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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的“反骨”

作者:未知

  摘要:作为时代深刻变革与文学理论运行轨迹异变的见证与表征,互文性将文学与现实、思想与表征、意义与实践等理论批评的核心问题进行重新定位,将作品与文本、作者意图与意义呈现、意义生成与读者重写等一系列问题置于叩问的前台。
  关键词:互文性;变革性;意义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27-0099-02
  互文性尽管与法国的“五月革命”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互文性的变革性并非仅仅体现于现实革命的意图,互文性将文学与现实、思想与表征、意义与实践等理论批评的核心问题进行重新定位,将作品与文本、作者意图与意义呈现、意义生成与读者重写等一系列问题置于叩问的前台。
  一、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
  韦勒克提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野。这一划分却不能涵盖“互文性”。互文性既适用于文学研究,具有诗学形态,又关注文本与他文本(历史/社会/主体)的关联与转换,意识形态特征明显。互文性是兼具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注重社会范式研究的文学理论。
  罗兰·巴特在与雷蒙·皮卡尔的著名论争剑指法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性,巴特指出:“这里所谈的语言,即被确认为有‘明晰性的法语’,……并使人相信法语的‘逻辑’就是绝对的逻辑。”统治阶级制造了法语明晰性的神话,语言监督机构“以神谕的记载、教会的宣判去抵御外来(语言)的入侵”,阻止新词、新义的产生。巴特意识到打破法语语言上的禁忌既是知识阶层的战争,也是社会革命。巴特与克里斯蒂娃对先锋文学倍加推崇,原因正是由于其语言背后所蕴藏的颠覆传统文学、革命社会的力量。巴特提出“新”批评要通过“改变分类,变化语言”来策动革命,巴特提出将作家与批评家统一在书写中,凸显语言的双重功能:批评功能和诗学功能,主张“把单一的意义演为多元意义,把封闭的作品化为开放的作品”[1]。克里斯蒂娃強调:革命发生在生成文本与现象文本之间的“零时刻”。“把言语从这种压抑性的话语中解放出来。”[2]克氏通过写作使世界革命化”。[3]
  克里斯蒂娃与巴特充当理论的先锋,与马拉美、索莱尔斯等人的先锋创作遥相呼应,打破语言的规范与禁忌,将变革、颠覆的逻辑引入实践。这些积极的革命性实践活动本身就是颠覆社会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推进并见证着社会文化秩序的变革。
  二、归心与离心
  互文性是文本的特性。文本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作品中心地位的消解。互文性正是消解这一中心地位的变革力量,我们称之为离心。互文性之前的文学研究围绕着作品、作者这一中心展开。作品中心论蕴含着这样的逻辑:作品具有确定性的意义,意义是作者的天才创造。因此,作家生平、主题、人物的考察,社会环境对作品内容形式影响的探究都最终指向作者——作品这一中心。“互文性在文学观念史上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它提出了文本之间的互相影响,而是使文本世界消除了中心,颠覆了‘文学’。这一概念固有的价值和等级秩序,进一步杀死了‘作品’,确立了文本的地位。”[4]互文性确立的文本“呈星形裂开,……将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整体块料……均离散开来”。巴特将文本视为洋葱,没有相对于果皮的核心。终极意义并不存在,只存在片段的、碎片的意义。文本拆解了作为自足整体的作品,将其作为材料置入无限的文本空间,“其效果并不是整一化和统一化,相反却是散裂和离心化”。在《S/Z》中,巴特通过五种代码在文本中的运作,打破作品的整一,形成解释的扩散。此外,与结构主义从成千上万的叙事中抽取一个结构的“归心”相反,互文性以穿透语言为旨归,不是自绝于封闭的语言结构中去寻找能涵盖所有作品的规则的所谓真理,而是在立体的文本空间中通过先在文本、周围文本以及后来文本的沟通对话实现与社会、历史的沟通往来。互文性使研究由文本语言内部延伸至文本之外的空间,进入到了“人类精神发展史的研究”[5]。
  三、阅读与写作的同一
  巴特终其一生都在推进其对“写作”的思考。在其互文性实践的典范之作《S/Z》中,巴特对写作有了新的思考,即取消写作与阅读的边界,将阅读与写作合一。巴特指出,“取消(至少是减弱)写作与阅读之间的距离,……将两者一起联系在同一表达过程”。[6]
