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性动作筛查的研究进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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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功能性动作筛查(FMS)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理清其发展脉络与研究动态。可以认为:在FMS的有效性、一致性、准确性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但有关各类人群损伤风险临界值的确定、评分标准及与个体运动能力的相关性等研究领域仍处于停滞状态。除部分专业运动员之外,不同职业或年龄人群的评估研究数量仍偏少,而且评价缺乏相应的标准。结论:需要明确不同人群的FMS评价标准,进一步检验其损伤风险评估的临界值,重视不同人群的评价得分与训练反馈信息,为完善与推广FMS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功能性动作筛查;损伤筛查;损伤风险;评价标准
中图分类号:G 808.1 学科代码:040303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on 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 (FMS) were sorted out to clarify it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ren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validity, consistency and accuracy of FMS, but the research fields of determining the critical value of injury risk, scoring criteria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individual sports ability are still stagnant. In addition, besides some professional athletes, there are still few studies on the evaluation of people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or age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FMS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suitable population, further test the critical value of damage risk assessmen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evaluation scores and training feedback information of different population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and promot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FMS.
Keywords:FMS; injury screen; injury risk; evaluation criteria
功能性動作筛查(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简称FMS)是一种评估人体动作质量的工具,由7个基础动作模式、3个排除性测试构成;通过筛查疼痛检测动作缺陷、不对称和不平衡的身体情况[1]84。它由美国矫形专家Gray Cook和训练专家Lee Burton等发明于20世纪90年代,且随物理治疗行业的发展和体能训练领域的探索而逐步完善起来[2]。FMS经近20年的应用实践,在体能训练、运动康复等方面作用都十分明显;但各方面争议也从未间断,主要存在于是否能够有效预测损伤、评估得分与运动能力一致性、合理的损伤风险临界值等方面。本文旨在通过梳理FMS的相关应用研究,对现存不足和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评述,分析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1 文献的筛选
首先,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万方数据库资源系统》收集有关FMS的文献,检索时间追溯到2013年6月[3],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19日;检索与功能性动作筛查相关的主题词,例如“功能性动作筛查”和“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来源期刊设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或南大C刊(CSSCI),一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28篇。将以上文献纳入NoteExpress软件进行计量并去除重复题录,且通过题名、摘要、关键词的阅读,剔除相关性较弱文献,将34篇研究纳入中文有效文献条目中进行梳理分析。其次,英文文献来源于web of science、Elsevier和EBSCOhost数据库;检索式定义为:TI=(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检索年份限定为:1990—2019年;检索日期为2019年5月19日;语言限定为英语;文献类型限定为论文,共检索到129篇相关文献。将以上文献纳入NoteExpress软件进行计量并去除重复题录,且通过题名、摘要、关键词的阅读,剔除相关性较弱的文献,将73篇文献纳入英文有效文献条目进行梳理分析。
