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卞之争”引发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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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谭卞之争”是21世纪初卞祖善和谭盾因音乐观念和对音乐的理解不同而产生思想碰撞的结果。卞祖善是古典音乐的继承者，而谭盾的音乐则极具想象力与创造力，两位不同音乐风格的学者相互探讨势必产生“观念之争”。那么就这场“观念之争”引发的问题值得人们思考：音乐究竟为谁服务？音乐的形式是否有标准？谭盾的音乐形式具有何种艺术价值？文章沿此路径进行阐述。
关键词：“谭卞之争”;音乐观念;思考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知识分子中就已涌现不同学派，出现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各种学术流派自由争论，互相批评，形成“百家争鸣”。所以在不同时期，政见也好，学术也好，出现派别之争实属正常现象，“谭卞之争”也不例外。卞祖善先生和谭盾先生音乐观点不同，众人皆知，只不过因为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这栏节目运用媒体的力量为这场“观念之争”推波助澜，才引起轰动。笔者就这场“音乐观念之争”，谈谈几点思考。
一、音乐的服务对象是谁？
从音乐的起源来看，人们在劳动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创造了音乐，产生中国最早的民间歌曲——“劳动号子”。德国经济学者布赫在《劳动与节奏》中说过：“音乐起源于在原始社会的集体劳动中，他们为了求得统一及效率所产生的节奏而创造了音乐。”
从社会发展过程来看，音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奴隶制或封建社会，音乐被统治者用于治理国家。孔子在春秋时期提出的礼、乐、书等“六艺”，就把乐放在第二位，可见音乐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欧洲18世纪以前，众多音乐大师留下的丰富音乐遗产大多是为宗教服务。
从人的情感来谈，音乐是人们为抒发情感而产生的，与人的心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张寒晖目睹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创作了《松花江上》。勃拉姆斯为了倾吐少年维特式的爱和痛苦创作了《c小调钢琴四重奏》。
古今中外的音乐史家对音乐的产生进行各种研究、归纳不同见解，囊括人类社会的一切宗教、情感、劳动等现象，都证实了音乐的产生离不开人的需要，不论其产生是何种具体原因，它的服务对象都是人。所以，不管何种音乐，只要有人欣赏、认同，它就有存在的价值，这也是对人本身的尊重。
二、音乐的形式是什么？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制定音乐标准或对音樂形象的描述，说音乐必须是哪种材料发出的声音，必须是哪一种节奏，或必须是哪一种形式。创新与求索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是全人类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正因为人类的创新与求索精神，我国古代才会有四大发明，瓦特才能发明蒸汽机，贝尔才能发明电话等等，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音乐的形式也是如此，从曾侯乙墓的编钟，从相和大曲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清商乐，到歌舞大曲，再到京剧，音乐形式不断变化，这些不断变化的音乐形式无论是否流传或延续至今，我们都必须承认，它们是存在于我们民族音乐发展过程中的，正是这些过程推动了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创新，为我们民族音乐留下宝贵财富。谭盾的这种新型音乐形式为我们民族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新突破和挑战，单从推动事物的发展层面来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于这种音乐形式是否能像上面所述的那些过程一样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需要交给时间去验证。
三、以《地图》为例谈谭盾音乐
（一）从艺术形成来谈
谭盾从小接触大量湘西民间音乐，对它们有切身的体会，笔者认为这是他创作音乐的根。谭盾后到美国深造，学习欧洲作曲技法，他每一部成熟的作品都将其运用其中。这让人想到李亦园先生对费孝通先生的评价。他认为像陈寅恪、顾颉刚他们那样学术研究，没有办法提出一套可以供全世界学者了解的人们如何相处的理论，而费孝通先生能提出“差序格局”的想法，是一个有了一番国外经历和西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对自己民族的看法和理论。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费先生并不满足于西学的训练，而是能从西学的功底中去重新去理解并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因如此，他对问题的看法总是比其他人站得更高。在这里，并不是要拿谭盾去跟费孝通先生比较，而是要以李亦园先生的观点去看待谭盾的音乐，正因为谭盾既受中国传统音乐的耳濡目染，又接受西方作曲技法的训练，所以才能站在新的角度，让中国传统音乐以新的方式返璞归真，形成新的艺术形式。