  依据“及物写作”与“不及物写作”两种写作方式,巴特进一步区分了两种文本与两类读者。与“可读文本”对应的是消费性读者,这类读者与写作过程分离,只能被动地接受作者在文本中呈现的固定意义。与之对应的“可写文本”则邀请读者以“重写”的方式进入文本,参与写作,共同创造文本的意义。这类读者称为生产性读者。“可写文本”召唤读者的主动参与,“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它驱使我们提出‘谁完成了作品?’”[7]。文本的统一性不在作者,而在读者,读者成为“构成写作的所有引文刻在其上而未失去任何引文的空间”[8]。经由读者的“重写”,文本的意义不再是固定的、唯一的,而是多重的、流动的,时刻准备被再次重写,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生产状态。
  巴特将阅读与写作同一的新写作观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写作观与文本观,开启了文学理论发展的新方向。作者写作的创造性不复存在,代之以读者、批评家的能动性、与生产性。
  四、渊源批评与互文性“易位”
  克里斯蒂娃与巴特曾将互文性与渊源批评进行澄清,一是因为后者也涉及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但二者在观念上有着质的区别,需要说明以正视听;二是强调互文性对影响的颠覆与超越。二者的区分是整个人文社会领域“断裂”的分野,这也是互文性出场的前提与意义所在。
  互文性与渊源批评的研究旨趣不同。渊源批评作为一种实证主义研究,注重对事实材料的考据,以探查前后文本的可证实的承继关系为旨归,关注影响的线性路径,强调意义与作者意图的同一性与确定性。克里斯蒂娃为了与之相区分,特以“易位”加以说明,“既然这一术语(互文性)常常被理解为平庸意义上的‘渊源批评’(study of sources),那么我们宁愿使用易位(transposition)这一术语,因为其更能准确说明从一个意指系统向另一个意指系统的转移需要重新整合文本——重新阐释和确定指示位置”。[9]显然,克里斯蒂娃更在意文本间交互整合的过程及其引发的文本的相关变化。她关注的是一个或多个能指体系如何介入新文本,导致文本体系的崩溃和重组,又是怎样塑造文本,引发了文本陈述与指示位置的变化从而形成意义的转移和新意的产生。   互文性与渊源批评在研究范围、研究途径的殊异导致了意义生成与认知的差异。渊源批评考察前后两个文本的承接关系,即使是考察一个文本对多个文本的借鉴,其研究范围也是可以确定的。而互文性的研究范围则远远超出了可确定的范围,甚至将无名格式和无意识引语都涵盖其中。正如巴特所说:“互文文本是无名格式和无意识引语或自动引语的总场域、无名格式的源起很少能搞清,而引语被引用时也不加引号。”[10]渊源批评强调引语的最初使用,由此探查意义的源头。互文性作为“断裂”的产物,与再现式的观念诀别,不再在意意义的源头,认为引语只是在场域中的一再重写。其意义与效果不再仅依据于时间在先的源头意义上的先在文本,而是依据与先在文本、当下周围的文本以及未来的文本的整合与重写。历史与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由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写就的,是不断生成的,始終向未知的时间与空间打开。
  互文性的变革性既体现在对传统文学观念桎梏的反抗,又表征为对既有规约、常识和所谓“真理”的质询。互文性的反叛质询不是为了消解精神的维度而是为了审视乃至重构精神空间,这恐怕才是互文性变革性力量的真正要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法]罗兰·巴特批评与真实[M].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21,49.
  [2]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218.
  [3][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56-457.
  [4]钱翰.论两种截然不同的互文性[J].学术论坛,2015,(2).
  [5][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J].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3,(5).
  [6][法]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J].文艺理论研究,1988,(05).
  [7][美]布莱恩·沃利斯.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对表现的反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6.
  [8][法]罗兰·巴特.作者之死[A]//林泰,译.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512.
  [9]Julia Kristeva,translated by Margaret,Waller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59-60.
  [10][法]罗兰·巴特.文本理论[A]//史忠义,译.史忠义,户思社,叶舒宪,主编.风格研究文本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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