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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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江珂 吴磊
【摘要】 本文针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这一主题，在对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目前文献的不足之处进行评述，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环境规制 技术创新 影响
技术创新是一国长期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污染日益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各国政府把加强环境规制作为一个主要的规制领域。各国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十分关注技术进步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技术创新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又在维持生产率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各种环境规制政策也会影响新技术的形成及扩散。因此，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关注。
部分研究者认为，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占用企业的创新资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而以波特为代表的研究者则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分析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竞争力，但在长期意义上，由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压力，企业会进行环境投资改造，以及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从而获得经济和环保的双赢，这一结论被称为“波特假说”。我们发现，如果环保只是作为企业被动应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权益之计，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企业的环保措施只会带来成本的增加，不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提升。但是，如果企业将环保与长期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行为相整合，主动加速环保设备、环保技术和绿色产品的更新和升级，转变旧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制定恰当的环境战略，展开相应的技术创新。总之，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需要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一主题，将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类和梳理，并对目前文献的不足之处进行评述，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国外的研究
1、理论研究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类观点是环境规制制约企业技术创新，简称“制约假说”，根植于外部性理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企业给其他企业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市场无法自动解决，需引入政府的适当干预，即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企业加征一个适当的“税”，实质上是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将社会成本企业化。从企业角度看，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实现社会收益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增加生产成本，影响竞争力和收益。另一类与“制约假说”相对的观点是“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有利于技术创新。许多研究尝试从理论上证明“波特假说”，在早期，Milliman和Prinee（1989）、Bradford和Simpson（1996）、Palmer（1997）等在这方面进行许多有益的探索，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Mohr（2002）、cambell（2003）等学者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的研究模型以机器设备的年限来衡量生产的技术水平，以污染税的变化来衡量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污染税越高代表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具有生产率效应和利润/排污效应，最终的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改进了生产率并降低了污染水平，该研究模型也是目前理论上较重要的模型之一。Mohr（2002）在Xepapadeas和De Zeeuw（1999）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假定：首先，假定使用的新技术必须是更清洁和更有效率的，且这种技术必须是市场上可获得的；其次，假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的外部性。研究表明，一种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在增加生产率的同时将有效减少污染排放，该结论与“波特假说”相一致。Ambec和Barla（2002）将博弈论用于该主题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六阶段的博弈模型，比较了没有环境规制和有环境规制两种情形下的状况，结论表明在考虑了社会福利的基础上所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预期利润和R&D产出。Greaker（2003）从受环境规制政策影响的上游市场的视角对波特假说进行证明，结论表明，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提高上游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利于增加环保创新产业的进入，降低上游企业环保创新的成本，该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了“波特假说”。
比较两种观点的前提假设，“制约假说”采用静态标准，假设资源配置、技术、消费需求是完全固定的，企业在固定的约束下选择成本最小化的资源配置行为。“波特假说”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从静态模型走向动态模型，资源配置、技术和消费需求等条件是可变的；第二，环境规制工具必须是“恰当设计的”，并能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制约假说”理论忽视了企业行为的动态化，“波特假说”认为当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将引起企业行为的改变，对“制约假说”提出挑战。
2、实证研究
对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在国外，“波特假说”的提出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有些研究认为波特假说不成立，Jaffe和Palmer(1997)运用美国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政策所引致的企业研发活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效率；Bhanagar和Cohen（1999）考察了从1983年至1992年美国制造行业的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约束下的技术研发活动的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监测活动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没有产生激励作用。Cesaroni和Arduini(2001)对欧洲的化学工业研究得出结论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Nakano(2003)通过对日本纸浆和造纸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并没有显著地推动技术进步。
另一些研究支持波特假说，Lanjouw和Mody(1996)运用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环境规制的加强可促进技术创新；Carmen.E和Robert Innes(2006)利用美国1989年至2002年间127个制造行业的数据检验了企业污染排放量和环保型技术专利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环境规制政策能激励被管制企业创新。Lanoie（2007）对欧盟约4200家工厂统计数据的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不仅可以促进一定种类的环境创新，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引发降低成本的创新。
二、国内的研究
我国学者开展此项研究较晚，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围绕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成本的同时，也会激发一些创新，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费用成本，增加收益，并通过海尔集团的技术创新案例印证了这一点。解垩（2008）运用统计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放减少使技术进步下降，治污投资增加不显著推进技术进步，排放减少使技术效率提高，增加治污投资程度很弱地减少效率。江珂（2009）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且存在区域差异。第二类围绕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创新的条件。熊鹏(2005)认为实现波特假说应强调了标准制定的合理化及执行的严格化，只有适当的环保标准和严格的执行才会激发企业创新，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若实际执行情况不佳就无法激发企业创新。江珂（2011）研究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人力资本条件，认为环境规制必须要与一定的人力资本相结合才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三类围绕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行为选择方面。许士春(2007)通过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间的关联机制，建立了企业对环境的反应函数，认为“机会追求型”企业在环境规制下会寻求创新机会，提升创新能力。
三、文献评述
上述国内外研究从理论与实证方面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但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环境规制指标较多，往往只选取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环境规制变量难以获得并且数据质量相对较弱，因此对经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未来可尝试将多种度量环境规制水平的变量综合，使用综合指标来度量环境规制水平，可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也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努力的方向。第二，检验方法多为回归分析，由于数据的局限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各类统计数据的失真肯定会对论文经验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并且理论模型的差异性，实证分析结果的可信度仍然需要推敲。第三，目前我国采用多种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主要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市场导向型的规制工具，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方向、规模等方面的影响效果存在着差异，并不是所有的环境规制政策都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目前关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效果的研究还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难以对不同政策的影响效果进行比较，特别是实证研究的难度较大，因此需要系统、深入地理解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第四，目前的文献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检验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发展中国家的文献较少，这是较大的一个研究空白，且多从全国的角度笼统分析，而较少结合具体的地区、行业特征，从地区、行业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做相应的突破。第五，案例分析不足，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案例需要挖掘和企业的积极配合以及政府的支持。
（注：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环境管制、自主创新对中国FDI资本效率影响的研究”(10YJC79028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项目“中国环境管制对FDI产业绩效的影响研究”（CUGW1002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项目“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zncjzfbsh2010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2011年科研项目“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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