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一个基于Ｈ－Ｐ滤波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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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卫国 陈 萍
摘要：本文采集了23个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数据，通过H-P滤波分解得到它们的周期性成分，计算这些周期性成分的标准差、自相关系数以及它们之间的时差相关系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特征，总结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化事实，得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典型化事实；HP滤波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3－0008－05
一、关于经济周期的一般认识
经济周期指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相近的时间长度反复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收缩、萧条和扩张。繁荣指国民经济活动达到高峰的状态，收缩指国民经济活动从高峰转向持续下降到最低点的阶段，萧条指国民经济活动降到最低点的状态，扩张指国民经济活动从萧条转向不断上升达到高峰的阶段。经济周期波动指经济活动及其经济变量在一个时期内重复出现扩张和收缩的态势，其表现为经济周期周而复始地由扩张到紧缩地不断循环运动。
引起经济活动总水平波动的因素很多，例如人口、就业、资源开发、技术产业进步、设备更新、与国际经济联系模式的改变、经济体制的变革等。由于以上因素发生作用的时间长短不同，因此由这些因素引起的经济周期持续时间也不同。例如康得季耶夫周期（50－60年）、库兹涅茨周期（20年）、朱格拉周期（9－10年），基钦周期（3－4年）等。
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化事实是在宏观时间序列经验特征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推断和检验而确认经济周期波动中普遍存在的事实。目前，被广泛认同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化事实包括三个方面：以宏观时间序列的标准差表示的波动性；以产出同其他宏观时间序列之间的时差相关系数表示的协动性以及以宏观时间序列的一阶自相关表示的粘持性。
二、方法选取和数据说明
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包含四种变动成分：长期趋势成分T、循环成分C、季节变动成分S和不规则成分I。长期趋势成分代表经济周期时间序列长期的趋势特性。循环成分是以数年为周期的一种周期性变动，它可能是一种景气变动，也可能是经济变动或其他周期变动。季节变动成分是每年重复出现的循环变动，以12个月或4个季度为周期的周期性影响，是由温度、降雨、每年中的假期和政策等因素引起的。季节成分和循环成分的区别在于季节变动是固定间距中的自我循环，而循环成分是从一个周期变动到另一个周期，间距比较长且不固定的一种周期性波动。不规则因素又称随机因子，残余变动或噪声，其变动无规则可循，这类因素是由偶然发生的事件引起的，如罢工、意外事故、地震、水灾、恶劣气候、战争、法令修改和预测误差等。
在经济周期中，季节变动成分和不规则成分往往掩盖了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变化，给研究和分析经济发展趋势和判断目前经济所处的状态带来困难。因此，需要在经济分析之前将经济时间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剔除其中的季节变动成分和不规则成分。而利用趋势分解方法可以把趋势和循环成分分离开来，从而研究经济的长期趋势变动和景气循环变动。
（一）方法选取
从时间序列中分离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方法有多种，不同方法揭示了不同方面的特性。早期研究认为，宏观时间序列中存在一种确定的线性时间变化趋势。在这种情形下，就目标序列对时间趋势项进行一次或二次线性回归，就可以分离出趋势成分，得到周期成分，通常称该方法为线性趋势分解方法。随后，由于认识到序列中可能存在结构突变，又出现了允许截距或斜率发生结构突变的分段线性趋势分解方法。以上两种方法都假定宏观时间序列趋势平稳。然而，Nelson和Plosser发现，多数宏观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的单位根性质，上述方法就失去其原有的应用基础，产生了一些新的趋势分解方法。[1]
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而言，目前主要的分解方法有结构性分解和状态性分解两种。结构性分解需要通过其他经济变量，通过变量之间的替代和影响关系，例如Okun分解和Philllips曲线关系 等，将时间序列中的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分离出来；状态性分解是通过时间序列的时间序列性质，将其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其中状态性分解还可以分为状态域分解和时频域分解等。状态域分解时直接将时间序列分解为状态空间当中的不同取值，例如卡尔曼（Kalman）滤波分解和H-P滤波分解；时频域分解是将时间序列分解为具有各种时间频率的周期成分，其分解是在频率时域当中进行的，例如常用的谱分解和Band Pass分解等。[2]
无论是时间序列的结构性分解还是状态性分解，其目的都是将原来非平稳时间序列当中的趋势性成分剔除，然后将剩余的平稳性序列当作周期波动成分，进而分析经济周期性质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启示。[3]
在众多的滤波分解方法中，H-P滤波的应用最为广泛，本文采用H-P滤波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分解，该方法的原理如下：[4]
设yt是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Tyt是其中含有的趋势成分，Cyt是其中含有的周期成分，对于时间序列yt（t＝1，2，…）中的T而言，H-P滤波是选择满足下式的趋势成分Tyt：
其中， 是趋势当中各种变化程度产生的权重， 的最优选取是： 。
其中， 和 分别是时间序列当中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标准差，本文采用的是年度时间序列数据，经常选取平滑性系数 ＝100。 使用eviews3.0对时间序列H-P滤波后，可以得到周期成分为：
（二）数据说明
本文采集了包括产出、就业、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贸易、价格、生产率和金融等方面的宏观年度数据，共23个指标。除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区间为1980－2004年外，其他指标的数据区间为1978－2004年。劳动生产率数据是根据实际GDP除以年从业人数计算得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数据根据标准的增长核算方法计算得出，其中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的取值参照张军的《增长、资本形式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来下降的长期因素》一文，分别为0.609和0.381。由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85年才开始公布，1985年以前的数据用职工生活价格指数替代。为了减少异方差和数据量纲的影响，指标的水平值取自然对数形式。而价格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价格指数）不取对数，而采用百分比形式，这样价格指数和其他指标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具有增长率意义。由于H-P滤波法需要明确序列的平稳性，因此还需要对序列进行平稳性判断，原理如下：
如果时间序列{ }的均值、方差和自协方差都不取决于时刻t，则称时间序列{ }是弱平稳的，即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特征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H-P滤波法对1978－2004年我国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序列进行分解，得到周期性成分，然后计算各个周期性成分的标准差及其与产出（GDP）的周期性成分之间的时差相关系数，以揭示变量波动性和协动性的事实特征。其中，如果K＝0列的时差相关系数为正，则说明该变量相对于产出波动为顺周期，而且系数越大，顺周期关系越强。反之为负，说明该变量相对于产出波动为反周期。如果绝对值最大的时差相关系数不在K＝0处，比如在K＝1处，则说明该宏观经济变量领先产出一年。如果在K=-1处，则说明该宏观经济变量滞后产出一年，具体结果如表1。