文献检索年限跨度说明:FMS的概念于1997年首次提出,其理论在2001年以学术著作的形式正式出版,进入21世纪之后被广泛应用在体育、消防、军队、大众健身等领域。而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后,中国有学者借鉴了国外运动训练理论,于2010年编译出版了《竞技训练前沿理论与实践创新丛书》[1]42,其中就包含Gray Cook著的《动作:功能动作训练体系》[4],这意味着FMS在我国的应用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开始;2011年2篇相关研究在国内期刊上发表[5-6],2013年中文核心期刊中出现了以此为主题的研究[3]。因此,将中文检索年限设定为2011—2019年,英文检索年限设定为1997—2019年,收集文献基本保证能涵盖从FMS研发之初到现在为止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其中出现的争议问题。 2 FMS的应用得分情况
通过梳理文献,笔者把文献中的实验样本划分为专业运动员、业余运动员、公职人员和未成年学生4类。专业运动员指国家队运动员、省队运动员、获得健将称号者或职业体育俱乐部运动员,业余运动员指大学生运动员和每周有固定运动时间的人,公职人员主要包括消防员、警察、军人,未成年学生指18岁以下的在校学习且非校运动队成员的学生。
2.1 专业运动员应用情况
专业运动员的FMS应用情况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健康组被试得分大于伤病组被试得分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健康组被试平均得分高于损伤风险临界值的比例远大于伤病组被试,伤病组被试最低得分低于健康组被试[7-12],这些结果都表明FMS能够作为筛查伤病的有效工具。2)得分低于损伤风险临界值的人数比例超过50%[7-8,13-14],虽然有2项研究[9,15]显示得分在损伤风险临界值以上的人数过半,但样本量均小于30人,可以认为运动员几乎都存在动作模式缺陷现象,可能是由长期专项训练和训练负荷过大导致的。3)职业运动员的平均得分分布范围较大,在12~18分[7-9,12-17],原因也是以往研究反复提及的,应针对不同情况、不同样本制定适用的评价标准,而不应采用單一的评价方法。虽然研究已取得以上较为一致的结论,但观点分歧同样存在。
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FMS在损伤筛查中的作用,而不同的研究又出现了更多细节上的区别。例如潘迎旭等[14]的研究特别指出,排球运动员一般都存在身体疼痛问题,而疼痛对损伤风险的提示作用基本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可;是否仅因为运动员属于高损伤人群,且损伤程度通常较严重,才导致FMS筛查效度更好?这也是此工具应用于非运动员人群之后需要验证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FMS得分与竞技能力相关性存在2种实验现象:竞技能力越高,FMS得分越低[14];竞技能力越高,FMS得分越高[13]。会有这样争议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竞技能力越高,比赛、训练时间也越多,出现损伤几率增加;但在健康状态下,他们反而会是高得分人群,换而言之,运动员所处在不同时期可能会得出2种相悖结论。最后,各项目的运动员动作模式得分最高和最低项目都不一致,表明运动员身体各部位功能强弱因所从事运动项目而有所区别。这也引出近年关于FMS研究的主题之一,各研究对象是否应该遵从同一评价标准,还是应针对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适用标准。
2.2 业余运动员应用情况
我国的此类人群总体处于高损伤风险状态[18],虽然他们的训练负荷没有专业运动员大,但认知与专业知识的局限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易受伤人群;而国外大学生运动员总体得分较高[19],这也可能受益于其运动技能培养模式。再者,此类人群备赛期与竞赛期FMS得分差别较大[20],得分14分与15分样本损伤风险未见显著区别[19],BMI是影响FMS得分的重要因素[21],FMS得分与其余测试(BESS)得分一致性不高[22],FMS得分情况与运动能力未见相关[23]。因国外研究多以业余运动员为研究被试,所有上述结论多由外文文献所得。综合这些结论来看,国外关于FMS的研究主要关注其效度问题,但并不局限于此工具是否可用,而是更进一步探讨FMS在何种情况下评估结果更为准确,哪些因素会影响评估结果,与其余测试工具相结合是否能互证准确性等。这也表示有关FMS的研究已朝着各种限定条件下的适用性方向发展。
2.3 公职人员应用情况
此类人群因其从事工作的特性,多数人具有伤病和动作模式问题。虽然职业有所不同,但FMS评估的结果共性却相当多。首先,公职人员都存在较大的损伤风险,得分特点表现出高分不高,低分很低的现象[24]。其次,从事职业年限越久,得分越低,且处于损伤风险临界值以下的可能性越高[25]。原因可能在于骨密度的下降和骨关节磨损修复能力的下降,例如从25岁开始人体肌肉质量、力量、耐力、有氧能力及柔韧性都开始下降。再次,女性在柔韧性、灵活性相关测试项目上的分数优于男性,而男性在稳定性得分方面显著高于女性,但总分未见显著差异[26],这可能是由于人在成年后,性别不同导致身体功能发展的方向不同。所以,此类人群存在高损伤风险,原因主要在于职业特性与生理功能退化,男性测试与女性测试低分项目不一致,可能遭受的主要损伤不相同。另外,有2个现象值得一提;1)关于FMS测试子项目得分上,即使从事职业相同,但人种不同,可能呈现的结果也不一样[24,26];2)尚未确定以往损伤史对得分有无影响。虽然受过伤的被试得分基本都低于未受伤的被试,但部分研究在统计上未见显著差异[27]。