（二）从艺术价值来谈
《地图》是谭盾到湘西凤凰古镇采风，融合了现代音乐创作与传统民俗文化的作品，他的这部作品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整部作品分为九章，每一章都以当地民俗为主题，介绍不同的民俗文化。有人说，谭盾挑战了中国传统音乐，是传统音乐的叛逆者。而换种角度思考，他只是挑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形式，从音乐的本质来讲，他却是个彻彻底底的传统音乐追寻者。他的音乐形式千变万化，可他的音乐内容却没有离开过中国民族文化，他把音乐的根深深地扎在了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地图》的演出现场就搭在凤凰古镇的小河之畔，映衬着周边的民俗建筑，美轮美奂，如果不看《地图》，很多人是不会知道“吹木叶”“飞歌”“打溜子”这些民间音乐形式和民俗活动的。正是因为这种新型的音乐形式以及其影响力，谭盾和他的团队让世界观众知道了凤凰古城，知道中国的“傩戏与哭唱”，知道中国的这些民族文化，未来还可能有一批人因为《地图》来寻找和体验这种文化，笔者认为这就已经体现了它的艺术价值了。至于音乐是不是一定要让耳朵“怀孕”，与民族文化传播与传承相比，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毕竟从音乐起源来看，音乐产生的最初目的也并不是让人陶冶情操的。
（三）从艺术传承来谈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这跟我们谈人的平等是同一道理，文化的流逝与传承与文化享有人的意识以及文明程度有很大关系，也受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所影响。很多人第一次听《地图》时，因为不了解地方民俗，觉得晦涩难懂。但现场的湘西观众纵使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音乐形式，也会产生共鸣，因为它表现的是他们耳濡目染、切身体会的文化。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可是当下，不要谈这样的瑰宝是否能被世界人民接受，就连在国内京剧如何继承和发展都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下功夫让全民有充分了解国粹的机会，何谈艺术的理解，何谈艺术的传承？所以，不论《地图》中所表现的音响是否悦耳，都不能否认，它为我们了解这些地方的民俗文化、艺术形式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并为它们的传承起到了铺垫作用。
（四）从艺术欣赏来谈
单从欣赏的角度来看，很多人无法欣赏这种声响，这可能就是谭盾的音乐形式引起争议的原因。卞祖善先生认为现代音乐的作曲家应该是古典音乐的继承者，批评了谭盾的“一切声音都是音乐”的观点。在笔者看来，音乐没有对错，就像孔子“礼乐”与墨子的“非乐”思想一样，只是观念不同，最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也只是统治者的需要而已。这样音乐形式发出的音响也许有许多人欣赏不了（当然，肯定有人在欣赏，不然也不会有乐评去赞扬他，有观众去拥护他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视觉冲击远高于听觉。
四、结语
“谭卞之争”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这场学术之争呈现在了电视媒体上，当下这么多的学术研讨与学术批评也没见引起多少人关注，所以可以说，媒体的介入使这场平常的观念分歧事件掀起高潮。当然，卞祖善先生的尖锐批评和谭盾先生的拂袖而去也为这场之争增添“亮点”，那么人与人的沟通相处的问题在这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费孝通先提到“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以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共同问题。笔者仔细研读后发现，这个概念最终要解决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从小看解决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往大了看解决处理各种不同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发展做出贡献。费先生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这种“推己及人”的文化就是一种包容的文化，一种和平共处的文化，也是这种文化为中国乃至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定了基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不可否认学术之争、学术批评为中国学术发展起到推进作用，但方式方法也很重要，在学术观点上要据理力争，在沟通交流上还是要体现学者包容的大家风范。另外，我们观众，尤其是中国观众，也要遵循“有容乃大”原则，以包容的心正确看待这场学术之争，不要恶意去揣摩谭盾临走前说的“不在一个水平上”是不是谭盾在攻击卞祖善学术水平，这只是表达“观念不同”这层含义而已。
作者简介： 朱文青，扬州大学音乐学院201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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