（一）产出方面
第二产业的波动性是0.103，大于第一产业的波动性0.086和第三产业的波动性0.087，也大于总产出的波动性0.080。各个产业产出都是同期顺周期的，第二产业产出波动与总产出波动高度相关，同期相关系数达0.979，说明要保持总体经济的稳定运行必须尽量减少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的波动，保证工业经济平稳发展。这几年，电力、钢铁、化学、石油、汽车等重化工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重化工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生产需求扩张过程长，规模大，乘数和加速数发挥作用的时间长，会出现比较大的经济波动。
（二）就业方面
三次产业的就业波动性分别为0.039、0.026和0.030，均大于总就业的波动性0.024，这说明在经济波动中跨产业劳动流动频繁，就业结构变动激烈，反应了我国兼具转型经济和二元经济的特点。总体从业人数的波动与总产出的波动是同期反周期的，系数为－0.312。从各产业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波动是同期反周期的，系数为－0.63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波动是同期顺周期的，分别为0.372和0.643。
就业波动的几个“反周期”关系的成因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第一产业隐藏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充当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的“蓄水池”。当经济扩张时，这些过剩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的就业随之减少。当经济衰退时，劳动力就从第二和第三产业流向第一产业，导致上述的反周期关系。二是随着改革的发展，服务业和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出现大量的非正规就业，这些非正规就业大多集中在第三产业，使得第三产业就业波动呈顺周期关系。[8]
（三）生产率方面
劳动生产率的波动性为0.091，略大于总产出波动性的0.080，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性与总产出的波动性相当。二者的波动与总产出的波动都是高度同期顺周期的，系数分别为0.965和0.987，说明生产率的波动可能是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四）消费、投资与财政支出方面
最终消费的波动性为0.073，略弱于总产出的波动性，与总产出的波动是高度同期顺周期的，相关系数为0.958。财政支出的波动性为0.064，弱于总产出的波动性，与总产出的波动也是同期顺周期的，系数为0.432。资本形成总额（即国内总投资，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的波动性为0.12，大于总产出的波动性，与总产出的波动也是高度同期顺周期的，系数为0.9。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性为0.139，大于总产出的波动性，与总产出波动性是顺周期的，且领先总产出一年，系数为0.833。
投资波动性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国家、地方、部门和企业等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但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国有企业常常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并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大量供给。二是我国的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资本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情况。三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存在强烈的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这些因素的存在往往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或者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者并不十分重视对投资成本、收益和未来风险的考虑，从而造成投资规模很容易地在较短时间内发生很大波动。[9]
（五）贸易方面
从国际贸易（进出口额）和国内贸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方面来考察贸易波动与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与总产出相比，国际贸易的波动性比总产出的波动性要大一点，出口额和进口额的波动性分别为：0.127和0.167，而国内贸易的波动性与总产出的波动性相当。就国际贸易而言，进口额和出口额都是同期顺周期的。出口额的波动性与总产出的波动性的相关系数为0.615，大于进口额的波动性与总产出波动性的相关系数，验证了我国经济增长依赖外需，2006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5%，使得我国经济易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经济缺乏内生性需求基础和自主性增长机制。
（六）工资和价格方面
工资总额的波动性与总产出的波动性相当，两者是高度同期顺周期的，相关系数为0.917。价格水平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波动性略高于总产出的波动性，分别为0.100和0.091，且是轻微的反周期的，系数分别为－0.08和－0.06，反映了我国更关注产出的稳定。
（七）货币供应量方面
M0、M1和M2的波动性小于总产出的波动性，分别为0.073、0.069和0.063，三者都是顺周期的。M0和M1的波动性领先于总产出1年，相关系数分别为0.665和0.649，M2的波动性和总产出的波动性是高度同期顺周期的，相关系数为0.865，说明M2的波动性和实体经济的波动性相关程度高。
四、从我国经济周期典型化事实的分析中得到的启示
从波动性、协动性和粘持性三个方面总结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化事实，可以归纳成表2，从表2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努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扩大内需的步伐
1．解决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凯恩斯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解决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状况，要从宏观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2006年我国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达0.496，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说明我国收入差距较大，而收入差距大是制约扩大消费的主要障碍之一。我国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3，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8，即每增加一块钱，高收入群体消费0.3元，低收入群体消费0.8元，因此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整个社会的不均衡消费也越大。