2.4 未成年学生应用情况
在未成年学生中,我国FMS研究通常与身体素质测试相联系,并认为总体上身体素质测试结果与FMS评估结果显著相关,但部分测试的子项目相关性不强[28]。原因可能在于FMS测试内容由基础动作模式构成,而体质测试各项内容也都会涉及这些动作模式,但仍应进一步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另外,小学阶段男生与女生身体素质普遍呈现“女强男弱”的现象,到了初中阶段有所转变,男生身体素质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9],这种情况符合人体正常发育的过程。有学者还提到学生时期过度肥胖会对其身体素质造成负向影响[30],这类非正常生理发育现象影响身体素质的情况值得研究者重视与反思。
3 FMS国内外研究进展
3.1 FMS国内研究进展
FMS在我国经过8年的应用实践与理论探索,使用效果得到较好认可,但也存在不少争议:1)FMS的评估结果与被试的运动能力是否相关。有部分学者持反对观点,例如丁明露[12]对空手道国家队队员进行筛查发现,评估结果与运动成绩之间并无关联,而运动成绩又是运动能力的直接体现;但陈翀等[13]对U17足球运动员进行的筛查结果显示,FMS可以作为评判足球运动员竞技能力水平的指标之一。通过对纳入的中文文献进行归纳,认同测试者的FMS评估得分与其运动能力直接相关[13,17,31]的文献数量与否定此观点的文献数量基本接近[14-15,32],但近年文献多支持否定观点。造成学者们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各研究内容不相同,例如项目属性、样本量、样本运动水平等;所以,FMS评估结果与运动能力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探索。2)FMS作为一种评估工具,并没有客观对照标准,信效度是否具有说服力。造成这种争论的原因在于它的评分结果来自评价人员的主观评估,且评分对照标准本身具有模糊性,评估人员资质与工作经验对评价结果影响较大[33]。有学者运用统计方法得出,新手与经验丰富的评分者仅在旋转稳定性动作项目的评分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余动作评分较为一致[33]。到目前为止,有关FMS信效度争议的结果是,评估人员经过良好的培训与进行超过100次的实践评估之后,对被试做出的评分结果稳定且准确。3)14分的损伤风险临界值是否合理。14分的损伤风险临界值来源于国外的早期研究[11],然而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不同类型的被试都参照14分这一个评价标准进行评估并不准确。徐建武等[7]认为,优秀专业运动员的损伤风险临界值为17分比较合理。进一步对职业运动员的研究发现,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应有不同的损伤风险临界值,例如橄榄球运动员可能为14.5分[34],击剑运动员可能为15分[9],乒乓球运动员可能为12分[8],以便更准确地评估损伤风险。虽然上述都是以运动员为被试得出的结论,但依然能表明FMS需要进一步精确不同类型测试人员的风险临界值对照标准,这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4)FMS评分与体质测试结果具有显著一致性,但2种工具作为人的身体素质评估方法,各自适用的情况尚未见详细的阐述。尽管FMS和体质测试分别针对身体动作姿势质量与身体素质进行评估[35],且身体动作姿势质量并不等同于身体素质,并相互不可替代,文献中固然已对其关系进行了理论解释[28],但往后还需实证研究进一步明确。以上4点是FMS引进我国至今存在较大争议的几个方面,其中信效度已有明确的结果[36-37];而FMS评估结果与运动能力相关性、FMS损伤风险临界值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FMS与体质测试之间的关联仍有待实证研究进一步明确。 另外,我国学者对FMS的研究主要是在运动员应用方面,具体指是否与运动能力相关、合理的损伤风险临界值2个主题,其内容关键词多是“身体功能”[9,17,32,34]“运动能力”[15,38-39]“损伤筛查(效度)”[10,13-14,16,40-41]“风险临界值”[7-8]“BMI”[12]等。综合来看,得到以下4个结论:1)FMS可以作为制定训练计划的辅助手段。各运动项目有不同的专项素质要求,特定技术动作会造成运动员身体结构不对称或肌肉发展不平衡,长此以往会对竞技能力突破产生影响[10,14];因此,根据FMS评估结果进行矫正动作模式的练习可以促进身体素质的发展,有助于运动员竞技能力的提高。2)FMS能够检测受伤运动员的恢复情况[42]。运动员受伤后身体动作能力会显著下降[17,34],利用FMS评估受伤运动员经恢复后是否还存在代偿动作来判断康复情况,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状态才会施展出最优的动作。3)FMS能较好地预测运动损伤[33]。经过7个基础动作模式测试,能够发现被试动作薄弱环节。运动员可能因为比赛中的强度负荷过大而导致技术动作完成质量不佳,影响比赛发挥,严重时还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4)14分的损伤风险临界值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早期探索时并未对研究对象情况进行详细划分,例如是否存在运动损伤史和健康组与非健康组[8]等条件,且以14分为损伤风险临界值时ROC曲线显示敏感性较低,漏诊情况较多[7]。