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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流快递行业安全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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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网购、电商携手物流快递服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提供个性化的高端服务。在物流快递技术“高速奔跑”的同时,也伴随着行业的多种安全隐患,既包括各种治安风险,也包括安全事故。反思我国物流快递业监管和日常运营情况,既有政府各部门各自为政、“多方都管、多方不管”的监管体系方面的外部原因,也有企业自身在运营、管理、自我监督方面的内部原因。从社会控制理论角度出发,需要理顺重构原有的“正式控制”体系、完善结点式监管体系、建立危险物品专门监管体系、设立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提升从业人员队伍素养,提升社区综合效能水平。
   关键词:物流快递业;安全监管;社会控制
   中图分类号:F259.2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2月18日
   “云购物”、“一日达”、“个性化服务”等服务理念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新特征,除了对互联网技术和提供生产服务的企业有着更高的要求以外,物流快递业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阶段。没有物流快递业的支持,这些理念都只是纸上谈兵。电商、网购、外卖等行业服务像潮水般普及,物流快递行业水涨船高,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高速发展的背后,其安全问题也在日益显现,物流快递业在人们生活中越重要,那么发生安全事件后对日常生活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物流快递行业的安全问题,带给人们的威胁不仅仅只是一两个快递,而可能会传导至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着眼于对物流快递行业安全风险的整体把控,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我国物流快递安全监管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措施。
   一、物流安全监管与社会控制理论
   “物流”一词源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借鉴日语翻译,引入了中国。“物流”一词虽是舶来品,但物流活动却历史悠久,即货物流通。纵观历史,物流的发展反映出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交通水平、经济运行制度、生活理念与发展理念。过去货物流通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由政府和少数资本家控制,对象和场景都相对单一,而现代化的物流活动借助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维、物联网技术和现代个性化的“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伴随着电商经济、“指尖经济”、“共享经济”的壮大,不但成为了这些新经济模式中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更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量的比重。然而,风险总是与发展并存,从近些年出现的物流安全事件可以看出,行业的高速发展已经对现存的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构建适合我国物流特色的监管体系迫在眉睫。
   物流安全监管源于对物流安全的需要,现有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安全本身和怎样实现安全等方面,而缺乏对“监管”的应有重视,造成物流安全管理的职责混乱,强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流安全监管体系至关重要。社会控制最早是由社会学家E·A·罗斯提出的,并提出了正式和非正式控制、积极和消极控制、硬性和软性控制等等;互动学派认为通过把自我引导至相互活动的层面以获取反应意识来限制和塑造自我;犯罪学家赫拉维斯·赫斯认为通过加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以加强社会控制;后结构主义认为加强规训技术和“自我控制”技术。因此,根据社会控制理论,现代化的物流安全监管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单纯事后惩戒性已经不合时宜了。(2)安全监管的控制焦点必须从关注物流越轨行为到整个物流参与主体和物流环境。(3)物流安全监管网络应实现“去中心化”。(4)比起规范化,更加注重风险计算和风险管理。(5)减少问题因素而不是革除和改造问题因素。换句话说,以上原则更加强调风险预防,更加重视多元监管,更加重视非正式控制,其本质在于利用一切积极因素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果,这也是福柯所说的“治理的艺术性”。
   二、我国物流快递行业安全风险及成因
   (一)当前物流行业存在的安全风险
   1、危险物品寄递的风险。货物流通的对象从大宗货物到快递小件不等,物流快递快速、便捷、高效、即时的特点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助推产业升级,也使得危险物品寄递产生了风险,这包括危险物品案件和危险物品事故。人物分离是物流快递的特点之一,这使得不法分子借助货物运输毒品、管制物品、危险化学物品等违禁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既使其违法犯罪行为降低了被发现的风险,又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新的犯罪途径,诸如网络贩卖毒品、网络贩卖武器枪支、“快递炸弹”等。随着行业发展,许多制度执行不力、相关制度缺失产生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山东“夺命快递”事件充分暴露了制度“空文化”和监管漏洞。
