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沿海发达城市市民的媒介选择” 研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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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深度普及，一个崭新的虚拟与现实相互交融的社会正向我们洞开。作为一种典型的“泛媒介”，互联网具备整合各种媒体特质并提供全向度沟通环境的能力，出自技术基因的本能，它似乎在催生和创造一个去中心的、平等的信息空间。但也正因如此，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相继出现了，并且，它在公众意见模式、文化与社会观念模式、社会管理模式以及经济模式等方面都催生着重大的革命。作为网络传播学术而言，最为重要的研究母题是：中国的网络用户处在何种虚拟生存状态下？他们的媒介选择偏好如何形成并对社会生活有何影响？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于2009年7月―11月在天津、上海、广州三地展开了《新媒体与沿海发达城市市民的媒介选择》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核心问题有：1、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市民的新媒体使用现状如何；2、促发市民使用新媒体的内在动机和宏观社会机制是什么；3、市民的新媒体使用，对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产生了何种影响。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新媒体”尚无公认和统一的界定，因此，课题组从“数字化”和“交互性”这两个新媒体所共有的基本特征出发，将调查的范围集中在互联网和手机这两种日常使用最为广泛的媒体之上。由此出发，调查问卷囊括了互联网基本使用情况、电子商务与网上交易、网络政治、网络文化、网络人际交往和手机使用情况这六大部分（以及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重点选择了沿海“三大经济圈”的代表性城市，对这些城市居民中的互联网和手机使用者进行了大样本电话调查。我国的三大经济圈包括以上海为中心、由周边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城市群构成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及以北京、天津、唐山、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等城市构成的环渤海（京津唐）城市经济圈。从地理意义上来说，这三大经济圈均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纵跨我国南北海岸线，辐射了几乎所有的沿海城市，这与课题组需要界定的“沿海发达城市”这一概念中的“沿海”和“发达”恰相吻合。因此，我们将沿海城市以经济圈为单位划分为三个群体，并从这三个整群中抽取合适的城市样本（天津、广州、上海）作为调查对象。 　　课题组使用电话号码本对三城市进行了抽样。具体抽样方法如下：1、从上述三大城市的黄页电话号码簿中获得各城市居委会、派出所的电话局号；2、按照各城市电话号码位数（n）与电话局号位数（m）之差（n-m），由计算机生成0-10n-m之间的随机数，最后由局号×10m+随机数即组成电话号码样本；3、实际拨打的电话号码由电话调查系统从号码样本中随机抽取获得。在正式调查开始前，课题组召开了访员会议，对访员进行了访问技巧、时间控制、疑难问题解决等方面的集中培训。2009年11月6-8日，课题组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电话调查中心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电话调查，由专业的CATI（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系统进行访问。考虑到居民上班所可能造成的样本偏差，课题组选择的调查时间分别为周五（11月6日）晚上、周六（11月7日）和周日（11日8日）全天，以确保能够顺利地接触到各个年龄段的居民样本。调查在天津、上海和广州三个沿海发达城市共成功访问了936户家庭，调查结束后，课题组成员于2009年11月9日对所有样本进行了审核，及时修正了填答错误，并剔除了无效样本。通过数据的系统处理和分析，课题组对这三大城市的新媒体使用情况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首先，从网民结构来看，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研究报告作比照，本次调查的三个沿海发达城市的网民在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以及收入结构上与全国的总体结构基本保持一致：男性网民要多于女性网民；年龄在19-34岁的网民占到了全部网民的一半以上；高中、大专和本科学历的人构成了网民的主体；月收入为1000-3000元的网民所占比重最高。但是，沿海发达城市的网民在职业结构上也体现出一些特性：1、CNNIC报告显示学生为上网主体，但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使用互联网人数比重最大的是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其次是学生，再次是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和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科教文卫工作者。这四种职业的人在网民中所占的比重高于其他职业的人群；2、CNNIC报告显示无业人员、农民群体等网民的比重为9.8%，有小幅增长，认为此种情况表明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开始使用互联网。但在本次调查中，下岗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仅为1.9%。 　　其次，从互联网使用的基本情况来看，沿海发达城市网民具有一些鲜明的特征：1、使用时间较长；2、互联网的信息获取功能和社会交往功能凸显，并且网络交易行为很活跃。具体来说，网民们经常使用的互联网功能依次为看新闻、聊天和使用搜索引擎，而网络交易的比重也很大，仅次于搜索引擎。 　　