体“报纸”和“书籍”已在排序中靠后，互联网等新媒体已经作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影响人们对信息的了解和获取。
　　笔者调查发现，性脚本相对更为开放的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性知识的途径也以网络为主。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性知识的途径，男性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 网络（61.7%）、电影电视（41.8%）、书籍（31%）和同学或朋友（28.5%）。女性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电影电视（32.9%）、网络（29.9%）、书籍（29.7%）、同学或朋友（22.4%）。可以看出，利用网络获取性知识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
　　作为一种强大的新媒体，越来越多的人在互联网中搜索有关性的信息、讨论有关性的话题和进行有关性的活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对14～61岁的中国总人口进行的两次隨机抽样调查发现，在所有上过网的人中，仅仅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之内，看过各式各样直接描绘男女性交细节图像资料（视频、照片等）的网民在2006年就有51.7%，到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65.8%。此外，有54.8%的网民在网上看过直接描写性生活的文章，曾主动在网上搜索关于性生活的文字、图片、视频的网民为25.9%。③
　　暴露于充斥着性内容的媒体中会影响观者的态度、观念和行为，并在青少年中引发对性交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性行为。当男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在网吧消磨大量闲暇时间（62.1%的男性选择在闲暇时间去网吧，而女性只有7.2%），在网络中接触各种关于性的文字和图像时，他们就进入了一个充斥着复杂性信息的媒体环境，而这种环境则成为其开放、活跃的性脚本形成的重要场域。
　　因此，通过上述关于“与他人的联系”和“网络”的分析，论文可以验证假设1“与家庭联系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相对比较保守，而与同辈群体或大众传媒保持更多联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相对更为开放”。
　　（四） 年龄和收入
　　表3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年龄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的重要因素。年纪愈小，性脚本愈开放，具体表现在愈能理解和赞成婚前性行为，并对恋爱对象之前是否有过性行为更不在意。此外，收入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3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收入越高的人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越开放。 　　五、 总结与讨论
　　综上，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呈现出多元性：对约三分之一的人来说，性是婚姻关系确定之后的一种契约行为;对大约六分之一的人来说，婚前性行为是一种相爱状态下的自然表达;对另外接近一半的人来说，性可能更多意味着生理的兴奋和感官上的愉悦，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发生，这是新生代农民工中持有人数最多的脚本。
　　通过回归分析，本文确定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性脚本的主要变量：性别、经常联系人、与母亲关系、获得性知識的途径以及年龄和收入，并验证了假设1“与家庭联系较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相对比较保守，而与同辈群体或大众传媒保持更多联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相对更为开放”和假设2“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性脚本相对于男性来说较为被动和保守”，但是未能验证假设3“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被普遍接受的性脚本主张性行为应该与爱情相联系”。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一种相爱状态下的自然表达，也是他们用来指导自己性行为的脚本，但近一半的人的性脚本表现为性行为与爱情相分离，认为只要“有感觉、随缘”，就可以发生性行为。这表明了在当前城市化、现代化和个体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开放的性文化特质，因为文化决定了什么是性、如何定义性情境，以及如何做出反应。正如潘绥铭教授所指出的，21世纪初中国已完成了性革命，而“多伴侣”发生率的迅速上升和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的不断增多及对其的日益宽容是这场革命的根本标志。①
　　此外，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性脚本，呈现出如下张力：
　　第一，在个体层面的内在脚本建构过程中，对自己和恋爱对象的要求不一致。一方面，如表2所示，在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中，88.6%的人对婚前性行为持不反对态度（对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意”恋爱对象之前有过性行为的人高达48.9%（对恋爱对象的要求）。这反映了个体在性脚本的建构过程中，对自己和恋爱对象要求的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存在的原因以及其是否会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婚姻家庭生活的潜在风险，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第二，文化脚本、人际脚本的开放与家庭、社区约束的缺失以及性知识匮乏间的矛盾。和城市青年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乡城流动过程中，一方面脱域于原来的地域社会，脱域于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也没有形成新的紧密关系的嵌入，这使得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成为城市社会游离化的原子化个体。①这种无根和漂泊的状态作为宏观结构，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性社会化和性脚本建构的过程中，缺乏家庭和社区的约束及监督，加之性知识的匮乏（24.8%的调查对象对避孕方法没有任何了解;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停经”是怀孕的最重要表现;进行性行为时偶尔会采取避孕措施和不采取措施的人加起来几乎占有性行为者的一半），可能使其性脚本的建构出现迷茫、混乱甚至动荡，进而产生性行为的紊乱和无序并造成伤害性后果（如本文调查发现，不少女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中存在流产等现象）。
　　当数以千万计的年轻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家庭、走出乡村社区，进入城市中以后，在寻找工作机会的过程中，他们也会使自己暴露于各种风险尤其是性的风险中。如何给予他们持续有效的性安全和性伦理性道德教育，帮助他们性社会化过程和性脚本建构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在面临家庭、乡村社区这两个重要的性社会化主体缺失的情况下，流动人口所在的工厂、街道及其相关的组织（如妇联、计生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应该行动起来，代替家庭和乡村社区，发挥其在未婚流动人口性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2011年启动的深圳“阳光女工”服务项目、创建于2004年的“深圳外来女工流动学校 ”以及2003年在北京创立的“青苹果之家”等，数年来通过各种形式，在流动人口的性健康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但是，因为工人高度的流动性及数量的庞大性，所以总体来看，相关的工作和服务仍然非常欠缺，因而在未婚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非常需要更多的组织参与这个工作，并把对流动人口性健康方面的教育长效化、制度化。
　　第二，性健康教育过程中应该把安全性行为教育与性伦理、性道德教育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在性教育过程中，单纯重视传授性科学知识和避孕方法的实践表明，这种以“安全性行为”为主的教育并不能有效降低少女怀孕和性病传播的比率。因此，进入90年代之后，美国开始对青少年进行以人格教育为基础的“性纯洁教育”，它把性教育与培养健全人格相结合，提出必须把性和爱作为受道德约束的责任和终身承诺来对待，在青少年性社会化和性脚本建构过程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责任编辑：徐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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