   2、越轨行为滋生的风险。物流快递运送货物、快件数量庞大,对安全管理有着较高的要求。物流快遞不同层级的网点分为转运中心、分拨中心和大量的配送点,前两者负责运输方式对接、集装箱式中转、加工和理货等,具有较为完备的安全管理制度和防护措施。而配送点才是物流快递活动的“最后一公里”,许多配送点场所简陋,设施陈旧,很多服务网点地处人员密集复杂区域,社会治安不好,加上管理人员不足且素质不高,缺乏安全意识,疏于防范,容易造成物品被盗,甚至是物流快递递送人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职务便利监守自盗,替换包裹货物。其次,快递员暴力犯罪也时有发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面对快递员了如指掌式违法犯罪行为,极大地增加了收货人的可侵害性。
   3、信息隐私泄露的风险。信息意味着价值,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意味着财富,物流快递行业伴随着电商、电子金融等行业的发展呈现出海量信息集中的态势,数据的“爆炸”使得个人信息成为许多不法分子发财致富的“源泉”。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网购和物流快递是记录个人信息最详细的活动,也是更新最即时的和最全面的,可以说掌握了网购和物流信息就能掌握个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微信、身份证号、行踪轨迹,甚至能够通过深层次的数据挖掘进一步地获取个人银行卡信息、关系网络以及个人爱好生活习惯和价值偏向,这种程度的信息获取提高了不法分子实施各种诈骗的针对性和成功率,让受害人防不胜防。一方面,许多网络黑客利用物流快递公司的企业漏洞通过技术手段盗取大量信息,再通过多级销售网络转手牟利;另一方面,还存在快递员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将自己掌握的顾客信息非法兜售的现象。同时,许多人自身的安全意识不强,随意扔、丢快递盒,使用不安全的手段处理物流快递运单,这些都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致使个人信息的泄露成为了电信诈骗、“保健品诈骗”、垃圾短信骚扰等各类违法犯罪的“上游犯罪”。    4、治安灾害诱发的风险。物流快递业的治安事故风险可能发生在物品运输到发放的各个环节,而营业公司本着最大化盈利的目的,对许多行业方面的规定和法律法规视若无睹。一方面,在货物运输的途中,从事物流快递运输的车辆超载和超速现象很常见,因此物流快递车在高速上交通事故频发。另一方面,物流快递的存放具有量大、集中的特点,包装材料具有易燃性,再加上许多配送点设备简陋、房屋消防设备不足、环境卫生不到位、配送员防火意识薄弱,发生火灾后很容易导致大面积的损失。
   (二)我国物流快递安全风险成因分析
   1、物流快递行业的监管缺位。我国的物流快递行业不同环节归属不同的部门监管,包括交通运输部门、公安部门、公路部门、民航部门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之间的监管规定又各不相同,信息互不共享,使得监管体系不具有凝聚力,监管权力过于分散,难以形成规模化、一体化的监管效能,“多方监管、多方不管”,无法实现统一领导、协同监管。另外,传统的监管格局已经不适应现阶段扁平化的经济模式,我国的物流快递业监管主体主要以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为主,缺乏监管的社会化力量,没有利用好企业自身应有的“自我监督”责任以及调动行业协会、用户顾客的监管积极性,没有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党委政府领导,各方齐抓共管”的格局。
   2、危险物品专门管理的意识缺失。物流快递安全中的危险物品是指在运输包裹中的违法违规夹带的危险物品,包括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爆炸物品、压缩和液化气体及其容器、易燃物品、氧化剂和过氧化物、毒性物质、生化制品、生化性及感染性物质、放射性物质和腐蚀性物质等。危险物品的运输、储存与投送都因其危险性,需要专门手段加以操作。而从业人员和寄收方似乎都没有足够的重视,仍然将其与普通货物置于相同的运输渠道。正是因为缺乏专门的危险物品物流寄递渠道,只能通过普通渠道寄送,而容易发生事故,也容易让违法犯罪行为得逞。
   3、物流快递运营场所的“破窗效应”。全景控制和环境理论是社会控制理论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它更加注重对越轨行为和治安灾害的环境控制,强调改变诱发案事件的“致灾环境”来减少这一切的发生,最著名的就是“破窗效应”。许多物流快递的配送点设置在城郊、城乡结合部的老旧居民区和旧街道,以及一些简易工棚内,这些地区往来人员复杂,外来人员多,社区凝聚度不高,相关治安防范设施不到位,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多发。再加上配送点工作人员数量少,防范意识不够,大量的快递往往会成为不法分子的下手目标,这就是“越轨环境”产生“越轨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的品格”产生的效果大于“行为人的品格”,经常发生案件的社区环境就像“破碎的窗户”一样,瓦解了社区“综合效能水平”,减弱了非正式控制机制,增加了越轨行为的诱因。
   4、物流快递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意识缺失。物流快递业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是发生案事件的原因之一,由于物流快递业以服务为主,从业者主要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驾驶技能和智能设备使用技术等等,招录的人员学历偏低、法律意识淡薄、工资待遇低,因此容易产生越轨心理。根据资料显示,浙江南湖一小伙因为卖家经常丢件而自己赔偿,前后相加赔偿了五六千元,本来就不高的工资让他心生报复,走上了偷包裹的犯罪道路。与此同时,除了能力素质、待遇以及快件丢失赔偿制度的不合理之外,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也是越轨行为的诱因之一。
   三、我国物流行业监管对策
   米歇尔·福柯认为,社会控制包括惩戒、全景监视、自我控制等手段,他继承了后结构主义对权力去中心化、网状化特征的认知。路易斯·阿尔素瑟认为,日常的控制需要更为精巧、渗透性的和有效性的机制,教育制度和福利制度中嵌入了这些机制。因此,在物流安全监管中,要更注重结点式监管、危险物品专门体系、多元化的监管手段、从业人员的自我完善机制和提升综合效能水平。
   (一)完善去结点式的物流行业监管体系
