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研究:文献综述与展望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松庆

　　摘要：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是近年研究的新方向。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与城市等级体系的关系、影响因素、与制造业互动的空间布局差异、研究方法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展望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的可能方向和趋势。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
　　空间布局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 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5－0016-07
　　
　　面对全球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趋势，服务业不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而纵观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经济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服务业的重中之重和发展的突破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作用、对经济与就业增长的贡献、与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关联等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相对已较成熟。基于地理学视角探讨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是近年研究的新方向，但该类研究刚起步，还很薄弱。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与城市等级体系的关系、空间布局影响因素、与制造业互动的空间布局差异、研究方法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展望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的可能方向和趋势。
　　
　　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与城市等级体系
　　
　　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也称“生产者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虽然仍存在不少差异，但对其内涵基本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即从服务对象、服务功能和基本属性来阐释其内涵，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面向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提供用作中间投入性质的服务产品的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与城市等级体系有着密切联系。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市场范围的大小与它们所布局城市在城市等级序列中的排位是相对应的，不同级别与支配力的城市对应不同档次与实力的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由此，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布局上会形成一个非均衡状态的中心地等级模式。在这个问题上，Sassen认为，全球城市最重要特点是具有发达的生产服务业，拥有全球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中心，支持着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且是生产、创新和市场的集中所在地。纽约、东京、伦敦等“全球城市”的功能和特色，便在于提供利于企业全球运作的服务，占据全球经济中生产服务方面的支配地位。Sassen进一步提出，在全球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主导性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的可分性改变了全球城市产业结构，发达国家的城市通过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从而避免了制造业转移而产生的所谓空心。Bailly研究发现，高级生产性服务业(APS，AdvancedProducer Services)主要集中在全球城市，如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这些城市通过多级城市体系来使得APS活动扩张，总部功能和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或邻近于主要的城市核心附近，而将区位市场留给了较小城市(分支厂家和小公司)。Harrington研究也发现，高等级城市提供的是更为专业的服务功能，而较低级城市提供的主要是常规性的服务功能。Beyers对美国大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研究表明，1985年有90％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业集中在大都市区，占总就业的83％。Illeris通过区位商和就业比重等指标，研究了1991年北欧各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70％以上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各国首都，只有首都和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区区位商大于1。Marshall等人对英国1971－1987年的调查也发现，生产服务业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增长较快，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增长较慢。
　　我国学者段杰、阎小培也指出，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阎小培、钟韵等从全国、珠三角、广州和香港几个不同区域层面展开的分析中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其所在城市的等级序列相关。城市等级越高，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越高。中心城市在地域城市体系中等级最高，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在该地区也最高。
　　当然，有些学者如Gillespie也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逆大都市化趋势。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更多研究认为，对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面对面地交流依然重要，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市集聚的态势并没有削弱；相反，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大都市集聚，以增强其管理、控制和技术创新的能力。Daniels(1985)也指出，虽然面对面联系方式在减少，但许多其它因素(如传统的威望等人为因素，以及劳动力、工资和房价等经济发展因素)仍然导致生产服务业办公场所依然集聚在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CBD)。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向城市聚集的趋势，且城市的等级越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越高。
　　
　　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学者纷纷展开对其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研究和探讨。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首位度，即生产者服务业易于向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较好、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地区集聚。Daniels认为，生产者服务对技术、专业知识和人才的需求和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等，决定了其向易于满足这些条件的都市中心集中。Coffey＆Polese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布局大都市区是由其面向客户的重要性以及可以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易达性增强及业务量增加等优势所决定的。对生产性服务需求较大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与客户同在一个城市可以增加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增进双方的了解。而且，服务越复杂，专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支撑。Coffey＆Bailly从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特征出发，指出生产者服务业产品具有非标准化、易于取得外部资源(生产要素)、临近市场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或者说优势，只有在都市中心区才能得以发挥。Michalaket进一步完善了生产者服务业在都市中心区所具备的优势特征：接近消费者；易于获得市场、生产者、竞争者信息；接近互补性行业；交通优势；专业技术人员的集中地区；临近企业总部。唐珏岚从有利于信息获取与创新、降低企业成本和人才获取三个方面概括了生产性服务业在国际大都市集聚的优势，得出大城市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在地的结论。Gad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分布