综上,FMS在职业运动员应用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虽然以运动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有问题急待解决。例如:何种条件下运动能力会与FMS评估结果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损伤风险临界值针对不同类型人群制定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可以归纳出不同类型人群的损伤风险临界值;同作为人体测量评价工具的体质测试与FMS之间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且2种工具如何区分使用。
3.2 FMS国外研究进展
梳理近3年的外文文献可以发现,国外有关FMS的研究在2个方面有所突破:1)被试有无损伤史对其评分结果是否存在影响。这一点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近年的研究中Conley等[43]认为,被试的损伤史不会对FMS评分造成影响,而Slodownik等[44]认为被试有无损伤史对评分有显著影响,但加上了损伤须在1年以内的限定条件。得出以上2种观点的原因,可能在于是否对被试者损伤史年限进行区分,样本损伤经历在1年以内的研究都显示出损伤史对FMS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影响[44-45];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损伤史作为FMS被试的前置条件也许应进一步详细到损伤经历发生的年限。2)FMS是否是一个有效预测损伤的方法。其实,只讨论FMS是否有效并不恰当,更准确的是应该探究FMS在什么条件下更为准确和哪些部分的可信度不足。研究显示,如果有FMS得分极低的被试[46],处于备赛期[20]或被试在测试时出现疼痛[47]等情况,FMS预测损伤风险的准确性更高;而运动员处于比赛期间[20]、被试为学生运动员或普通成年人[48]、依照对称性不足做出的预测[49]、对被试非接触性损伤的预测[50]等情况下,FMS都不能较准確地预测损伤。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被试的疲劳状况[51]、BMI情况[21]及运动员的竞技水平[52]都会影响评估结果。这些都说明现阶段对于FMS的信效度研究已不再聚焦于此方法是否可用,而是进一步确定在何种条件下,FMS的评估更为准确、有效。当前,有关FMS预测损伤条件的研究进入到更高水平,进行评估时的具体条件更加明确,适用范围更加清晰;但其余部分的研究进展较为缓慢,尤其是在评估结果所能代表的延伸含义方面。
虽然明确了进行测试时的条件以达到精确评估结果的目的,但结果所能代表的延伸含义(除伤病预测之外的功能评价能力)依然模糊。首先,被试者FMS得分与其运动能力之间是否有较强的相关性。支持它们之间有强相关的研究最主要的依据是FMS评分低的被试运动时会存在动作限制[19,53],而持反对观点的研究者则认为FMS得分仅呈现出与个别运动项目能力显著相关的关系[54]或仅与身体素质有关[55-56]。这些都不足以确定FMS评分高,运动能力就强,只能表明得分高的被试可能有较好的运动能力基础。另外,有一定数量的研究将FMS与其他测试方法结合评估身体素质,而2种测试方式结果不一致时的结论也让人困惑。以上方面近年虽有确切的实证研究,但从宏观角度来看,仍未能进一步明确此方法与运动能力的相关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FMS得分同运动能力相关的研究中,仍有多个方面有待探讨。例如,国外研究中被试多为学生运动员,生活方式高度相似,而不同类型人群生活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FMS的适用性不同。将以学生运动员为研究对象的结论直接推广到其余人群中,显然并不恰当,这也是近年国外研究中不足的地方。另外,有研究仍直接应用14分的损伤风险临界值作为客观标准[57-58]。原因可能在于,虽然以往有反驳14分损伤风险临界值的观点[59],却未能提出更具有说服力的新阈值来取代它。
4 结束语
目前,FMS的推广普及水平已较高,在应用实践与理论探索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延伸出伤病恢复指导和运动能力判断等功能。虽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依然需要审视当前情况与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1)国内外的研究中被试的类型均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运动员。从推广应用的角度而言,往后的研究中,被试应多招募学生、公职人员、老年人等,为这些基数较大且急需准确评估身体素质的人群确定降低损伤风险的有效方法。
2)各类人群身体素质总体评价情况不容乐观,内在原因除了不合理的运动训练之外,还有过度肥胖、久坐等因素。这些都是FMS对各类人群评分时应该引起重视的因素,而评价只是认知手段,更重要的目的是根据评价结果制定干预方案。
3)无论何种工具方法,在预测损伤时都会存在不确定性与误诊率,这并不是FMS以14分为损伤风险临界值才导致的误差。今后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如何反驳14分作为阈值的不合理性,而更应探索各种情况下FMS的客观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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