   1、理顺、重构“正式控制”监管体系。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正式组织在社会控制中依然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它依靠着国家强制力和明确、严谨的法律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要解决理顺“九龙治水”的困境、理顺监管体系,首先必须明确物流快递的政府主管部门(国家邮政局)的主导地位,由主管部门联合交通、邮政等部门进行监管,对违法违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建立邮政案事件查处专门组织,整合各执法力量,优化监管资源结构,实现信息共享,明确职责范围和监管范围,实现一事一案一查到底。
   2、形成结点式监管体系。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非正式控制的重要作用。结点式的监管体系意味着扁平化、多元化,改变以往单纯由一个到两个正式性组织进行监管,忽视多方力量,监管效能低、成本高的局面。社会控制理论经过长期的发展,其控制对象由单纯的越轨行为转变为环境品格;后结构主义认为权力并非仅仅来源于政府,而是更似于网状物、巢状物,权力中心分布于社会网上的各个关键节点,政府在社会控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已发生了改变。例如,要大力发展行业协会的行业监管职能,构建政府相关部门与物流快递企业的沟通交流平台,通过设立行业标准、行业协会监督、制定行业规章制度、鼓励企业参与行业内自治等方式调动行业协会的监管积极性,营造良性的行业氛围。其次,创新发展社会民间组织化监管模式,利用移动联网技术实现快递用户组织化监管,创新企业APP的监督板块,发挥用户数量多、分布广、监管力度大的优势,给用户参与监督提供可操作化的平台。
   提升物流快递业的监管效能,首先必须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监管体系。通过理顺“正式控制”监管体系,确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构建結点式的监管网络,充分发挥多方力量,实现多点共治。
   (二)设立危险物品专业化运输体系。设立危险物品专业化运输体系,企业要成立专门的危险物品运输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制定高标准的危险物品运输、仓储管理规定,聘请专门人员负责管理、运输工作,设立专门储存仓库,配备专门运输车辆,提高各个环节的安全防护等级。首先,强化企业内部的危险物品监督职能,树立危险物品的高危意识,使危险物品专业化检查、核查、检视制度落实到件;其次,利用结点式社会控制网络实施监管,在外观标识、信息记录等各环节使用专门标识,引起监管主体的高度重视;最后,对违法违规犯罪行为,政府执法部门应给予严厉的处罚。    (三)根据企业行为等级,建立差异化监管手段。差异化监管是结点式监管体系在纵向维度上的体现,在“正式性控制”上:一方面为调动企业生产和自我监督的积极性、营造宽松的市场氛围,对经营状况一贯良好、信用评级高、社会效应好并且有完善和成熟的内部监督机制的企业放宽政府部门的监管,减少直接监督,给予自我监督的空间,但不得放松政府对企业自我监督部门的监督,防止出现“灯下黑”;另一方面对于没有自我监督能力和自我监督机制或经常出现安全事故的企业需要采取全面和直接的监督。
   (四)加强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1、提高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和工资待遇。提高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可以设置差异化的职位,重视管理岗的作用。每个物流快递配送点或服务点需要一名高素质、高学历的管理人员,主持全面的接受、分拨、配送、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岗位,起到协调全局的作用,辅之以若干名普通的快递配送员从事具体的执行工作。针对管理员和普通员工可以制定不同级别物流快递人员从业能力考试,取得相应的证书后方可从事该项工作。建立差异化的工资待遇制度,不但要提高每个从业人员的积极性,还要给予应有的物质保障,完善快件丢失赔偿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防止内部人员监守自盗。
   2、加强从业人员岗位培训。重视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根据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需求,希望在工作中能提升自己,这样既可以增强技术能力,还会提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从而保障安全。培训中還要重视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根据福柯的观点,社会控制水平的提高在于发挥“治理的艺术性”,强调由控制行为到控制思想。强化职业道德素养,从根源上消除内部违法违规行为。
   (五)提升社区综合效能水平。根据环境控制论,提高环境品格效果大于行为人品格,提升社区的综合效能水平主要通过强化物理环境和鼓励人们日益融入环境之中。强化物理环境,需要优化物流快递储存、配送场所的选址,优先选择具有全景场域监视的道路节点;改善房屋结构,提升人们的安全感,打消具有“破窗”效应的心理暗示;提高安全意识,加装防盗、防护设施,配备仓库自动报警装置。鼓励群众融入环境,需要根据社区情况,建立志愿者巡逻队,强化安全宣传日常化,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强化社区安全、和谐、互助形象,形成良好的社区风气,以降低犯罪环境品格。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延东.回应性监管视野下的国际物流安全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2).
  [2]典帅.我国快递业安全管控研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7.
  [3]吴祺.快递业危险物品的治安防控对策研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7.
  [4]马丁·因尼斯.解读社会控制——越轨行为、犯罪与社会秩序[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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