在中心城市和都市区内沿，但具体生产性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空间集中与分散则与其自身的经济活动规律相关，其中银行、金融保险、法律咨询等行业具有明显的中心城市集聚特征，而技术服务、数据处理等行业呈广域分散模式。
　　Illeris、Shearmur等学者分析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在空间上呈现的不同分布模式，是由于其区位选择因子的不同侧重导致的。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Harington认为是可能顾客的当前区位、多样劳动力的成本和可获取两个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间相互作用，受服务业生产技术及其市场结构、大容量的远程通讯依赖的调节。总体而言，由于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企业具有知识密集性的特征，其空间布局主要考虑与接近相关(接近顾客、同行和外部信息)、与易达性相关(如交通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等)和与环境相关(如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等准成本或非成本型因素，有别于制造企业选址较多考虑劳动力成本、交通运输、自然条件、土地价格、原材料和政府税金等成本驱动型因素。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企业对信息具有高度依赖和需求，信息的核心属性是它的空间属性，而接近性就成为获取信息的关键。生产性服务业办公楼布局集聚的趋势是因为人与人的接触的自然需要和信息的不确定性决定的，法律、广告、会计服务更多地集中于城市中心，形成CBD区。尽管商务服务业没有必要在空间上接近它的顾客，但是这些商务服务业之间本身需要在空间上接近。
　　同时，Marshall等人发现，公司内部等级关系也是影响生产服务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公司总部及其许多行政管理、研究和开发功能布局于大都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给分散的分支机构提供服务。分支机构则分散于各个不同地区以服务当地市场，其选址更多地考虑便宜的租金、特定的劳动力市场、良好的环境以及空间扩张的可能性等条件。此外，生产性服务企业不同区位模式还与它们之间的交易强度相关。Illeris认为，那些不复杂的能够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活动会在空间布局上趋于分散――向城市郊区或边缘地带分布，而那些复杂的不能实现标准化的服务交易则会选择集聚的布局模式――集中分布于大城市以取得地理优势。
　　在国内，张文忠从经济区位论角度出发，研究了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特征及服务业布局的理论依据，认为提供日常服务活动的服务业布局尽量接近消费者，提供服务性需求和具有事务所性质的服务业一般布局在都市区，公共性服务业受行政制约较大，但公平性和效率性应是布局的主要因素。宁越敏以上海为例，分析了转型期城市生产服务业和办公楼区位的分布特点，得出影响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的因素。阎小培、姚一民研究发现广州办公活动空间分布特征与西方国家大都市办公活动空间分布不同，同时还发现政策是形成广州办公活动空间布局的关键，西方区位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赵群毅、谢从朴通过问卷调查和企业访谈方法研究北京都市区主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决策，认为除了市场因素外，优惠政策、办事效率等政府力量也存在十分重要的影响，指出引入西方区位理论时应进行适当修正。陈殷、李金勇以分析一般产业区位理论和服务业区位理论为出发点，对生产性服务业区位模式进行了一般性概括，并从范围经济、生产性服务业固有特点、技术进步和跨国企业内部等级关系四个方面分析了区位的影响机制，认为集聚因素在生产性服务企业区位模式中扮演主导作用。赵群毅等对北京的服务业空间结构、空间变动进行研究，指出北京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结构较为复杂，整体上处于空间集聚阶段，近郊区内沿为快速增长的核心区域，中心城区增长速度缓慢，但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散特征。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即主要与接近相关(接近顾客、同行和外部信息)、与易达性相关(如交通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等)、与环境相关(如社会文化环境、市场环境)、与交易强度和优惠政策等有关。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空间布局
　　
　　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是基于制造业的社会分工、在产业链上的不断衍生而产生的，是由于原附属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服务活动外部化的结果，而这又是市场竞争加剧下制造业提升价值、创造优势的需要，有必要从产业互动视角探究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之间的关联性。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空间布局特征，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布局上集聚。Coffey和Bailly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不集聚的地区，不太可能支撑新兴工业的扩张、创新和(或)就业率的增长。薛立敏等研究指出，台湾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服务于制造业，随着台湾制造业向外投资，这些生产者服务业也随之扩大服务地域范围。Andersson利用就业率数据分析后指出，生产性服务分布是制造业分布的函数；反之，制造业分布也是生产性服务分布的函数。这种空间互动效应主要基于两者之间的“客户一供应商”关系，即制造业需要在较近的空间距离中充分利用生产者服务的投入。Raff和Ruhr基于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的FDI通常都追随制造业FDI。朱有为、张向阳认为从企业层面看，国际产业协同转移的微观体现就是国际制造商与服务商的共同转移行为以及在东道国运营过程中的互动与合作关系。魏江、朱海燕研究发现，浙江集群企业为摆脱资源和能力限制，往往求助于集群外部临近区域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黄永兴、刘莉利用我国地区资料对生产者服务业与工业集聚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程度与工业聚集存在一定相关性，但相关程度因服务业不同而不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业、房地产业与产业集聚联系紧密，但金融业发展与地区产业集聚程度间并不存在紧密关系。沈玉芳、刘曙华从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出发，分析得出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优化过程中将形成具有极强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与现代制造业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与区域发展格局相适应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结构。
　　二是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布局上分离。Bhagwati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地理邻近性被削弱，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业)的可交易性增强。李正图认为，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分离趋势――制造业以物流为主要载体，现代服务业以人流为主要载体，在城市土地和房屋租赁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制造业呈现向城郊转移的趋势，而现代服务业则呈现在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高春亮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可分性改变了世界城市产业结构。Sassen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并不必然集中在制造业周围，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满足金融和商业

流通的需要，并不以制造业为中心，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并非地域上相互依赖。Noyelle、Stan－back认为从区域层面看，生产性服务业有着与制造业不同的空间布局动力机制，随着制造业进入以“新产业空间”为特征的制造业综合体，生产性服务业仍然集中在大都市区，其中许多还是传统的工业腹地。Daniels研究表明，虽然很多服务与商品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服务活动与商品生产具有地理临近性，制造业的集聚性并不能用来较好地解释服务的地域性。刘志彪进一步指出，接近生产者服务业这个因素可以解释制造业区位，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接近生产者服务业的弹性小于非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接近生产者服务业的弹性；但接近制造业并非是一个在统计上可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的显著因素，因为生产者服务通常又是其它服务业生产的中间投入。江静、刘志彪对商务成本的构成即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一定区域内，随着商务成本提高，对交易成本较敏感的生产者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而对要素成本较敏感的制造业分布在中心城市外围地区，形成区域内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定位效应。Macpherson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纽约州中小企业使用外部生产性服务显著增加，互联网对外包模式的影响，使制造企业增大了异地服务采购，选择的地理范围已扩大到国际范围。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布局上的集聚与扩散的两种观点看似矛盾，实则是内在统一的。被研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项重要影响因素。通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布局上趋向于分离。而生产性服务业的类型及发展程度是另一项重要影响因素，如广告、市场调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会与制造业在区位上分离，但技术服务、设计、R&D则在区位上与制造业集聚。