第三，从网民的网上交易使用偏好与电子商务环境认知来看，总体而言，网上交易在沿海发达城市的网民群体中的接受度一般，但网民对网络交易的安全性、便捷性都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在网上交易的使用层面上，三项最受欢迎的功能依次为网上购物、网上银行和网上理财。其特点可概括为：1、网上购物、售物是青年群体和网虫的宠儿；2、网上银行的使用者体现出年轻化和高学历的特征；3、网上理财是财富中坚群体的虚拟游戏；4、网上支付的普及率尚不乐观。在电子商务环境认知的层面上，网民们对安全、操作方便以及交易便捷的评价不太一致。其中，网络交易的操作方便和交易便捷均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但对交易风险存在一定的担忧。这说明网络商务的潜力很大，但亟需应对交易的安全性问题。 　　第四，对网络政治的探讨，从认知、心理和行为三个层面展开。1、在认知层面上，课题组关注的是――政治信息如何广为人知。数据显示，在政治信息的告知方面，电视优势地位尚在，网络崛起，报纸稍显势微；在政治信息的主动获取方面，网络超越电视成为首选媒体。这说明，在沿海发达城市中，对网民群体而言，网络的影响力日益提升，超越了传统媒体，与此同时他们也明显地疏离了传统媒体，但这种疏离是以报纸为主要对象的，电视仍然处于重要地位；2、在心理层面上，课题组考察了网民对政治信息的信任问题。结果表明，沿海发达城市网民对政府和主流媒体发布的政治信息的信任度较低，而明确表示对官方的、民间的和境外的政治信息全不相信的人数也比较多。可见，这部分群体对主流政治信息表示出了“信任折扣”的态度；3、在行为层面上，网络参与成为了研究的焦点。课题组着重研究了网络参与的非制度性层面。数据显示，沿海发达城市网民对政治事件的高关注度与低网络参与度形成鲜明对比，网民们对政治的冷漠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对政治信息的冷漠，而是对政治参与的冷漠。 　　第五，从网民对网络流行文化的感知和态度来看，网络红人、网络流行语和网络恶搞这三种典型的网络流行文化形式均得到了较为负面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以露丑、揭私、反常为主要炒作手段成名，并与商业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网络红人，网民总体上抱着反感和批判的态度；网民们对网络流行语的态度则较为分裂，此种情况既反映了网络词汇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也体现了网民自身语言观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与网络流行语的分裂化认知不同，网民对网络恶搞持更明显的否定和批判态度。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高学历网民群体比低学历网民群体更倾向于认同网络恶搞，在他们眼中，网络恶搞并不是扩大了庸俗和低级的价值观，而是通过调侃和贬低假、恶、丑，使正面的价值观得到逆向的凸显。　　第六，从网络社区交往来看，网民在虚拟社区中的行为和感知是研究焦点，细化为三个问题：一是网络社区参与，二是网络社区中的群体认同感，三是网络社区归属感。研究表明，1、网络社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浅层参与”行为，参与者并不寻求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更不是为了寻找一个长期栖身之所；2、网络社区人际关系呈松散性，是一种“弱连带关系”。网络社区聚合度远小于传统社区，其成员很难形成归属感。在这里，人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交流，更多的只是一种即时性的情绪排遣，或是知识的获取与共享，即使有些人是出于社交的目的，在这里更多的也只是建立一种弱连带关系，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社区中的“守望相助”相提并论。 　　最后，从手机使用情况来看，课题组考察的要点是人际交往中手机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并以手机短信为重心。研究表明，其一，在人际交往层面上，手机维持了沿海市民传统社会网络中的亲情强关系；同时，也将原有的“同事或同学”弱关系提升到较强的层面。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手机传播并未带来达到激荡的程度。其二，手机短信的使用特点有：1、手机短信以通讯工具的身份介入了人们日常的工作环境中，但其功能往往体现为对电话通讯的补偿作用，它无法代替传统的语音传播；2、虽然手机短信介入了工作场域，但这种介入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3、市民们对手机短信的认同和偏好并不高；4、手机短信的书写文化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 　　新媒体使用之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光是概貌就已瞬息万变难以把握。本次调查为横断面上的基础性研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角度取其要者，尝试着对沿海发达城市网民的新媒体使用现状进行描述和归纳，这无疑具有基础性的讨论价值。但我们并未止步于此，得出上述研究结论之后，有关新媒体使用的若干重要议题均已凸显，这些议题都将在课题组的系列论文中进行探讨。如网络政治参与问题，人们试图从互联网中寻找治愈公民“政治冷漠”的良药或提升抗争政治水平的利器，现实却揭示出了网民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冷漠。这种冷漠意味着什么？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因素又有哪些？又如网络人际交往问题，网民对网络社区的浅层参与以及相应的“弱连带关系”均表明了网络社区的弱影响，那么，这种弱影响能够揭示虚拟社区与现实人际交往的何种关系，这种关系又能反映出中国人交往行为的何种特征。对上述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课题组的系列论文作深入解析。这组论文将分别从互联网的政治、文化和人际交往层面以及手机使用这四个角度切入，进一步研究沿海发达城市网民使用新媒体的内在动机和宏观社会机制，希望学界同仁能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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