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还处在温饱阶段，农村中各种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农民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将被用于消费。对1978-2000年农民人均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相关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长1%，其人均消费则增长1.02%，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96。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可以提高社会的消费。[10]投资乘数效应与消费倾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高，投资乘数效应越大；相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小，投资乘数效应越小。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不仅严重地抑制了投资乘数效应的发挥，而且还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内在累积循环推进机制（即“投资－消费－引致投资－引致消费”的链式效应）的形成和作用发挥，从而抑制了扩大国内需求政策的效果。因此，如果国家财政拿出专项资金扶持农村的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等，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
2．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消费者解除后顾之忧。社会保障水平低，公共服务不到位，是导致居民储蓄倾向居高不下、消费倾向持续偏低的主要原因，也是制约扩大消费的主要障碍之一。据统计，目前，在全国7.6亿多就业劳动者中，只有1.4亿多人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在全国城乡1.4亿老年人中，只有5000万人享有退休养老金；在5.7亿多城镇人口中，只有1.2亿多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参加工伤劳动保险的劳动者不到7000万人。[11]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加快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使城乡居民解除看病养老等后顾之忧，是扩大消费必须解决的体制问题。
（二）保持三次产业间的平衡发展
1．第一产业的发展要以效益农业为重点。因地制宜，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和农、林、牧、副、渔结构。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稳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化规模经营，有效解决农产品品种改良，初加工和购销渠道拓展等问题。同时、抓好农业先进技术的开发、引进和推广工作，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技的集约型现代农业转变。
2．第二产业要以产业升级为重点。进一步调整和压缩落后的生产能力，加强相对优势行业的技术改造工作，引导和支持企业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加工工业。要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和有实力的风险投资公司，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增加投入，以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实现产品结构梯度化和高质化，增加市场需要的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
3．第三产业的发展要以提高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服务水平为重点。在继续抓好水利建设的同时，加快公路城市建设、城乡电网和经济适用房等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和推进公益性、基础性项目的产业化运营，进一步推进文化、体育等公益性事业的产业化步伐。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社保和中介服务业以及旅游业等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
总之，加强第一产业发展的基础，加快第二产业的改造和提高，加大第三产业发展的力度。在总体上推动产业纵向深化发展与升级，形成以高度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为主、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型产业结构。
（三）防止投资的过度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1．为消除政府的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规范政府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政府也不能无为而治。为避免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作用于同一经济过程而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必须对两者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进行合理的界定。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应该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才需要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政府的投资应当主要集中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涉及国家安全和具有战略性的敏感性行业和领域。因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税分流的财政体制改革和银行体制改革，硬化政府的预算约束，弱化政府投资竞争性领域的制度基础。
2．为抑制企业的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革核心是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国有企业的硬预算约束机制，使竞争性国有企业真正实现自负盈亏，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也要有硬化其预算约束的制度安排，从而弱化把经济推向过热的微观制度基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硬预算约束制度，首先需要建立硬财政制度，包括硬投资制度、硬补贴制度和硬税收制度。同时，由于垄断企业总是存在着通过提高价格而获取更高收益和投资资金的冲动，因此建立硬价格制度也是必需的。当前，由于企业用于投资扩张的资金大多来源于银行贷款，因而建立硬信贷制度应是抑制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的重要举措。
3．需要建立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具有硬预算约束的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经营目标，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必定伴随着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而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最终会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把经济推向过冷。因此，要避免经济出现过冷的状态，必须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建立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机制，建立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最低工资制度及其变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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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0] 李金美.我国当前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消费经济，2007.
[11]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扩大国内消费的十大潜力.中国经济时报.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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