　　
　　四、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方法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制造业空间布局研究中借鉴而来的。产业的空间布局研究，最主要的是探讨产业的地理集中与分散。国内外判定产业地理集中的方法很多，目前在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研究中运用的方法主要有4种。
　　区位基尼系数。区位基尼系数由基尼系数演化而来，取值范围在O到1之间，用于测量产业集中与分散，是衡量产业在空间上发展均衡与否的指标。区位基尼系数越接近于1，说明该行业的空间布局越集中。宋玉婧测算了河北省六大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数，结果表明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分布上未形成显著集聚趋势，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属于相对分散型行业，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属于比较分散型行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属于高度分散型行业。郑雪姣测算了安徽省七大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基尼系数，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科学研究、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属于比较集中型行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属于比较分散型行业。
　　区位熵。区位熵也称专门化率，用于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相对专业化程度。运用区位熵法，Illeris研究了1991年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70％以上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在各国首都；程大中、黄雯等测算了中国服务业的地区分布和专业化水平；李学鑫、苗长虹测度了中原城市群产业分工；宋玉婧和郑雪姣分别测算了河北省、安徽省各城市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生产性服务内部各行业的区位熵，运用ARCGIS软件直观展示了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空间分布和等级发展水平，描述了生产性服务内部各行业的空间集聚程度。
　　EG指数。EG指数是将产业组织的差异情况考虑进去，综合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赫芬达指数的结果衡量产业的空间集聚结构。Ellison、刘惠敏利用EG指数分别研究了美国制造业、北京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地理集中情况。
　　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度量来衡量某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整体分布状态及关联程度，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度量来衡量一个区域单元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工具，国内学者用来测定某一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在空间分布上的集聚程度和关联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赵群毅、周一星实证分析了北京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并提炼出了北京都市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特征和结构模式；邱灵分析了北京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各自和二者加和的空间分布状态，结果表明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且综合技术服务业比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更为显著；胡丹对北京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综合技术服务业、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行业在空间分布上都存在显著的集聚性，且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制造业；制造业与配套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在空间分布上同样存在显著集聚性，且制造业与邻近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高于生产性服务业与邻近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上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方法中，除了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其它方法大多只是对产业的空间分布集聚程度进行指标上的衡量，很难将数据指标可视化，无法直观显示出行业间空间相关程度及产业的空间结构。空间分布自相关分析将产业经济指标数据空间化，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测算出社会经济现象的空间集聚程度，展示出空间结构特征，揭示空间相互作用机制。空间分布自相关分析实现了数据指标分析与地理空间展示的有机融合，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空间结构特征的反映更形象、更直观，在今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空间结构分析中应用会逐渐增多。
　　
　　五、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的趋势与展望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国内外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已初步形成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对今后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更深入的研究富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然而，由于该领域的研究历史还不长，一些方面难免还存在局限和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探索与挖掘。
　　第一，基于制造业互动视角的生产性服务空间布局研究有待加强，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考虑到生产性服务正是由于原附属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服务活动外部化的结果，其发展既是服务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的表现，也是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需要，探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有必要从制造业互动视角来研究。已有学者关注到这点，如刘志彪指出，生产服务业发展不能脱离制造业基础，只有以制造业为基础并与制造业联动来推进才是可行的。因此，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与当地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有何联系与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二者的空间布局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演变呈现怎样的变化，如何实现二者空间布局的协同及合理化，探讨二者集群式互动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尤其是结合中国特殊体制背景和具体区域制造业布局的微观实证分析，是今后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结合城市与信息技术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将会得到加强。例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与城市规模及城市等级的相互影响、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扩散机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扩散模式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功能的影响等，将可能受到更多关注。
　　第三，在数据采集上，研究将由主要使用二手数据转向越来越多的实地调研、访谈，深入微观层面，探讨具体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行为，尤其是对国内外典型经济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研究，进而得出更具现实意义的结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总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研究将会进一步与制造业互动、与城市功能提升和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针对典型地域单元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的微观实证分析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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